赵勇在电脑前给记者介绍在赞比亚的情况。 记者　赵朝军　摄

　　■本报记者 杨海彤 通讯员 艾金保

　　正月初五，传统意义上的春节最后一天，记者在市第一人民医院家属院赵勇的家中见到他时，他的脸上已见不到在热带地区长时间生活所留下的痕迹。由于刚刚从老家商丘回来，一家人都感冒了，说起话来有些困难，但即便如此，赵勇还是生动地讲述了他两年的援外经历……

　　赵勇是我省的第13批援非医生

　　我国向非洲地区派遣援外医生，已经有30余年的历史。我省是从1974年开展这项工作的，按照国家有关部门的安排，我省的援外对象国是非洲的埃塞俄比亚、赞比亚和厄里特尼亚。从1974年算起，赵勇他们这批已是我省的第13批援非医生。

　　2004年，援非医生的报名通知下发到市第一人民医院后，37岁的眼科医生赵勇非常想报名参加，除了有响应国家号召的动机，赵勇也想丰富一下自己的阅历，毕竟到艰苦的地方工作更能锻炼人。但这一出去就是两年，这事儿需要征得家人的同意。

　　妻子李晓玉也在市第一人民医院工作，赵勇能否成行自然要先过妻子这一关。赵勇知道，自己一走，工作、家务、照料9岁的儿子对妻子来说压力有多大。但李晓玉考虑的不仅仅是自己的压力，还有非洲不稳定的社会状况、艾滋病的高发区等等，她更为丈夫的安全和身体担心。但出于对丈夫性格和事业的了解，李晓玉最终怀着十分矛盾的心情点了头。对于在商丘老家农村的赵勇的父母来说，儿子要出国工作是个喜出望外的消息，由于没人告诉他们儿子在国外面临的危险和困难，他们举双手赞成这事儿。于是，赵勇如愿地报了名，并顺利地通过了先期的考试和之后的培训。

　　2004年11月，在即将出发前，赵勇回到老家看望父母。当时父母非常高兴，精神也很好，可赵勇说啥也没想到，当时父母有件重大事情瞒着他，他更想不到，这是他和母亲所见的最后一面……

　　2005年1月28日，赵勇和我省其他援非医生赶到了北京（其中我市8名）。次日，经过26个小时的飞行，他们来到了目的地赞比亚。赵勇和另外4名医生被分到了赞比亚最南部的省会城市利文斯顿。

　　接诊病人60%是艾滋病患者

　　利文斯顿位于赞比亚的最南端，和津巴布韦交界，著名的维多利亚大瀑布就在这里。初到利文斯顿，虽然对非洲的贫穷落后有一定的思想准备，但利文斯顿的真实情况和身为省会城市之间的反差，还是让赵勇吃惊不小。整个利文斯顿只有一栋五层楼的建筑，其余的全都是平房，就其建筑水平而言，比我们的许多乡镇还要差上一些。

　　赵勇他们援助的医院，是利文斯顿的省立医院。医院的规模不小，有500余个床位，可医院内赞比亚本国的医生只有5名，而这5名医生中竟然还包括该省卫生厅的厅长——厅长在公干之余经常到医院坐诊。除了我国派去的医生外，医院还聘请了6名乌克兰医生，这些乌克兰医生在当地收入是最高的，月薪在3000美金至4000美金。赞比亚医生的缺乏程度由此可见一斑。

　　赵勇所在的眼科，仅有他这一名医生，医院给他配备了几名护士就开诊了。护士除了配合医生的工作外，还有一项重要的工作——当翻译。赞比亚的官方语言是英语，但会英语的都是受过正规教育的人，当地老百姓说的是当地的部族语言，而赞比亚有70多个部族，也就有70多种部族语言，所以就诊的时候，护士就成了医生和患者间的翻译。

　　赞比亚的医院用药是免费的，但病人必须由低级医院向高一级医院一级一级往上转，他所在的医院是不直接接诊病人的，但让赵勇想不到的是，就连他所在的眼科，接诊的病人也有60%是艾滋病患者。

　　赵勇说，出国前他一直没有和艾滋病人直接接触过，所以开始的时候，当艾滋病人拿着特制的蓝色诊断单前来就诊时，他还是有一点紧张的，但后来随着接诊病人的不断增加，紧张心理也就去除了。再后来，对艾滋病患者他一眼就可认出——即使拿的不是蓝色诊断单，只要眼部有小肿瘤的，一诊断，准是艾滋病患者。

　　赵勇介绍，艾滋病在当地泛滥，除了落后的医疗卫生条件外，和当地的风俗和混乱的性关系有关。一夫多妻在当地是合法的，只要有能力，你娶多少个老婆都没关系。不仅如此，当地人的性观念非常开放，甚至可以说随便。女孩一般在14岁左右就开始生小孩，中学里的女学生生孩子并不少见，而且不少女生已经有一个孩子甚至几个孩子了，却还没有结婚（赵勇说，因此各个医院里妇产科都是最忙的）。一个人有多个性伴侣在他们那里是很正常的事情，赵勇曾问过一个做了妈妈的女护士为何不结婚，这个护士的回答非常简单：“孩子的父亲无力抚养孩子。”

　　无序的性行为，为艾滋病的传播提供了温床，而当地人防护意识却非常差——赞比亚的公共场所都提供有数量充足的安全套，可当地人却极少去取用，如此，这里成为艾滋病的高发区就不足为奇了。

　　融入当地人的生活很难

　　医生在赞比亚是个受人尊重的职业，而中国的医生又是属于无偿援助的性质，所以，赵勇他们在那里是非常受人尊重和欢迎的，无论是见到中国医生还是遇到他们乘坐的车辆，当地人都会热情地打招呼，并一路绿灯，但赵勇坦言，要想和当地人打成一片、融入他们的生活，却是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难以融入当地人的生活，并非仅是语言的障碍，而是生活的方方面面。赵勇说，当地人的生活节奏非常慢，时间观念非常差，他们医院的当地医生，除非有预约的手术，否则从没人准时上班。和当地人打交道时，你向对方询问一件事情完成的时间时，对方的回答永远是“tomorrow”（明天）。有次赵勇到一家电器修理部修理一件家用电器，问啥时来取，对方回答“tomorrow”，第二天去时，对方仍说“tomorrow”，后来在当地人的点拨下，赵勇跟着修理人员的屁股催，一会儿的工夫电器就修理好了。

　　中国人和当地人的饮食习惯也有很大的差别。赞比亚属热带草原性气候，每年的11月至来年的二三月是那里的雨季，也是农作物的种植和收获期，当地的主要农作物是玉米，所以当地人主要以吃玉米面为主。他们的主食是一种半生不熟的稠玉米面糊糊，就这一般人也不敢敞开了吃，大部分人一天只吃两顿饭。由于农副业极不发达，农副产品非常贵，一个苹果卖2000克瓦查（500克瓦查相当于1元人民币），一根西芹15000克瓦查。当地有家中餐馆，里面的饺子也论个卖，一个饺子1500克瓦查。护士在当地属收入较高的人群，可一个月的工资也就40万克瓦查。而当地人没有节约的习惯，计划性也很差，工资一发就大吃大喝，十天八天工资就用完了，所以周围的人手里总是紧巴巴的。赵勇说，你要是单独上街买食物、果品，屁股后面能跟着许多向你要食物的，有次赵勇在买香蕉时，甚至卖香蕉的人都和赵勇商量能否将买的香蕉送给他一个。

　　赵勇告诉我们，和非洲的其他经常发生内战的国家比，赞比亚的局势要稳定得多，但社会治安并不好。由于解决温饱还是该国的当务之急，所以抢劫富有人员的案件非常多。赵勇他们在那里虽然每月只有100美元的生活费，但在当地人的眼中，他们已经属于富有阶层了，所以单独外出是有危险的，这样就更增加了他们融入当地人生活圈子的难度。好在工作之余，他们可以收到中央电视台4套的节目，同时还可借助互联网和家人取得联系，这些解除了他们许多的思乡之苦。

　　母亲的永别是赵勇心中永远的痛

　　从2005年1月28日离家，到2007年1月29日回家，整整两年的时间，赵勇和洛阳的其他医生圆满地完成了援非任务。赵勇说，当他回国之后，在北京下了飞机看到五星红旗时，感到两年里自己所经历的一切困难、所付出的一切心血都是值得的，他为自己能成为援非医疗队中的一员而感到骄傲和自豪。但在这骄傲和自豪中，赵勇的内心深处，还有一份深深的遗憾和不安。2004年11月赵勇回商丘老家和父母告别时，母亲的身体已严重不适，但为了怕儿子分心，二老隐瞒了这个消息。就在赵勇出国前的半个月，他的母亲病情更严重了，出于同样的考虑，他们把这个消息仍然瞒着赵勇。

　　2005年1月28日是赵勇离家赴京集中的日子，那天，妻子李晓玉到车站送完赵勇回家后，赵勇的父亲才打来电话告诉她妈妈急需住院的消息。等李晓玉将婆婆接来，核磁共振检查的结果表明，赵勇的妈妈已是肺癌晚期，癌细胞已经扩散，失去了手术治疗的机会。在赵勇父母的坚持下，李晓玉没有及时把这个消息告诉丈夫，而是替丈夫在婆婆的病床前尽着孝。是年6月，赵勇的母亲永远地走了。

　　办完了婆婆的丧事，李晓玉还是没勇气把这个消息告诉丈夫。一直等过了3个多月后，她才在互联网上把这个消息一点一点地透露给丈夫。但当丈夫完全得知这个消息后，不仅不再和她在互联网上聊天，而且对她打过去的国际长途电话也不接，那几天的时间，可把李晓玉吓坏了。而远在万里之外的赵勇也陷入了深深的痛苦之中，那种痛苦和自责，使赵勇的头发大把大把地往下掉，他怨父母不该把这个消息瞒着自己，更怨妻子没有把消息及时告诉自己，不然自己还有可能从北京赶回去……

　　回国之后，赵勇马上赶回了老家，趴在母亲的坟上大哭一场。但即便如此，没能在母亲最后的日子里尽一个儿子的义务，这种遗憾还是深深地埋藏在赵勇的心里，即使在记者采访时，提起这些事情时，这个年近四十的中年汉子还是泪流满面。

　　“这可能就是古话所说的忠孝不能两全。”这是采访那天赵勇对记者所说的最后一句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