绞尽脑汁挤破脑袋，能给一个有钱单位建办公楼是我的幸运。

　　从理论上讲，几百万的工程我确实赚了不少钱。问题是工程已经交付使用多时了，竣工结算却一拖再拖，成本回收尚差一大截，更不用说利润了。看表面人们都叫我大老板，哪知道年头岁尾我其实就是东躲西藏的杨白劳。

　　这些天，我把熟悉的讨债电话号码列入了黑名单，设置了呼入限制。我接听陌生电话的时候，如果对方问我在哪里，我一律说在外地出差，说不清楚什么时候回来；如果对方提及要钱，我一律说正在开会，以后再说，就匆匆挂机。

　　尽管防范严密，手下的民工仍然有几次逮住了我。他们一见我的影子，就呼啦一下把我围得水泄不通。民工们叫嚷着工资受法律保护，挥动着拳头不让我走。幸好我有所准备，及时拨打了110，在警察的帮助下方才脱身。

　　在城里头“地下活动”都不安全了，左思右想，我悄悄地回到了乡下老家。

　　身在乡下的我，不停地打电话，八方求援，好话说尽，但收效甚微。

　　正当我一筹莫展之时，工程发包单位的一把手李局长主动打来电话，叫我下星期一去单位领工程款。我高兴得差点蹦起来，感动得差点流泪，一连说了几十个谢谢。

　　盼星星盼月亮，终于盼到了星期一早上，我精神抖擞地哼着小调去找李局长。门卫满脸疑惑地问我今天是啥日子，来办事的人这么多这么早？

　　我一阵惊愕，果不其然，还没到局长办公室，就看到有不少人围在门前。相互一打听，原来都是来结账的，有酒店宾馆的，有歌厅茶房的，有超市商场的……都是局长几天前就通知来的。

　　上班时间过了很久，始终没有看到李局长的身影。翘首期盼中，局办公室主任气喘吁吁地跑来，说局长病了，昨晚就住进了医院。他说：“很抱歉没有及时通知大家。局长一直惦记着今天的事儿，他叫我给各位传个话，如果找他办事的人来了，病房就是他的临时办公室。”

　　主任的话犹如一个炸雷，我心慌起来，这么多人去医院，暗中一个赛一个，我总不能空着手去吧？

　　席维涌＼文     选自二○○七年二月五日《南充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