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往事，老两口甜蜜地笑了。 蔡进发轻松地洗衣服。

　　本报记者 孟国庆 李喆 文／图

　　从集市街鸟市到家是４０步、从中州东路到家是１５０步、从家门口到厨房是５步……这就是老城区集市街社区盲人夫妇蔡进发和杨宝芹日常的生活足迹。从１９７４年结婚至今３３年，他俩靠自己的双手建起了自己的家，养大了一双儿女。他们的生活虽说平淡，却充满温馨。

　　“人生最大的幸福是什么？是天天都有笑声。”这是蔡进发说的最多的一句话。

　　春节前的一次送温暖活动，让我们结识了这对幸福的盲人夫妇。

　　“我们和正常人一样生活”

　　２月２８日，我们来到蔡进发夫妇家。这是一个老式的三居室住宅，进门是一个短过道，客厅和两间卧室一字排开。屋里的家具不多，一个长条沙发占据了客厅入口约１／３位置，旁边是一张写字桌，上面放着一台电视机和一套音响。蔡进发说，电视机是孩子们用的，老两口平时就用音响听听广播。

　　尽管是三楼，但在高楼林立的市中心区，屋内还是显得有些暗。为了方便我们，蔡进发老人快速走到客厅一角，伸手就打开了日光灯开关，利索劲儿简直不像一个盲人。

　　“你们今天来得真巧——要不是外面下雨，平常这个时候，我没啥事就出门转了。”刚一坐下，64岁的蔡进发便打开了话匣子：“我喜欢出去，如果天天在家里窝着，真能把人憋出毛病来。”蔡进发告诉我们，他平时出去，一般都是到一些“同行”家中串门儿——“同行”，是盲人相互之间经常使用的称呼。

　　蔡进发是个坐不住的人。和我们聊天的时候，他还不时起身做些家务。只见他走到客厅里的洗衣机前，一只手扶着墙，一只手摸索着把电源插头插进插座。接着，他穿过客厅与厨房间的玻璃门，到厨房接水往洗衣机里倒，当盆里的水快接满时，蔡进发及时腾出手拧紧水龙头，端着盆回到洗衣机前，用左手的无名指和小指探到洗衣机的边，把水倒了进去。随后，他又从厨房拿来洗衣粉，抓了两小把投进洗衣机后又把它放回原处，然后回到洗衣机前洗衣服。做完这些，前后不超过１分钟，而且在这个过程中，水几乎没有一滴洒在路上或洗衣机外。

　　当时钟报１２点的时候，蔡进发老人从背后摸出一条围裙，动作麻利地围上——他准备做午饭了。只见他从灶台边的菜篮里拿出一棵洗过的白菜，迅速切起来，不到１分钟，半棵白菜就切好了，白菜切得又细又匀。

　　“这是自己家，住了多年了，东西在哪里心里都有数。”蔡进发笑着打消了我们的好奇。

　　“虽然我们看不见，但我们的生活其实和正常人一样。”杨宝芹说，“如果连这些都做不好，怎么成家过日子啊。”

　　有情人成眷属

　　回忆起和妻子相见、相恋，直至成家的过程，蔡进发的脸上迸发出幸福的笑容：“这都是缘分啊！”

　　蔡进发的家在南关，杨宝芹家住西关坛角。对正常人来说，这段距离并不远，但是对两个盲人来说，这是两个相隔千里的世界。蔡进发３岁时因病误服了药物致盲。１９５９年，１６岁的蔡进发到市丝钉厂工作，１９６４年因故离开该厂。回家后，蔡进发到涧西区小李村一家盲人按摩医院学习按摩技术。而因同样原因致盲的杨宝芹却一直养在闺中，很少出门。两个人生活在各自的生活圈里。

　　１９７２年春天，蔡进发在谷水与人合伙开了一家盲人按摩诊所。一名“同行”提出让蔡进发帮忙给自己半身不遂的父亲治病，蔡进发欣然答应。

　　经过近一个月的按摩治疗，“同行”的父亲身体大有起色，“同行”非常高兴，知道蔡进发还没有媳妇，他主动提出要给蔡进发介绍个对象。蔡进发以为是对方表示谢意的说辞，也没放在心上。

　　不料一个月之后，“同行”真的给蔡进发介绍了一个姑娘，这姑娘就是杨宝芹。听了介绍，蔡进发觉得这姑娘不错，就答应见面了。

　　相亲安排在蔡进发家中。尽管彼此看不到对方，但同样长年在黑暗中生活的经历，反而让他们无需更多地互相试探和追问。两个人独处时，蔡进发悄悄地问杨宝芹：“跟我结婚你愿意不？”顿了一会儿，他听到杨宝芹轻声回应：“愿意。”

　　两人的恋爱关系就这么定下来了。在恋爱两年后，１９７４年冬天，蔡进发和杨宝芹在家人的操持下结婚了。

　　“我掌柜对我好着哩”

　　婚后，两个盲人开始摸索着，小心翼翼地融入对方的生活。

　　蔡进发对自己的妻子非常关心。杨宝芹刚嫁过来时，对家里环境不熟悉，因此不敢随便走动，怕磕着碰着。细心的蔡进发就拉着妻子的手，扎扎实实地在家里转了两天，让杨宝芹摸摸凳子放在什么地方，多次感觉门槛有多高，在丈夫的帮助下，杨宝芹很快适应了这个新环境。

　　结婚了，再像以前那样由家里人接济就说不过去了。蔡进发会按摩技术，就在家给一些慕名而来的人按摩，一次收3角钱。照说这样生活也应该不错的，可不少熟人按摩完后，不给钱就走了，蔡进发和杨宝芹也不好意思问人家要，因为当时大家都不富裕。

　　两年后，他们的女儿出生了，蔡进发靠按摩挣的钱就不够用了。他背起包袱，做起了小生意，卖的都是些针头线脑的日用品。蔡进发白天四处赶集会，甚至远到渑池、义马、三门峡等地。他白天几乎不在家，晚上很晚才能回来，女儿几乎不认识自己的父亲了，不让蔡进发抱。

　　每当蔡进发赚到钱回来的时候，夫妻俩就拿出一个脸盆，把包袱里的硬币呼啦一下全倒在里面，然后坐在一起，细数着他们的“收成”，摸索着把分值一样的硬币拢到一起，小心地用纸包起来收好。每到此时，夫妻俩就特别开心。

　　一天晚上，蔡进发和往常一样赶会回来了。他悄悄地把已经睡下的杨宝芹叫起来，塞给她拳头大的一疙瘩东西，说是给家里带了点驴肉回来，他先切了一块儿让她尝尝。平时，全家也只有过年才能吃顿肉啊。撕了片驴肉塞到嘴里，杨宝芹的眼泪不知不觉地顺着脸颊流了下来。最终，杨宝芹只吃了那一片驴肉，剩下的都留到第二天，全家一起吃了。

　　当１９７９年有第二个孩子的时候，蔡进发夫妇已经搬到南通街单过了。他们在街上一个大杂院里租了一间不足１４平方米的房子，房子附近没有水井，院子里也没有下水道，用水、倒水都要到很远的地方，他们克服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使孩子得以健康成长。

　　１９８４年，蔡进发夫妇在老城开了个杂货店，杨宝芹一边带孩子，一边还要看店，每天都累得腰酸背痛。同样忙了一天，累得不行的蔡进发总是给妻子做做按摩。回忆起这些，杨宝芹忍不住夸丈夫：“我家掌柜对我好着哩！”

　　杨宝芹说，他们夫妻俩几乎没吵过架：“能过到一起就不容易了，还有啥好吵的？”

　　这时，我们看到了一根立在门边的探路棍。两个盲人，怎么只有一根探路棍？53岁的杨宝芹说：“我出门的时候拉着我家掌柜的衣服和胳膊就行了，他就是我的探路棍。”

　　“生活中常有人帮助我们”

　　如今，蔡进发夫妇的两个孩子都已经长大，各自成家了，他们也不再做生意了，偶尔有人来找他按摩，他就给按摩治疗一下，适当收取些费用，没有人找的时候，要么出外转悠，要么一起在家听听广播。

　　“现在人们素质提高了，也比以前和谐了。”经常在家听广播，蔡进发知道不少流行语。蔡进发所说的和谐，是指社会对残疾人的尊重。他说，现在出门没人在背后指着他们叫瞎子，而且很多人乐于帮助他们：在车站等车，就有人问坐几路车，车来以后对方还会通知他们；上车后，有人给让座；到站后，有人提醒下车；就是下了车以后，也总会有一起下车的人问他们去哪儿，如果顺路的话还会带他们一程……“虽说我们总是强调自立，但没有别人的帮助，我们会遇到更多的困难。”蔡进发说。

　　蔡进发喜欢人多，也喜欢听到笑声。于是，好热闹的蔡进发觉得不但要“走出去”，还要“请进来”。从２０００年起，每年３月８日前后，他就会组织老城区附近的“同行”到他家聚会一次。聚会那天，家里的人少则七八个，多则二三十个，有的唱戏，有的聊天，热闹整整一天。

　　“今年的聚会过几天就要开始了，欢迎你们也来参加！”蔡进发夫妇热情地向我们发出邀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