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的台湾影坛，演员们除了中影训练班之外，几乎没有培训的环境。我在中学时和干爹参加过一些聚会，曾经和林雁、林玑两位明星合过照，除此之外再没接触过国语影坛的任何一个人。从小到大我看的都是洋片，国语片里印象最深的是《梁山伯与祝英台》。小时候和爸爸到处游山玩水，曾经高唱过片中的黄梅调，感觉国语片里的演员和外国影片里的演员好像是两个不同时代的人。

　　任性倔强的我，第一部戏就跟导演杠上了，为的是女主角死亡的那场戏到底该不该眨眼睛的问题。当时导演的构想是：武本大夫染上疟疾的妻子最后从轿子上摔下来，武本把妻子抱在怀里，妻子为了安慰丈夫，咽气之前应该做出两人初识时的那个眨眼的动作，然后再气绝身亡。我当时的观点则是，即便是现代感的古装剧，主角人物也得有眨眼的心理动机才对。如果我是一个在轿子上颠了大半夜、已经气如游丝的垂死病人，我想我是不可能有心情和丈夫眨个眼之后才气绝身亡的。我们从清晨三四点钟一直僵持到日出，虽然戏拍完后我们仍旧是好友，但是我“不敬业”、“不听话”之名从此不胫而走。

　　春天到了，沙妈妈和沙芃到台湾来看我们全家，老叔、干爹和干妈也都在场。表面上看来，这门充满着社会性的婚事似乎投射了各得其所的希望，谁也没料到未来会有变化。

　　暑假到了，我戴了一副超大型的太阳眼镜，在父母陪同下前往东京，住进老叔的家，经历了此生第一次的文化震撼。

　　老婶是一位日本传统女性，一切以丈夫、儿子为重。她对独生爱子的宠溺，令我领略了耳闻已久的日本现象。从小到大，母亲一向不准我进厨房，不过她并不是宠我，而是怕我进了厨房打破东西，越帮越忙。我也乐得清闲，以君子远庖厨为借口，来合理化自己不愿打理生活琐事的懒惰。

　　但日本女性是从小就要做家事的，老叔的儿子对我也有这样的预期心理，当他发现我竟然连做做样子也不会时，便开始非常看不顺眼了。两个人语言不通，背景又如此不同，结果差一点没演出前大男人主义和前大女人主义的武斗。一门十分被看好的婚事，就这样不了了之。其实，我应该感谢这个小意外才是，否则，我真的不敢想自己会替这殷实的一家人制造出什么样的乱局来。

　　在这段时间，沙妈妈建议我到涩谷的十仁医院做双眼皮整形手术。

　　我曾经仔细看过《云深不知处》的毛片，赫然发现自己的东方媚眼在银幕上完全是标准的蒙古眼，不但浮肿，而且有一种近视加散光、长期眯着眼看人所形成的后果是显得有点邪门，带着一股色眯眯的感觉。摄影机的镜头是完全不讲人情的，我想像中的自己和银幕上的真相差了十万八千里。我眼睛看着毛片，人差点没钻到椅子底下。

　　我的父亲不是父权体制下的典型人物，母亲也不是典型的家庭主妇，因此我的基本教育与梦想里都没有传统角色的雏形。母亲曾在集体意识的催眠下无意识地幻想过：将来如果能嫁个外交官或政客，就算是最佳的出路和结果了。其实她应该清楚，要她的女儿每天穿戴整齐，坐的时候腰板挺直，椅子只坐三分，客人来了还得有能耐做出一桌子的满汉全席，大概不消多久，她就会寻短见或是以离婚收场。

　　我的神经系统需要一个可以放松、可以邋遢的外在之家；但我更需要一个不必向世人交代或求得赞许的内心之家。我心中向往的，其实还是波希米亚式的另类生活，而不是达官显要家中少奶奶式的生活。一个人，尤其是女人，若想在众说纷纭的影响下穿透种种的虚荣、投射、幻想与憧憬，充分地活出自我，可不是一朝一夕能达到的，这里面需要太多的诚实以及勇敢的叛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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