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没有结成，有人主张我回台湾，说像我这样不切实际的女孩，在冷酷的纽约一定无法存活一个月。我说我好不容易来了，一定要设法住上一年。

　　那时我突然想起父亲曾经对我说过，潘玉璞阿姨和他分手后单独一人前往美国念书，后来拿到了硕士学位，很顺利地考进了联合国。如果我有任何困难，找她一定能获得帮助。于是我决定到联合国探望这位素未谋面、曾经与父亲有过姻缘的长辈。

　　我的脑子里只记得Y.P.Pan几个缩写的英文姓名。我从联合国的大厅一路问到统计部，终于找到了主管室。一推开门，我还以为走错了房间——只见一张大型的西式办公桌旁，站着一位梳着髻、脸色蜡黄、一点儿妆也没上、穿着十分朴素的东方老太太。我问她是不是潘玉璞阿姨，她说没错，我说我是胡赓年在台湾的独生女儿，她愣了一下，接着很洒脱地对我说：“哦！原来胡赓年还有一个女儿啊！”

　　我完全感觉不到潘阿姨有任何对立或不自在，她很亲切地问我为什么来纽约。我告诉她事情的原委，她专心地听我说完话，若有所思地说：“你长得跟胡赓年真像！”

　　从那天起，我和潘阿姨便时常见面往来。有一回我到她家中作客，她请了一位当时看起来像是正在追求她的东北老先生一同和我们聚餐。那位长辈上下打量了我一番，品头论足地说道：“这孩子是水蛇腰！”我立刻捕捉到他对我爸爸的醋意。潘阿姨也感觉到了，悄悄地对我说：“你爸爸年轻时太帅了，所以我以后谁也看不上眼了。”我觉得她对我爸爸并没有任何残留的恨意，和我仿佛一家人似的。这位自力更生、独立在美国闯出一片天的改足派老太太令我十分佩服。我当时的感觉是，与其说是传统束缚了女人的发展，倒不如说是女人心中的恐惧裹住了自己的脚。

　　也许是童年的反常经验，也许是潜意识底层的无限性使然，小家庭的天伦之乐，总令我生起一股莫名的收缩感。走在街上看到夫妻俩推着婴儿车过街的画面，却让我觉得人本来是顶天立地的，知觉所及都是自己的世界，但是一组成小家庭，仿佛天地都不见了，只剩了二人小世界。

　　从纽约回到台湾，我发现《云深不知处》带给观众和媒体的印象仍然留有余温，一年前结识的一些新闻界友人又重新回头来找我，希望知道我在纽约的种种经历。

　　我当时早已把一头长发剪成了中国娃娃头，透过媒体的报道，我似乎助长了当年台湾服装界的中国热。随着年龄的增长和自我认识的深化，我愈来愈清楚，中国风最适合我的风格，不需要再追随已经技穷的西方设计师们一季一季地团团转。流行不过是一种心态上的除旧布新罢了，心态如果老旧陈腐，穿得再时髦也毫无新意。

　　中影公司从观众的反应中嗅到了我的潜力，决定和我签订基本演员合约。说实话，我当时仍然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演技，我想其他演员也不十分清楚，甚至导演、编剧都是半摸索半凭直觉地运转着他们的创造力。和凡事讲求方法的西方科技世界相比，台湾的电影从业人员可以算是天才了，因为在那么简陋的条件下，本地出品的影片竟然能霸占整个东南亚市场。

　　就创意而言，编剧是所有电影从业员中真正的创意人，演员和导演严格讲起来都是诠释者。然而当时台湾的编剧人才十分匮乏，除了张永祥之外就属琼瑶的作品最有销路了，其后果是每部片子看起来都大同小异，剧中人的对白与独白听起来总是似曾相识，连幕后的配音员都是那两三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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