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李敖第一次见面

　　和Don分手后，随着知名度的提升，我变成许多男人心目中虚拟的梦中情人，直到今日，都有人告诉我当年有多么为我着迷。然而这个由我、媒体和众人共同塑造出来的假象，却成了我的亲密关系中最具破坏性的第三者。这个完美的假象太容易引发人性中深埋的占有、嫉妒、不安全、恐惧、暴力、衡量和权力斗争；这个假象曾经令餐厅的侍者，用扁钻刺伤我身边的男友人，也曾经令4名陌生男子，围殴我的一位男友，“她”更是我的亲密关系中“绿帽恐惧症”的肇因。

　　我和李敖离婚之后，他写的书已经对我引不起任何兴趣，但为了细述我们之间的陈年往事，我还是去买了《李敖回忆录》。果然不出所料，他在书中仍然以一贯颠倒黑白的说话方式和精密的资料来合理化自己幼童般的生存欲望。到今天他都无法诚实面对自己的人格失调，令我不禁莞尔。

　　我和李敖第一次见面，是在1979年的9月15日，地点是萧孟能先生花园新城的家中。在这之前，“李敖”两个字对我而言，早已不陌生，不但不陌生，简直就是中国文人里面最令我崇拜的偶像，而且这股痴迷的崇拜是自小种下的。

　　当年李敖的父母住在台中一中的宿舍里，离我们存信巷的老家很近，我时常听表哥和母亲谈论李敖的奇闻逸事，譬如他不肯在父亲的丧礼中落泪，不愿依规矩行礼等等。当时我就想：不知道这怪人的庐山真面目，会是什么模样？此外，我时常看见李伯母穿着素净的长旗袍，头上梳着髻，手里拿着小手帕，低头深思着从长长的沟渠旁走过。母亲曾经低声对我说：“这就是李敖的母亲，她一定是去看电影，李敖在文章里提到过她妈妈喜欢看爱情文艺片。”后来听父亲说他和李敖的爸爸过去是同事，我感觉好像更熟悉了。

　　在萧家见到李敖的第一眼，我心里颇感意外。大学时读他的文章，主观上认定他应该是个桀骜不驯的自由派，没料到本人的气质完全是保守模样：白净的皮肤，中等身材，眼镜底下的眼神显得有些老实，鼻尖略带鹰钩，讲话的声音给人一种声带很短的感觉。他看到我们母女俩，还很规矩地鞠了一个90度的大躬。后来母亲告诉我，他那个躬鞠得怪吓人的，这个年代，已经没人行这么大的礼了。他的穿着很保守，两只手臂的比例稍短了些，手形也比一般男人小，整体看来带点阴柔的气质。当天晚上我穿了一件淡柠檬绿的棉质长袍，光着一双大脚，连拖鞋也没穿。李敖一整晚都盯着我的脚丫，我以为他在检查些什么，后来才从他嘴里得知他有足癖。他的身边站着他当时的女友刘会云，娇小细致的她看起来和李敖相当匹配。整个晚上我都很自在，这证明李敖和我并不是一见钟情，否则我不可能轻松得起来，男女之间的化学反应是颇令人紧张的。后来李敖送了我一本他的新书，书中他为我签下的那行字“正红旗下的梦游者”，令我不禁生起了一些遐想。

　　过了没多久，有一天李敖约我出来喝咖啡，我们谈到我在《工商日报》的专栏里为他写的那篇《特立独行的李敖》以及其他的琐事，我发现我们之间真正能产生共鸣的话题并不多。后来他带我到他金兰大厦的家见识一下10万册的藏书。他用深色木材沿着客厅的墙面做出一整片书架，地板用的也是深色木材，整体看来是个气质严肃的家，可墙上挂的，竟然是从《花花公子》杂志里剪下来的裸女照片，这样的组合令人感觉有点不搭调。我告诉他裸女照片看起来有点廉价，破坏了这个家的气质，他说这些照片和画像，都是他最得意的收藏品，已经伴随他多年了。我发现他是一个想怎么样就怎么样的人，别人发展出来的美学和设计理念与他无干，他关着门自有方圆。当他介绍浴室时，我看见他在浴缸旁装了一个电暖炉，我告诉他这个构想很仔细，冬天里洗澡出来感觉一定很舒服。进到卧室，抬头一看，天花板上竟然贴了一整面的镜子，又是一项出人意外的装潢，有点像《花花公子》的老板休·赫夫纳和某某文豪一起做出的室内设计。 　　文／胡因梦    未完待续        （版权所有 拒绝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