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发布限制外资购房的相关规定,外资炒房成为了人们关注的话题。其实,在中国近代史上,房地产市场风云变幻的背后从来就不缺少外资的身影,而在100多年前的上海,由犹太人组成的“炒房团”通过炒卖地皮房产,在短期内积聚了巨额财富,成为了中国乃至整个远东地区最富有的群体。
■旧上海成为犹太人的发财“天堂”
1840年鸦片战争后,上海作为对外开放的通商口岸,正式开埠。在随后的100多年里,随着列强纷纷在上海开设租界,上海成为西方“冒险家的乐园”。
不过,对于犹太人来说,近代的上海不仅是“乐园”,还是“天堂”。早在鸦片战争前后,就有许多巴格达的犹太人来到上海定居,形成了上海最早的犹太社区。仅在1933年至1941年,涌入上海滩的犹太难民就有约3万人,其中有2.5万人定居下来,并在上海形成了3个新的犹太人社区。虽说上海城远不如柏林、维也纳、华沙等欧洲名城漂亮整洁,但由于中国民众和政府对犹太人的友好态度,让上海成为了这些异乡来客心目中的“天堂”。
犹太人把上海当作“天堂”的另一个原因是,他们在这里实现了发家致富的梦想,涌现了一大批著名的“犹太大亨”。如沙逊集团的领袖沙逊,他的集团在民国时期经营的业务包括纺织、食品、建筑、金融等13个行业。嘉道理、安诺德、亚伯拉罕和所罗门等也是那个时代赫赫有名的大财主,而他们中最富有的则要数欧司·哈同了。
■从流浪汉到“远东首富”,哈同成为传奇房地产大亨
哈同发家的经历非常具有传奇色彩。1849年,哈同生于巴格达,他幼年生活很苦,靠拾破烂、捡煤块为生。后来,哈同随父母经印度辗转来到上海,替犹太老乡开办的沙逊洋行看大门。由于为人勤快、谦和,他很快升为“管事助手”,负责看守鸦片仓库。这可是一个肥差,利用这个职务,哈同大笔收取提货人的贿赂,加上平时省吃俭用,他很快就积攒了一笔财富,并用这些钱购买了一些零散的土地。
真正给哈同的事业带来巨大转机的是中法战争。1884年,中法战争爆发,中国军队在老将冯子材的率领下,接连挫败法国侵略军的攻势。这些胜利让中国人民欢欣鼓舞,上海的洋人却坐不住了,他们认为,中国打败法国后自然就会清理他们,于是纷纷逃离上海,上海的房价因此暴跌。哈同却认为这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在说服了妻子后,他联络了周围的一批犹太人低价收房。为筹集资金,他甚至把妻子的首饰也变卖了。
这是一场代价颇高的赌博,但是哈同赌赢了。由于清政府的腐败无能,中国在军事上节节胜利的情况下“不败而败”,与法国签订了《中法和约》。“洋大人”们又纷纷回到上海,“十里洋场”恢复了繁荣。哈同则名利双收,他购买的房产,也就是今天的南京东路一带,后来逐渐发展为上海的商业金融中心,在数年间地价上涨千倍以上。
由于哈同在关键时刻“不退缩”,维护秩序“有功”,1887年被聘请为“公共租界工部局董事”,并被人称为“远东首富”。
■结交各派政治势力,犹太“炒房团”在乱世中做大
其实,当时在上海的外国炒房团并不止哈同一家,即便在犹太人中,哈同也并不是最早的。19世纪70年代后期,犹太人开办的沙逊集团就将业务拓展到房地产业,成为沪上“房地产大王”。哈同集团之所以能后来居上,除了集团领袖哈同出色的判断能力外,还和他与当时中国政府高官的良好关系有关。
清末民初,哈同集团在乱世中一直不断发展,并且在中国各种政治力量中左右逢源。1909年,哈同的妻子罗迦陵曾前往天津,拜见隆裕太后的母亲,并被收为干女儿,隆裕太后还亲自赐名“福”字。辛亥革命后,北洋军阀在上海的3个护军使,都与哈同关系密切。另一方面,哈同也与革命党人建立了联系。1901年,罗迦陵结识了著名僧人黄宗仰,并请他为自己设计了爱俪园。1910年爱俪园在涌泉路(今南京西路)落成。经黄宗仰疏通,孙中山、蔡元培到过爱俪园,蔡锷将军曾在此养病,就连章太炎的婚礼也是在园中举行的。
哈同“炒房团”的另一个特点是看重长远利益,而不是仅仅盯着眼前的好处。哈同集团曾在河南路口到西藏路一带买了不少房产地产,但由于西藏路交通不便,上涨余地很小。此时,哈同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他向租界当局建议修筑马路,并自掏腰包60万两银子,雇人在他购买的地段铺设马路。马路修好以后,这一带的房价涨了10倍多。另外,哈同很早就在静安寺以东的郊野之地购买了300亩空地,购买时很多人都嗤之以鼻,认为不值。后来,由于英法美在上海的租界不断扩张,哈同集团的这300亩地也被征用,哈同他们又狠狠赚了一笔。
到20世纪30年代,哈同集团在上海的房产已超过沙逊集团,成为“炒房团”的龙头老大,哈同也成了上海名副其实的“地皮大王”,仅他一家就占有了上海最繁华地段南京路地产的44%,当时南京路两侧的大楼、里弄,凡是以“慈”字命名的,如慈淑大楼、慈裕里,都是哈同集团的产业。哈同要么在自己地皮上盖上房子,收取租金,要么干脆把地皮租给别人,坐享其成。到1931年哈同病逝时,该集团中光哈同自己的资产就有1.7亿元,其中包括460亩地、1300多栋房屋以及大量的金银财宝。
■投资慈善、文化事业,毁于家族内斗和日本侵华
哈同集团后期曾大力支持中国的文化和慈善事业。国学大师王国维就在爱俪园里常住,写出了几部很有价值的国学著作。从1910年开始,哈同等人创立免费的哈同大学,著名美术大师徐悲鸿就是其中一名学生。另外,他们还发起“工人识字运动”,开办了5所“工人进德义校”。1910年和1917年,江苏、河南等地发生水灾,哈同组建了“义赈会”,半个多月就筹集500多万元捐款。由于哈同夫妇没有儿女,他们收养了很多孤儿作为养子养女。虽然哈同集团的这些花费只是他们在中国所赚取利润的零头,但这些善举还是让人至今难忘,也在客观上加快了集团事业的发展。
然而,随着哈同在1931年死去,集团逐渐走上下坡路。哈同死后,留下的巨额财产让不少人垂涎三尺,哈同夫妇的养子女、管家、亲戚,甚至汪伪政权和日本侵略军都参加了争夺,哈同集团开始瓦解。更要命的是日军侵占上海后,大力排挤各国商人,征用哈同集团的房产。爱俪园被日军占领作为营地,园内建筑被破坏殆尽,到1945年,这个近代上海最豪华的私家园林仅剩几间洋房而已。哈同集团也随着爱俪园走向衰落。 (据新浪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