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胡因梦
十三
就在这个时候,李敖开始控告我伪造文书,我不得不上法庭面对与我毫不相干的官司。上法庭和李敖打官司又是另一种震撼,他颠倒黑白的狡辩能力,令我差一点对他行五体投地大礼拜。他为了抹黑我的人格,竟然印了书面声明分发给在场的各报记者,说我是索价一夜10万元台币的应召女郎(他知道当年我和宝哥在印尼登台的酬劳是一天10万元),所以我的证词不足以被采信。我在媒体上花边新闻颇多,但大部分记者都知道我是个只要爱情而不屑拿爱情换取金钱的浪漫派。后来李敖的声明,报上只字未登。
几年官司所累积的怨恨,像个钩子一样,紧紧地钩住了我和我心中的李敖。没多久法官宣判我无罪,然而,萧先生却在李敖“真凭实据”的攻势下节节败诉,锒铛入狱两次,第三次他决定不再奉陪演出这场荒谬剧,于是偕同妻子剑芬移民美国。每次有人提及李敖,他还是对李敖的才华赞不绝口,没有丝毫恨意,令剑芬觉得不可思议。李敖自己在那张长达十八英尺的真凭实据之下,也因侵占罪成立而锒铛入狱一次,但他在回忆录中,仍然把那次不名誉的牢狱之灾美化成“第二次政治犯入狱”。他深谙群众心理,在一切泛政治化的台湾,人心肤浅到只要是诉诸政治迫害,那股同仇敌忾的浑劲儿就会被激起,谁还管“真相新闻网”谈的到底是不是真相,爽就好了!
官司过后,我竟然一连三次在台北东区不同的地点碰到李敖。我走过去和他握手打招呼,心里有一种“从未发生过任何纠葛”的诡异感,好像他只是我初识的一名友人,彼此说了几句问候的话便径自上路去也。
然而,10多年后,当我的健康因剖腹产和畸胎瘤而坠入谷底时,李敖开始在他的电视节目和著作中不断地对我攻讦,令我不禁增生一分心理上的洞见——仇恨的背后永远有相反的情绪,好像他还是难以忘怀或仍然在恐惧着什么。我一直没机会让他理解我在这段因缘中的心理真相,这似乎是我对他的一种亏欠和未竟之责。人即使拥有再多无知的支持者,终场熄灯时面对的,仍然是孤独的自我以及试图自圆其说的挣扎罢了。
和李敖分手后,我遇到了我此生中唯一能让我体尝到“无欲之性”的男人,他也是我的一面镜子和真正的道友。
结束自囚后,我的精神状态和身体的能量都十分高昂,许久不见的友人重新相会,感觉特别热络。一个多月很快就过去了,停顿的时间感再度流动起来。某天我的好友马文引介了一个犹太男孩和我认识,他的名字叫Robert。
每当我统一自己的矛盾,决定全心全意地爱对方时,我胃部的那个硬结就松了,本来愁云惨雾的心情立刻变成天下无事的解脱状态。可我的显微镜总是能看到对方人格中的细菌,一旦看到这些东西,我的身份就从浪漫的情人转成了锐利的导师,接着就想掀开那些自欺、自大、自卑或自恋……
过去我曾经交往过非常不忠的男友,也交往过有潜力不忠实的男人,我自己则是基本上忠实而随时有潜力不忠。可我发现自己偶尔的不忠并不是出于真实的需要或吸引,几乎都是一种自保或企图平衡自己而先下手为强,其中还夹杂着错综的恐惧、嫉妒、竞争和自欺。我从替人解惑的经验中体会到,伴侣不忠和变心,是大多数男女一生中最深的隐忧。
经过一番省思,我发现Don和Robert都属于男人中少数具有心灵层次的异类。从世俗的角度来看他们绝不是有成就的人,但是从出世的角度来看他们却是比较上道的,是已经在转化自我的人。然而人最难的一件事还是出入世之间的均衡发展。过于入世的人往往脑满肠肥、感觉粗钝,对于生命深处的问题从未静虑过,但他们在俗世中的谋生本能、人际周旋和操控物质的能力,却是游刃有余的。过于出世的人则往往敏感得近乎神经质,宁愿耗尽所有的精力思考宇宙人生的大问题,费尽千辛万苦觅得一点精神上的神迹,也不愿把放在屋外的那把生锈的刀拿进来磨一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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