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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成武蒙难洛阳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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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年 4 月 12 日 星期    【打印】  
杨成武蒙难洛阳始末
“文革”期间,一代名将杨成武及家人曾在龙门香山寺生活居住了近两年。为了缅怀他,近日,龙门方面举办了“杨成武将军生平展”,将军的儿子杨东成来洛参加揭幕仪式。他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讲述了——

  往事不堪回首

  对于那段蒙难的岁月,我们一直不知该如何开口。

  谈及那段蒙难的日子,杨东成态度很明确:其实他不太想回忆那段苦难的岁月,但反过来想,他应该把当时失去自由后被关押在龙门香山寺的杨成武将军及其家人在此生活的真实情况告诉洛阳的百姓,毕竟那是一段特殊的历史。

  杨东成说,1968年3月,“林彪反党集团”一手炮制了“杨余傅事件”,父亲杨成武成为管制和批判的对象,全家人受到牵连同时失去自由。杨东成那时只有14岁,此事在他的心中打上了深深的烙印。

  杨东成回忆说,1968年3月22日晚上10时30分左右,“林办”(林彪办公室)的一个负责人和两个秘书来到他们家,说是受首长的委托来看望杨总长(杨成武当时是中央军委代总参谋长)。

  当时已经有不少老将蒙难,再加上“林办”的人晚上来访,杨东成的母亲赵志珍感觉不太妙,告知对方杨总长正在休息,并拒绝了对方要上楼看望杨成武的要求。对方立即回去向“首长”汇报。

  大约晚上12时,老虎(林立果)来了,也是来看望杨成武,同样被拒绝了。3月23日凌晨2点,林立果再次来到杨家说是要看望杨成武,确认杨成武在家后他匆匆离去。随后,杨家四周被全副武装的军人包围。后来,杨家人知道这是两个营的兵力。

  当晚,全家人被通知集中在客厅内,且不能四处走动。杨东成说,就是在这种氛围中,他们全家人在客厅里呆了一个星期,而父亲第二天就被通知到中央文革领导小组接受批判。

  3月29日,他们被告知,中央要为他们全家办学习班,要他们准备好生活用品和换洗衣服,随时听候命令出发。3月29日深夜,他们一家被全副武装的军人押解到北京西郊机场。3月30晚,除父亲和大姐外,他们一家人被军人押解上了飞机,谁也不知道将被带到哪儿去,只是下飞机时,他们才知道到了河南的郑州,当晚他们住在郑州的一家宾馆里。

  31日白天,全家人都呆在宾馆里,晚上又被带上汽车,4月1日凌晨到达了“文革”期间他们全家蒙难时的第一处住所,这处住所在哪里?当时他们不得而知。

  他们的生活住所就是龙门香山寺的“蒋宋别墅”。

  杨东成说:“3·31”留给他太深的记忆。中央文革领导小组把他父亲杨成武的专案组定为“3·31”,随后他知道,当时专案组直通北京的电话也是“331”。

  两个月后,经历了两个多月批斗后的杨成武将军从武汉被押解至此。父亲和家人在此“团聚”,虽然失去了自由,但大家都在一块儿,心里还是感到一丝快慰。年幼的杨东成和家人在此住了近两年。

  没有“阳光”的日子

  杨东成说,其实,1968年3月31日晚上,他们根本不知道自己到的地方是哪里。因为,当时奶奶、母亲、哥哥、姐姐、妹妹和他等人被安排在一个二层楼的第二层,他们一家11口住3个房间,房间的窗户都用木板严严实实地封了起来,木板还糊上了报纸。

  在随后的日子里,大家通过壁橱的缝隙看到对面的山上有石洞,有佛像。因为又在河南境内,家人估计应该是在洛阳的龙门石窟。

  杨东成说,他们当时的生活很艰苦,早上稀饭、粗粮馒头,中午、晚上吃红薯面窝窝头,这样一吃就是近两年。

  那时候,家人每天要做的事情就是学习。每天早上,先是专案组的人组织大家集中学习“毛选”一小时,接下来是大家自学,然后讨论;有时候是自学半天,讨论半天。

  杨东成说,在出事前两天,也就是1968年3月20日,他爷爷的丧事刚办完,两天后,他们全家就失去了自由。

  敬重父亲的高风亮节

  杨东成说,作为一名老革命,父亲始终坚信党,坚信毛主席的领导。在儿子的眼里,父亲毫无疑问是一位赫赫有名的将军,是一位伟人。

  在杨东成的眼里,父亲是一个爱学习的人。父亲从一个农民的儿子成长为中央军委的重要领导人,他深知自己肩上的重任,深知自己知识的匮乏,所以他从未中断过学习。被限制自由后,父亲除了学习讨论外,还得接受专案组成员的谈话,唯一能够学习的就是《人民日报》。

  虽然失去自由,但父亲在他们面前从未表现出任何颓丧和失望。父亲觉得党内出现了一个类似“赫鲁晓夫”式的阴谋集团,这个集团就是林彪和江青一伙,自己是被陷害了。他相信中央,坚信党最终能把问题搞清楚,还自己的清白。

  杨东成说,父亲是一个孝子,非常孝敬奶奶;父亲是一个慈爱的长者,即便出了这么大的变故,和子女说话时同样和蔼可亲。他更多的是鼓励孩子们要坚定信心,等待重获自由的那一天。

  在那艰难的日子里,尤其让杨东成敬重的是:父亲觉得自己对不起母亲,对不起子女,因为是他连累了母亲和孩子。

  洛阳,让人不能释怀

  杨东成说,1970年初以后,他们离开洛阳,先后被转移到新乡的滑县学习、讨论,被批斗,随后到43军农场劳动改造,而父亲则被继续看押在香山寺。

  杨东成说,说到“洛阳”两字,总让他产生一种忆苦思甜的感觉。

  他说,到龙门时间长了,偶尔也可以打开窗子透透风,窗外是看守他们的部队的猪圈。看着猪圈里的猪,他随手写下了一个“猪”字,谁知竟惹恼了一名专案组的女干部。这名胖胖的女干部说是杨东成写“猪”字是影射她,任凭杨东成和家人怎么解释,对方就是不听。一个“猪”字曾让一个懵懂少年无所适从。

  让他一家更伤心的是,他的奶奶死在了洛阳,直到现在他们连病例都没有看到。

  杨东成说,奶奶那段时间受到的打击太大了,先是爷爷去世,接下来是父亲被批斗,全家被关押。70多岁的奶奶心情不好,加上营养跟不上,积劳成疾,被初步判断患上了胃癌。

  奶奶病重时被批准到洛阳的一家部队医院治疗,专案组只允许姑姑一个人陪奶奶去看病,其他亲属一概不能去。一个月后,姑姑抱着奶奶的骨灰盒重新回到香山寺。

  父亲重获自由后,曾多方努力寻找奶奶的病例,无奈医院没有留下任何记录。

  可也偏偏还是洛阳,又成为杨东成读大学的地方。

  杨东成说,林彪叛逃以后,他们一家人在农场的生活状况有了改观。后来,父亲被平反,20岁的他也接到通知,到解放军外国语学院上学。

  杨东成说:“1968年至1970年在洛阳龙门生活的那段日子已经成为尘封的历史。现在我们应该珍惜今天的幸福日子,积极参加祖国的改革开放建设。”

    ■记者 陈小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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