泱泱中华，以陶瓷文化享誉世界而被冠以“China”的美称，而古都洛阳则是陶瓷文化的故乡。从裴李岗文化，经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到二里头文化，陶器制作的进步推动了文明的进步；从商周青瓷，历宋代汝瓷，到明清民窑瓷器，洛阳瓷器见证了中华历史的兴衰沉浮。我认为，最能体现时代文化的要数唐朝的陶瓷艺术——唐三彩。

　　唐代都城洛阳，是诗的国度、艺术的国花园，而唐三彩正是中国唐代洛阳的艺术精华。唐三彩是指唐代俑器和陶器上的釉色而言，多以红、绿、黄为主，故后人称其“唐三彩”。三彩是通称，并不限于三种颜色。唐三彩的色釉有浓淡变化、互相浸润、斑驳淋漓的效果。在色彩的相互辉映中，唐三彩显出富丽堂皇的艺术魅力。唐代这种艺术珍品，大部在洛阳发掘出来，并在洛阳地区发现了烧制遗址，故有“洛阳唐三彩”之称。

　　公元６５７年，唐高宗迁都洛阳，中经武则天称制，武周帝国，到开元盛世，中国历史在洛阳书写了灿烂的篇章。这一时期，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都显示出空前的强大，文化、艺术领域亦出现了群星灿烂、盛极一时的局面。展现着大唐世界动人风貌的三彩陶俑，款式、造型、装饰、纹样及烧制工艺所显示的高超艺术和深厚表现力，为闪烁着自由和欢乐的盛唐文化，奏出了高昂的强音，是大唐雕塑艺术的又一张名片。

　　唐三彩人物俑，是赋予泥土以“生命”的艺术。它们比例适度，形态自然，线条流畅，生动活泼。武士肌肉发达，怒目圆睁，剑拔弩张；女俑则高髻广袖、亭亭玉立、悠然娴雅、十分丰满，有曹衣出水的风貌，也有吴带当风的韵味，再现着大唐世界的历史真实。它是历史老人留给我们的形象化的史料，感性地揭示了隋唐文化的面貌，再现了它的真和美。

　　在唐代陶俑中，夭矫跋扈的唐马、骑俑，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唐朝盛行重马之风，唐朝铁骑天下无敌，宫廷舞马，画家画马，诗人写马言志，出外盛行骑乘等场景不足为奇。洛阳才子、诗圣杜甫就是一位喜马的诗人，杜甫一生咏马诗就达11首，提及马的诗近两百首。“一匹龁草一匹嘶，坐看千里当霜蹄”，这正是大唐的气魄。“态度曲画各不同”的唐陶马、三彩马，以其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巧夺天工的高超技艺、别具匠心的艺术构思，成为大唐帝国璀璨历史的载体和直接物证。黑马和白马是三彩马俑中的珍品，1971年出土于关林的黑陶马，通高66厘米，雄伟刚健，英姿骏逸，双耳后抿，颈若弯弓，翦鬃挽尾，额、蹄似雪，通身彩色以黝黑为主调，鞍具则衬托以黄、绿、白三色，唯头部及踝蹄施以白釉，极得其浑重而绚丽的色彩效果。1966年关林出土的白釉鬃马，高55厘米；1972年洛阳谷水出土的白釉剪鬃马，高38厘米。一个长鬃一个剪鬃，长鬃潇洒飘逸，剪鬃精神抖擞，形象外貌截然不同。但洁白的釉色所赋予它们的活力，却使它们同样的神采毕聚，都取得了极高的艺术成就。

　　洛阳与骆驼有不解之缘，“铜驼暮雨”使人想到那屹立在汉魏洛阳城街头铜驼的雄姿。在唐三彩中，骆驼的形象更是一种相当普遍的素材。当年来往于“丝绸之路”的骆驼商队由洛阳启程，源源不断地将丝绸运往印度、波斯和大秦。1962年出土于洛阳南郊的骆驼、牵马俑，骆驼昂首扬颈，作朝天嘶鸣状；与骆驼同出的牵马俑，深目高鼻虬髯，典型的胡人形象，展现了丝路花雨、文化交融的历史风情画。而这种文化交流，无疑为唐代陶艺实现历史超越提供了广阔空间。

　　艺术无国界，从伊拉克的沙玛拉遗址到苏丹红海沿岸的埃扎堡，从朝鲜半岛到日本列岛，都发现了唐三彩器物。正是远去的驼队，带走了丝绸，或带走了唐三彩，唐三彩的艺术之美也征服了世界。

　　唐三彩经受住了时间老人的无情考验。千年一梦，岁月的风雨已使昔日的宫阙荡然无存，但无法剥蚀掉那个时代的艺术品位。在我们这个世界上，时间老人毕竟遇到了三个永不屈服、永不举手投降的强大对手，这就是科学、艺术和哲学。唐三彩之美，恰似长夜的星空，令人迷醉，这是一种跨越时空的艺术之美。（郑贞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