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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07版:经典洛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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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志士 革命先驱
杨勉斋之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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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年 6 月 29 日 星期    【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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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人物系列——杨勉斋2
辛亥志士 革命先驱
  杨勉斋先生

  杨勉斋(杨源懋)是辛亥志士,革命先驱。毛泽东评价杨勉斋:“是位不可多得的进步人士,早年就颇有成就,若非早逝,造福于社会,必不可限量。” 

  杨勉斋27岁病逝,河南各界痛挽。其中一联云:“是法律家,是政治家,是改革家,过渡辟新知,东游岛国输文化;持躬以俭,交友以信,敬战以勇,临难毋苟免,西出函关报鬼雄。” 

  翻阅近代史料,杨勉斋的名字经常出现,其中有这样一段记载:1938年4月下旬的一天,一位衣着朴素的青年,在周小舟的带领下,走进了延安杨家岭毛泽东居住的窑洞。这位青年就是杨勉斋的儿子杨章武。

  毛泽东放下案头的工作,欢迎这位年轻人的到来,并关切地问起杨章武的家世。当杨章武说出自己父亲的名字时,毛泽东连忙问道:“可是与谭延闿同科进士的杨勉斋吗?”杨章武点点头。毛泽东感慨道:“令尊是位不可多得的进步人士,早年就颇有成就,若非早逝,造福于社会,必不可限量。”

  杨章武很激动:父亲已经过世26年了,而毛泽东还记得。接着,他又听到毛泽东意味深长地说了一句:“这也是中国历史上最末一代的进士了。”

  是的,科举场上的进士杨勉斋,由于认识到封建专制的腐朽与没落,奋起革命,终于成长为民主革命战士,为推翻帝制建立共和作出了贡献。他的生命花期,虽然短暂,却很绚丽。

  一

  上篇说到,杨勉斋回到故里偃师后,兴办新式学堂,号召女子放裹脚、男子剪辫子,夜以继日,启迪民智,遍撒反封建的火种,倡导民主革命思想。光绪三十四年 (1908年)七月,为了呼吁开国会,制宪法,他不顾盛夏酷暑,带着干粮,奔走于河南、陕西、山西、河北、山东五省,急如星火,四处联络,最后以河南国会请愿代表的身份,联合五省进步人士,向清政府请愿。

  要知道当时之中国,革命曙光虽初露,头顶风雨仍如磐,杨勉斋作为执火者和带头人,黎明前疾走前行,刀丛中勇往直前,他频抵北京,发表演说,慷慨陈词,其激越锐进之风采,如春风过寂林,掠过京华之地,人们都记住了这个来自中原的热血青年。

  宣统元年(1909)三月,他与考入河南府中学堂(校址在洛阳)的革命志士刘粹轩结为同志,以学堂为基地,向师生灌输革命思想,擘划起义。因这个学校的学生,绝大多数是清朝的末案(即末榜)秀才,属于知识分子群体中的新知者,经过杨勉斋的鼓动和争取,大多数人被吸收为同盟会会员,成为豫西一带的革命核心力量,河南府中学堂也成为革命活动据点。另一个革命活动据点,是当时的洛阳高等小学堂,即今天的敬事街小学。

  当时的河南知府启绥侦,发现了这两所学堂的革命活动,他来到河南府中学堂劝诱学生自首。进步学子拒而不见,誓不妥协。杨勉斋的学生王广庆慷慨陈言:“头可断而志不可夺,决不降服!”因此而被开除学籍者10余人。

  但火种已经播下,学堂声望日高,进步学子蔚为大观。是年,杨勉斋又赴开封,担任中州公学监督(校长),同时被举为河南省教育总会副会长。在中州公学,先生仍以诚朴坚韧之精神,激励学生推翻帝制,令学生各置日记一册,昼有所为,夜必书之——后来成为著名哲学家、创立了新理学思想体系的冯友兰,当时就是这所学堂的学生。他在《冯友兰自述》中回忆:“中州公学的监督是杨源懋(杨勉斋),他的官衔是翰林院编修,在开封以绅士资格办中州公学。所请的教员都是有比较进步思想的人,据说有些人还是同盟会的人。当时我感觉,这个中州公学好像是同盟会在河南的一个机关,因此学生们对他都很敬佩。”

  实际上杨勉斋也正是利用这所中州公学,与日本东京同盟会河南支部的杜潜联络,在这里成立河南同盟会总分会,并派员到各府、县发展组织,筹划起义。

  23岁的杨勉斋,在中原树起了推翻帝制之大旗。他欣喜地看到,南方的革命形势如火如荼,就不断派人与孙中山取得联系,互通信息,伺机起义,同时北连燕鲁,西连陕甘,与清廷形成对峙态势。

  宣统三年(1911)十月,武昌起义爆发,中州公学遂被清朝官府严密监视,杨勉斋的周围,晃动着清廷密探和反动军警。杨勉斋不畏迫害,与刘粹轩一起,扮装乞丐,密入洛阳,仍以河南府中学堂为基地,发动洛阳志士,策动驻洛陆军某部反正,以响应嵩洛民军及当时农民反清组织“在园”的反清起义。

  这一年杨勉斋25岁,他勇于任事,机智果断,制订了起义计划,拿出了“踞虎牢关,以临许、郑,北连河、朔,毁铁道以断交通”的起义方案,以牵制驻扎在武汉的清兵,使之不得转袭南方革命军,以吸引大批清军滞留中原。

  洛阳起义,定在当年农历十月十三日夜举事。

  刀枪在手,热血在胸;同志在旁,敌人在前。起义的时刻,一分一秒地临近了。

  二

  这时的洛阳,万木萧疏,朔风已至,全城笼罩在异常静谧中。

  但就在起义前夕,起义的时间和规模却被洛阳豪绅韩庐云发现,他速告密,清政府迅速调集大军,先行布防。一时间,洛阳四塞为清军所填,洛阳城内军警列道,风声鹤唳,全城戒严。面对如此形势,勉斋知事已不可为,为保存革命力量,果断停止举事,意图东山再起。

  一波三折,功败垂成,杨勉斋仰天长啸,并不气馁,他勉励同志要有“打脱牙齿和血吞”的勇气,说:“天下无不能办之事,亦无措手即成之事。”他迅速遣散队伍,化整为零,自己则与刘粹轩一起,果断离洛,赶赴潼关,准备与张钫(新安县铁门镇人,辛亥革命时期陕西新军起义策动者)率领的陕西东征军会合。

  张钫与杨勉斋同岁,早年就有联络,这次久别重逢,彼此欣喜若狂。杨勉斋顾不上吃饭,连忙把洛阳起义功败垂成的经过向张钫说了,又说整个豫西已经发动起来,建议马上派人前往洛阳,整合这批革命力量。

  张钫问起河南省城开封情况,杨勉斋了如指掌,马上说:“开封诸校师生都在积极活动,准备发动起义,他们借咨议局同志的掩护,准备工作很顺利。开封的民间武装,大多愿意与革命军取得联系。”他又接着说:“从目前的形势看,革命真有一日千里之势,希望伯英(张钫字伯英)兄尽快率军抵中原,谋得河南独立!”

  张钫听后大受鼓舞,当即共议如何加速东征,与开封起义同志会合,切断南北铁路,阻止清军南援,进而光复中原。接着,豫西地方武装王天纵、柴云升等部,也被发动起来,加盟张钫将军领导的东征军。东征军实力大增,发展到36标(军队编制名称,一标相当于一个团的兵力)。由此,东征军由原来的秦陇复汉军,更名为秦陇豫复汉军,杨勉斋被委任为总部秘书长,刘粹轩为总参议。

  此时,清军重兵集结豫西,东征军来到函谷关西,与之对峙。杨勉斋认为函谷关一带地势险峻,强攻不利,应出奇兵。连续几日,他深夜单骑出入山谷岭巅,察看地形地貌,发现函谷关南有高岭,建议藏主力于高岭,设骑兵于函谷,从谷间奇袭,自高处掩杀,双管齐下,分路出击。

  1911年11月,崤山之战打响,战斗异常惨烈。杨勉斋,这位进士出身的读书人,前线督军,亲冒矢石,与敌厮杀。激战三昼夜,击溃清军,克复灵宝、陕州(今三门峡市陕县)。12月,清廷援军到,依仗炮火优势,大肆反攻。东征军与敌激战,周旋于潼关、华州(今陕西省华县)之间,各有胜负,死伤无数。

  其间,刘粹轩前去与敌人谈判,却被敌人杀害于陕州。临刑前,刘粹轩大骂清政府腐败透顶,丧权辱国,骂声不绝,慷慨就义;杨勉斋九死一生,屡涉险境,他所骑的那匹大黑马,在敌兵的死命追杀中,一跃而过深壑。跃过深壑后,仍欲驮主急奔,却力竭难行。大黑马长嘶一声,急火攻心,一下子双目失明,倒地毙命。

  读此史料,令人唏嘘:想我革命先驱,或如刘粹轩那般临刑不惧,大义凛然,血洒疆场,为民捐躯;或如杨勉斋这样濒临绝境,一人一骑,于那深壑之中,与敌周旋——他们的革命精神和伟业丰功,如今想来,怎不叫人追念缅思!

  三

  不久南北议和,清廷退位,民国成立,豫西战事遂告结束,杨勉斋参加的崤函之战,载誉史册,被列为辛亥革命最艰苦最激烈的战役之一。他在战役中的远见卓识和在突围中的果断机敏,至今还彰显于中国近代史的字里行间。

  民国初建,各种纷繁的社会矛盾,摆在了革命党人的面前,杨勉斋不顾征战疲劳,衣不解带,马上投入到新的建设工作中。

  1912年2月,他代表陕军赴京,商议东西两路义军改编事宜。可这时,袁世凯已经窃取了辛亥革命果实,对陕西、河南新军在辛亥革命中的贡献闭口不提,其复辟帝制开历史倒车的端倪初现。杨勉斋看穿了袁世凯的反动本质,对其攫取革命胜利果实和独揽大权的行为深恶痛绝,坚决反对,他明确地向袁世凯表达自己对豫西民军的改编意见,要求给建制,给抚恤。袁世凯起初不同意,后来在杨勉斋和张钫的再三吁请下,袁世凯才指令北洋政府,肯定了豫西民军对清兵作战的功绩,给了相应的建制。

  杨勉斋返回河南,被省议会推举为首任议长。上任后他激励同仁:“破坏虽终,建设方始,我辈一息尚存,前途茫茫,尚不得不竭尽绵力!”他认为破坏一个旧世界容易,而建立一个新世界却很不容易,于是告诫同仁不可有懈怠情绪。他纵论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的得失,力主地方自治,实行民主选举。

  他真的是竭尽绵力,怀着极大的热情投入到筹划建设之中,根本不顾及身体,也不知道病魔正在啃噬他年轻的躯体。时为1912年6月,烈日之下,他挥汗奔走,日日夜夜,心力交瘁,终于一病不起。

  但在病危之时,他仍和友人谈论国事,每每论及外患内忧,禁不住仰天长叹,遗恨天不假年,赐他时日。6月18日,杨勉斋病逝于河南省议会(在开封)任所,倒在了工作岗位上,年仅27岁。河南议会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于右任为他手书了墓碑,河南各界对他的英年早逝深感惋惜,前来祭奠的人久久不忍离去。有人提议把开封龙亭附近的二曾祠,改为纪念杨勉斋的杨公祠,把曾国藩、曾国荃兄弟俩的神牌撤去,换上杨勉斋的遗像。足见时人对杨勉斋的尊敬和爱戴。

  当他的灵柩从开封车站上火车被运往洛阳时,各界民众和学生哭塞于途,车上的旅客从车窗探问:“这是送谁?有这么多孝子?”有人哭着回答:“这是一个好人!”

    □ 本报记者 孙钦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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