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5月29日上午，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对郑筱萸的一审判决出来后，湖南岳阳某制药厂制剂室原主任高纯立刻被来自全国各地的短信、电话“淹没”了。

　　这一天，他等了12年。为此，他付出了比等待更昂贵的代价。

　　“新药”猫腻

　　从农村走出来的高纯是8个兄弟姊妹中唯一的大学生。1988年，他从湖南中医学院(现湖南中医药大学)药学系毕业，被分配到湖南省岳阳市某制药厂。

　　1995年年初，药厂人事变动，罗某被调至研究所任所长，要求研究所对盐酸特拉唑嗪片剂进行立项，并马上报批。高纯当时是制剂室主任，新药的研制和开发都由他经手。高纯得知，该项目实际是将1元多一瓶的阿司匹林片的剂型改为500毫克，然后申报新药。他当即提出反对，但罗某并未采纳。

　　事后，罗某从上海某药研人员手中私买了美国雅培药厂生产的盐酸特拉唑嗪，换个瓶子去湖南省药监部门送检。当年3月28日，该药厂的盐酸特拉唑嗪片剂顺利通过初审。

　　1995年5月16日，高纯将罗某作假的行为举报到了湖南省药政局。很快，高纯的实名举报材料就被转回了研究所。此后，高纯因“诬告领导，破坏生产”被药厂做内退处理，工资停发，每个月仅有近200元的生活补贴。

　　举报之艰

　　高纯没有退缩，到北京举报。1995年6月，高纯在国家医药管理局(国家药监局的前身)附近找了间地下室住下，然后每天站在药管局门口等，直到第九天等到了局长郑筱萸。

　　第一次见郑筱萸时，郑筱萸对他说：“不管你的举报涉及谁，都要一查到底，严肃处理。”然而，此事从此杳无音信。

　　1999年到2003年，高纯在国家药监局的9个局长接待日中见到了6名副局长。但几乎每一次，高纯得到的都是“正在调查处理中”这样含糊的回答。

　　2003年4月18日，高纯无奈将状告国家药监局行政不作为的行政诉讼状递到了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04年3月16日，北京市一中院下达裁定书称，高纯所诉不在人民法院受理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法院不予受理。两天后，高纯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递交上诉状。当年6月8日，高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一审裁定。当年9月8日，高纯分别向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递交了申诉状，寄了３次，均无结果。

　　2004年，心有不甘的高纯再次拨通了国家药监局的电话，郑筱萸拿起电话听说是“湖南高纯”时，大声吼道：“你有什么资格跟我斗？凭什么起诉？你是天下第一神经病。”高纯回应说：“你是天下第一贪官。”

　　路在何方

　　得知高纯去北京上访后，厂方通知高纯说，不再发给他生活补贴。失去了一切经济来源，高纯到厂里找有关负责人评理，等来的却是厂里保安一顿拳脚。

　　因为越来越大的压力，妻子无奈选择与高纯离婚。

　　因为举报，高纯至今无法拿到执业药师证，“单位和地方药监系统不让我考，我没办法”。

　　2006年11月18日，高纯在互联网上发布《我的中国梦——望国家药监局能直视存在的问题，尽快拨乱反正，真诚为人民服务》的文章，在全国引起较大反响。“此后竟有人放出话来，要花100万元买我的人头。我不得不多次搬家，四处漂泊，一家人的生存受到严重威胁。”高纯在博客中写道。

　　现在，高纯在广州每天靠蹬三轮车送货维持生计。前不久，他在接受《法制周报》记者采访时说：“我已经很久没有回家了。”

　　高纯的遭遇是众多民间反腐人士的一个缩影，由此凸显的现实问题十分沉重。有关专家指出，应尽快出台《保护举报人条例》或《举报法》，以便进一步完善举报人的保护机制。     （据新浪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