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科书的每次更新都能引起人们的关注。（资料照片）

　　北京一个普通居民区的茶楼里，一位67岁的老人，燃起一支烟，间或喝上几口茶水，他面前摆放着几本语文课本。

　　就是这几本北京市试用的新版语文教科书，引发了“金庸将代替鲁迅”的争议。而他就是这套语文教科书的主编——顾德希。

　　他拿出一本教师参考书，翻开一页，指着其中的一行字“推荐篇目：金庸《雪山飞狐》（节选第四节、第五节）”说：“记者比较关注这个，我就翻到具体的位置。”书里夹着一张写有“雪山在此”的纸条。原来，争议发生以来，他不断接到记者关于《雪山飞狐》的询问。

　　“金庸代替鲁迅”是个假命题

　　“北京9区（县）的高中语文课本大换血，新的当代作品大量入选，而不少传统经典篇目则淡出了人们的视野。其中，金庸的武侠小说《雪山飞狐》替换下鲁迅的《阿Q正传》最为引人注目。”今年８月，多家媒体的报道，让人们将注意力从新版教科书本身，转向了“金庸是否要替代鲁迅”的争论。人们不再理会书上是否真的存在《雪山飞狐》，网络上《“金庸取代鲁迅”有点可怕》、《可怕的是“粉丝”编委会》之类的文章，引发激辩。

　　９月１２日，新版教科书的主编顾德希向《国际先驱导报》记者展示了这套语文教材。

　　经记者查证，鲁迅的《祝福》、《范爱农》、《自嘲》都是作为精读课文选入教材的必修课本的，而《雪山飞狐》则出现在教师参考书中的推荐篇目中，具体文字仅“金庸《雪山飞狐》（节选第四节、第五节）”一行。而此篇文章，则出现在与这套书配备的光盘资源库中。“我认为金庸的文字驾驭能力很强，在中国作家中，都算得上一流。”顾德希解释说：“但读武侠与提高写作并无直接联系，而且我不提倡学生读武侠小说，主要是太耽误时间，一旦拿起来，就很难放下。”

　　媒体炒作教科书话题

　　记者发现，当代作家也有不少作品进入了这套教科书。余华的《许三观卖血记》、铁凝的《哦，香雪》、贾平凹的《秦腔》、阿城的《棋王》都榜上有名。编委之一的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孔庆东强调，这次教科书的编写，反映了时代的变化。

　　至于《六国论》、《过秦论》等古文，则放入了课后的文学积累模块。古文学习一直侧重于语法学习，顾德希则认为，“不要把文言文当成古汉语来学，把文言文也当成现代文来学。”

　　但是，当教科书话题炒热“金庸与鲁迅之争”后，编委之一的薛川东特意嘱咐同事，他不再接受任何采访。而在记者初次联系顾德希主编时，他在电话中一再表示：“这只是一套语文教材，还是低调处理吧。现在教材刚使用，还是等试验结束后看效果吧。”

　　“有记者问我，你为什么删掉《阿Q正传》，你是不是增加了《雪山飞狐》？”顾德希无奈地说：“编写新教材不是在哪套教材的基础上删减或增加的，是全新的，正确地说法是我选了哪些文章，我只是没有选《阿Q正传》。”

　　文化批评家王晓渔在其《中国为何频发“教科书事件”》一文中说，“此次语文教材调整并非单单拿下一篇《阿Q正传》、换上《雪山飞狐》选段，而是作了大量更换。不妨假设一下，新闻以‘《史记》替掉《阿Q正传》’或者‘《许三观卖血记》替掉《陈焕生进城》’为题，产生的效果将与‘《雪山飞狐》替掉《阿Q正传》’完全不同。”

　　不是焦点的焦点

　　其实顾德希主编的这套新版语文教科书，真正的焦点在于“信息化与语文的整合”上。

　　顾德希告诉记者：“长期以来，语文教材就是‘精读包打天下’。这套教材则是把泛读放在一个很重要的位置上，要求学生进行广泛的课外阅读。语文教学一定要把精读和泛读并重，把阅读当成是一件平常的事，把阅读回归到自然。”

　　为了配合泛读的需要，本套语文教科书，除了纸质的教材外，还配备了“资源库”和“个性化班级教育平台”，三者一起构成了这套新教科书的多维度体系。在编写时，编委会成员每人负责不同的部分，每个单元首先选出20篇文章，再从这些文章中选出4篇作为课文，其余的文章则被选入“资源库”，供学生拓展阅读。“个性化班级教育平台”，则是在传统教室外开辟的虚拟教室。

　　“同学们也可以互相看到对方的作品，同学之间也会有一个竞争的意识，带动学习的气氛。这就叫资源共享。这样的互动，让老师从一个权威者变成组织者。”顾德希解释道。

　　一位年近古稀的老人，坐在这个茶楼里，谈他的“信息化与语文的整合”理念。他把这个理念灌输到了他的新版语文教科书中，但这个，却不是人们关注的焦点。人们的焦点大都被媒体放到了“金庸与鲁迅之争”上面。

　　教科书改革被过度诠释

　　其实，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语文教科书的改革之路，不可不谓曲折。

　　55年前，我国专门成立了“中小学语文教学指导委员会”，人民教育出版社首任社长叶圣陶先生特邀著名语言学家吕叔湘先生做兼职副总编辑，主管汉语教材的编写。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人民教育出版社被迫解散，语文教科书的编写也暂时告一段落。这个时候，各省、市开始自编教材，全国的语文教科书都陷入一片混乱。直至1976年“文革”结束以后，政府决定编一套全国通用的教材，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语文教材开始“一统天下”。

　　此后，中国的中学生们开始了长达近30年的“一统天下”的语文教育。尽管2003年开始的高中课程改革中，教育部鼓励各出版机构都可以参与到中小学教材建设里来，各省也都先后开始编写语文教材了，但30年时间打造成的教科书的特殊地位，让我们已经习惯了它的编写，是一种从上而下的行为。教材的任何一次调整，都会被媒体过度诠释为教育主管部门甚至更高机构的意图，以至多方揣测。这，正是本不存在的“金庸与鲁迅之争”，被炒得沸沸扬扬的源头所在。

　　新版教科书如何出炉

　　哪篇文章能够入选教材，需要编委会来决定；但任何一套教材能否投入使用，须经全国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审查合格。

　　1983年到1996年，顾德希一直在人民教育出版社负责编辑语文教材。但他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己会在2007年的夏天，因为主编“北京市新版语文教科书”，而被推上媒体的风口浪尖。

　　9月12日下午3点，他坐在《国际先驱导报》记者对面，静静地讲述起这次意料之外的“教科书”出炉经过。

　　自己搭班子

　　“其实早在5年前，北京出版社就找到我，商量合作编写一套新版语文教材的事情。”顾德希说。

　　在信息时代里找到灵感的顾德希，当时就提出了“信息技术与语文学科的整合”理念，并且要求“我能说了算”。在了解他的新理念后，出版社方面没有认同。“编一套教材需要大量的人力、财力，我都60多岁了，就算了吧。”后来不了了之。

　　2004年，北京出版社又找到他，他仍旧提出“我能说了算”。顾德希曾经参与过人民教育出版社的课本编写任务，可是受的限制太多，编出来的东西往往不是自己想要的。

　　最后，出版社同意了他的思路。于是，顾德希挂帅出征、招兵买马，尽揽在教学一线的中学优秀教师、语文特级教师以及北大中文系现代学研究方面的学者。北大有名的“三东”——高远东、吴晓东、孔庆东，都参与了新教材的编写。

　　“开始就是想做个试验，也没跟有关部门打招呼。我们几个老同志也可以说就是玩一玩吧。”这套教材的另一位主编薛川东说，他们教了多年语文，那时就感觉，语文可能要有一条新的生路。之所以有这个感觉，是因为信息技术的出现，解决了他们过去很多不敢想的问题。

　　编委会只有编写权

　　“教材首先经过教育部的审查，审查通过之后，才能成为普通中学教科书实验教程。这里一共需要经过立项、审查、复审、复核几道程序。”顾德希介绍说，到目前为止，已通过教育部审查的高中语文教材有6套，但人教版教材目前仍是使用范围最广的一种版本。

　　顾德希告诉记者，哪篇文章能够入选教材，需要编委会来决定；但任何一套教材是否可以投入使用，只有全国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审查合格才有使用的可能。国家鼓励个人、社会团体参与到教材的编写中，但是通不过审查，就是非法书籍。

　　从2007年秋季开学，北京市东城、西城、朝阳等9个区县的高一学生将使用顾德希主编的这套教材。但海淀区则将沿用人教版教材。

　　“北京用两套教材，也有麻烦的地方。高考试卷怎么出，虽说试题和课本相关性不大，但一些基础知识还是源于课本的，高考试卷应该根据哪套教材出卷子呢，容易引起不公平。”顾德希表示，这套教材具体的试验结果需要时间去验证。

　　香港：自由选择金庸、鲁迅

　　这样的话题，在内地大热，但在选材自由的香港语文教学中，却未必能成为话题。

　　金庸作品早就出现

　　香港教育局高级课程发展主任卓一卿告诉记者，尽管优秀作品非常丰富，但真正适合成为中学生语文教材的也并不多见，因此教育局推出了融合集体智慧的参考文章和书籍范围，包揽各种各样不同年代的题材。

　　记者翻看初中参考文章目录，发现其中既有朱自清的《荷塘月色》、鲁迅的《一件小事》、老舍的《在烈日和暴风雨下》等经典现代文学作品，也有三毛的《石头记》、刘墉的《你自己决定吧》等当代作品。高中的参考文章，涉猎范围更加丰富：从鲁迅的《孔乙己》、《呐喊》自序，到张爱玲的《谈音乐》、季羡林的《二月兰》，甚至还有卡夫卡的《蜕变》。

　　至于在参考书籍名单中，初中版有相当一部分属于扩大知识面的内容，比如《史记故事》、《中国诗歌宝库》等，还有《三国演义》、《福尔摩斯探案集》等中外名著。此外，蔡志忠的系列漫画以及三毛翻译的阿根廷漫画《娃娃看天下》也现身其中。高中版既有《阿Ｑ正传》、《巴黎圣母院》等名作，也有《文化苦旅》、《康熙大帝》、《妞妞——一个父亲的札记》、《我们仨》等当代畅销书籍。

　　而在参考文章和参考书籍的名单中，武侠小说的名字并不少见。

　　“金庸先生的作品当然有，从参考文章到参考书籍中都列入了他的部分作品。”卓一卿说。比如初中参考文章中选择了《射雕英雄传》第８回、第３０回节选，初中参考书籍中选择了《飞狐外传》、《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书剑恩仇录》，高中参考书籍中选择了《笑傲江湖》和《天龙八部》。

　　针对包罗万象的香港语文参考文章及书籍，卓一卿解释说，无论是参考文章还是参考书籍，并没有对各类题材比重的严格规定，也不会要求各种版本教科书中中国文学、外国文学、古典文学、现代文学等必须达到怎样的比例。“如果我们给出一个硬性的规定，岂不是有些缘木求鱼的意味？”

　　政府教学“指引”并无约束力

　　香港是从2002年开始语文教科书自由化尝试的。其选材自由度颇高，其中最具官方规范意味的，只有香港课程发展议会编订的一份教学“指引”。

　　根据课程发展议会建议，从２００２年开始，《中国语文课程指引〈初中及高中〉》由初中一年级起按年级逐级实施。新修订课程不设指定课文，教师可以根据学生的学习兴趣、能力和需要，设计学习重点，编选各种各样的学习材料，包括古今经典、实用文字、科普读物、报纸杂志以及音像材料。

　　此前，为配合课程改革，当时的教育署（后并入教育统筹局，现更名为教育局）于１９９８年９月开始汇集可作学习材料的文章，除了邀请第一线教师、知名学者以个人身份推荐之外，还汇集了香港历届教材的文章以及中国内地、台湾、新加坡等地的教材，最终再统一进行筛选。

　　最终，参考文章名单出炉，包括初中阶段６００篇，高中阶段３２１篇。此外，根据“指引”，一批参考阅读书籍也因此被筛选出来供师生参考选择，截至２００２年２月，为初中阶段选定８２５本书；截至２００５年７月，为高中阶段选定３０６本书。

　　值得注意的是，香港政府花大力气整理出来的两份参考名单，只具参考性，并无约束力。

　　不再一味“照本宣科”

　　卓一卿表示，教材的编纂目前已经不是政府行为，也不是某一个学术机构的单方面行为，而是加入商业行为的元素，通过自由竞争来达到优化。出版商为了教材对学校的吸引力会聘请专家来编写，之后再送交教育局评审，看能否满足相应标准。如果通过评审，就被列入网上公布的教科书名单。

　　据她介绍，香港目前主要由学校自主决定教材，不一定用教育局推荐的文章或书目，也不一定要选择某个出版商的教材，完全可以自己编写适合本校学生的教材。不过，大多数学校目前采取的做法是，选择一本出版的教材，然后根据课程设计需要增删，并辅以本校设计的教材。

　　其实，香港语文教学现状对自由的强调，来自对其之前多年课程设置的一种反思。

　　从１９９０年到２０００年，香港语文教学基本用的是同一课程标准，结果就会出现一种辅导教材，将教材上的规定课文从中心思想、修辞方式到人物性格等一一给出“标准答案式”的总结，学生只要努力背下来就可以应对考试。

　　而根据新“指引”的界定，香港的中国语文教育应配合整体教育方向，“为学生终身学习、生活和日后工作打好基础”。而在教学目标中，突出以学生的“乐趣”为主，强调“乐于阅读、乐于聆听、乐于写作、乐于表达”。     （据新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