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底，中国人民解放军取得“元江大捷”。国民党第八军、第二十六军战败，其中一部从云南退入缅甸，他们割据一方形成了“国中之国”，渐渐成为一支对抗缅甸政府军、武装窜扰云南、走私贩毒、煽动叛乱的武装力量。

　　边境线上的阴谋

　　1959年8月11日，昆明军区的一份加急电报火速发往云南军区，同时上报总参、外交部：

　　据悉逃缅蒋残匪军正在策划破坏中缅关系，制造中缅军事冲突的阴谋，其准备化装成我军袭击缅军或化装缅军进攻我军，并令其特务组织收集调查有关中缅边界问题，双方人员越境问题的情报，以便多方进行挑拨……

　　1959年9月16日，昆明军区再次向总参谋部、外交部报送了一份机密急电。该文详细补充汇报了逃往缅境的国民党“中委员二组”特务李绍清一伙3次化装成解放军到缅甸境内挑拨中缅关系的活动情况。解密档案记载如下：

　　李绍清系蒋匪中委二组特务茶树民的部下。李匪部现有47人，共有大十响11支、手枪1支、美造手榴弹4枚，假机枪2挺，仿制我军和缅军的军服及其他便衣共22套。8月初李匪带6人化装成我军到楚余河地区活动，当地特务王大兴（王系李匪部成员）即向上级报告解放军曾到楚余河一带活动……

　　对于这一情况，我外交部给予了高度重视。10月8日，章汉夫副部长向陈毅副总理书面汇报，提出通过我昆明外事处提请缅方注意蒋军挑拨阴谋的处理方案。

　　10月10日，我外交部迅速向云南外事处发出陈毅副总理批发的加急电报，请云南方面转告缅方，警惕蒋军破坏和挑拨中缅关系的阴谋。云南省政府外事处于10月16日面告驻昆明副领事吴拉吞，提醒缅甸政府予以警惕。

　　“外交无小事”，一起蓄意制造中缅冲突的外交事件，由于我外交部正确处理而被及时化解。

　　档案中记载的李绍清其身后的国民党“中委二组”，是逃亡缅甸的国民党残军的最高指挥机构，执掌着相当数量的特务组织和正规武装部队。据解密档案记载，其时在缅活动的国民党残余部队已经达到了7400人左右。而此类的骚扰、挑拨甚至武装窜扰事件也在边境线上持续了近10年。

　　那么，这支残军武装究竟是如何形成的？他们又是如何在中缅边境生存下来的呢？

　　逃缅残军的“前世今身”

　　逃缅残军的前身是国民党第十三兵团第八军709团，归属于李弥、柳元麟领导。

　　李弥，字炳任，云南莲山人，黄埔四期步兵科毕业。

　　柳元麟，字天风，浙江慈溪人，1907年生，也毕业于黄埔军校四期步兵科。柳元麟先后担任过总统侍卫总队队副、警卫团团长、警卫旅副旅长、直至总统府少将侍卫长，深受蒋介石器重。柳、李两人是同学，私交深。

　　1950年底，在解放滇南的“元江战役”中，李部被解放军击溃，四散奔逃，所辖709团逃到缅甸后，千辛万苦地和台湾方面取得联系，得到蒋介石的手令竟是“断绝一切关系，自行解决”。残军在缅政府军、当地土匪的多次围攻后千辛万苦杀出一条血路，在缅甸站住脚。蒋介石闻知后，认为其可以一用，又将逃往台湾、其时赋闲在家的残军的老长官李弥派回担当头领，原第八军副军长柳元麟继续担任副手。

　　逃缅初期，国民党的这支武装只有千余人马。但因缅甸政府忙于对付国内的反政府武装，无暇顾及这些流亡者，残军在美国和台湾当局不断提供补给、援助的支持下，经扩充后竟达到近2万人，自称为“云南反共救国军”，占据了面积相当于两个台湾岛之大的地盘。1951年六七月间，李弥指挥残军出动6000余人，实施“闪击行动”，侵犯我云南，接连占领耿马、孟连、锰海、镇康等县的部分地区。就在李弥得意忘形地叫嚣“光复云南”之际，我云南军区在地方武装配合下，对窜入武装进行围剿，两次战斗共歼敌近800人。

　　残军受到重挫后，不敢再造次，便在缅北地区盘踞。为了扩充武装力量、进一步割据地盘，残军需要大量军费维持，于是他们看中了缅北的罂粟资源。

　　在残军武装的运作下，一条从泰北到缅甸再到老挝的贩毒通道渐具雏形，它也是后来那条赫赫有名的“金三角”贩毒通道的前身。资料显示：到上世纪50年代末期，鸦片的产量已经达到了200多吨。

　　妖艳的“罂粟花”悄然生长

　　有了钱的残军更加横行，他们居然置缅甸主权于不顾，煽动地方土司、头人公开对抗政府，如此行径当然为缅甸政府所不容。

　　1953年夏，缅甸政府调集了8000名剽悍的克钦族政府军，又用重金招募了近4000名印度雇佣军，发动“旱季风暴”战役，将残军总部团团包围，誓要清剿到底。形势危急之下，残军内部对作战的方案大有争论，柳元麟提出了“走为上”的对策，但遭到大部分将领的否决。此后，两军一度激战形成对峙态势。就在残军大部接近崩溃的关键时刻，外线护运毒品的部队火速驰援，彻底击溃缅军。

　　缅甸政府不得已，将国民党残军侵犯缅甸主权的照片、文件、实物以及新闻媒体的各种报道，统统搬到了联合国的台面上。联合国通过决议，谴责残军的幕后操纵者——美国和台湾当局侵犯缅甸主权，要求残军撤往台湾。台蒋方面无奈地表面允诺。

　　李弥不愿将自己辛苦打拼来的地盘白白丢掉，故对军令的执行推三阻四。但柳元麟等“校长嫡系”是“撤军令”的积极执行者。“撤军”的最后结果，残军仍有3000余人滞留。1954年底，残部的番号改为“云南反共志愿军”。

　　至此，残军的实力大大削弱，柳元麟也大为收敛，不轻易发动大规模的武装反攻云南。每当台湾方面要求上报战绩时，就以小股特务频繁地用“小偷小摸”的方式袭扰我边境……

　　缅政府由于再次应付国内反政府武装而无暇顾及残军。“罂粟花”又一次残存下来。

　　屡战屡败的“反攻行动”

　　残军部队光“窜扰”，不“光复”的情形显然无法令“校长”满意。1957年夏，大陆开展整风运动，政治形势紧张。蒋介石乘势提出要对大陆进行“军事袭击”和“政治反攻”，指令逃缅残军在云南边境伺机组织武装暴动。

　　为此，残军蠢蠢欲动，制订了武装反攻云南的“雨季方案”，意图在当年的10月份——雨季结束前袭扰我边境。

　　计划10月前实施行动，却到12月份才执行，出动的人员也仅200余人。

　　解密档案记载了这次突袭的“成果”：

　　袭扰活动分别于去年11月30日、12月19日、20日开始，出动约220人，仅西路10余人突入，而东、中两路未敢突入，仅在边境滞留几天，至12月30日以失败告终。

　　事实上，整个雨季行动是一场光打雷不下雨的“闹剧”。

　　雨季案的解密报告充分揭示了这次武装反攻失败的原因：

　　各匪首间互相倾轧，矛盾甚深，都想保存自己实力，不愿“冒险”。残匪系由大陆溃逃至缅甸的蒋军残部组成，不同派系背景的各部匪首均自谋发展，因此互相排斥。

　　常言道，上行下效，残军内部不和的根子还是出在最高领导层。

　　在“雨季案”失败后，柳元麟终于找到借口以彻底解决“人事纠葛”。他以“贻误战机、违反军纪”为名，免掉第二军军长甫景云的职务，以副军长吴祖伯取而代之，并将甫景云的一个亲信营长当众枪毙。

　　撤换了两个军长之后，柳元麟又磨刀霍霍，准备除掉第五军军长段希文。

　　段希文绝非善类。其资质过人，打仗也有一手，在残军内部威信颇高。他在白崇禧的手下当过师长、军长，还当过武汉警备司令，其统领的部队多由土生土长的云南人组成，对其忠心耿耿。他娶了缅甸的景栋族大土司刀材栋的侄女为妻，在当地颇有势力。柳元麟要排挤段希文并非易事。

　　铲除“罪恶之花”

　　逃缅残军能够在中缅边境立足10年之久的原因很简单：一方面，缅政府军无暇顾及；另一方面，中缅边境接壤，地形复杂，我方鉴于当时复杂的国际形势和环境，为避免别有用心的国家利用边境问题挑起事端，采取了克制的态度。另外，残军的生存策略也很简单：打得过打，打不过就跑，他们还美其名曰“三大步窜扰”。

　　昆明军区政治部编印的《边陲十年》一书，对国境线上我军与运用“三大步战术”窜扰的敌军之间的战斗有多处记述——逃缅蒋残军对能摆脱我军的追击略有几分得意，他们说：解放军有规定，不能越界追击。可以利用国境线的特殊地理条件，迈三步进云南，跑三步退缅甸。解放军除非是股风，要不，连我们一根毫毛也抓不着。当知道敌人要越境后，部队去早了，匪军一听到风声，就不再来窜扰。等入境后再去，残军还真的抓一把就来个“三大步”——逃回缅境。只要一过了边境线到了外国就不跑了，而且还站定下来向你破口大骂：“共产兵，好小子，你过来三步，看老爷怎样揍你……”

　　尽管边境特务活动频繁，但我军严守边防纪律，决不出境追击。在笔者查阅的相关档案文件中，多次出现“不得越境”的相关政策。

　　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残军的伎俩并没有如愿得逞。解放军对窜入境内的敌人进行了坚决、严厉的打击。据昆明军区公开的史料记载：从1952年春至1966年夏，在云南西南边界线中国一侧，打击小股入窜之敌80余次，歼灭敌人830余名。另外，投诚的官兵有2000余人。对于境外敌患，我方不断加强与缅甸政府的交流、沟通，积极通过外交途径加以解决。中央政府与缅方面常就残军的动态互通军事情报，进行外交协商，解决边境上出现的各种问题。

　　此后，双方的高层就边境问题展开多次接触和协商。

　　1960年1月，缅甸总理吴奈温将军访华，与周总理亲切会谈。当月28日，两国政府签订了《中缅友好互不侵犯条约》和《关于两国边界问题的协定》。此后，中缅双方秘密达成联合行动协定——扫灭国民党的残余部队。这次作战使得柳元麟部踏上了彻底覆灭的不归路。

　　解放军参战部队于1960年11月和1961年2月两次进入缅境与缅政府军协同作战。我军共歼敌800余名，柳元麟仓皇地从拉江总部逃走。

　　（据《读报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