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画像 司马光与王安石在宋神宗面前发生激烈争执。 李玉明 绘 为纪念司马光而建的洪恩寺。 孙钦良 摄

　　司马光为历史代言，不唯其《资治通鉴》的“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 ，还因其惜民爱民，提出了“养百姓”观点。他在反对王安石变法的过程中，坚决反对多收老百姓赋税，减轻了百姓负担。他不但为历史代言，他自己的“历史”也很丰富，留下了波澜壮阔的人生长卷。

    司马光，是在历史褒贬的峰谷间起落的人物。一方面，他忠君爱国、惜民爱民 、仁厚清廉、家无余财；另一方面，他固执、保守，反对改革，复出执政后把新法全部废止，并把北宋军队占领的土地归还给西夏。后来的史学家，总是站在他和王安石之间发问：是王安石的急躁冒进伤了大宋元气，还是司马光的固执保守阻滞了大宋崛起？

　　可是，在偃师诸葛镇采访时，司马街村人对司马光不说半个“不”字，村中现在还有专门纪念他的洪恩寺，连寺中住持都说司马光仁厚博爱，是个好人。可他曾经最好的朋友王安石却非常恼恨他——那么，这位学富五车、忠君爱国的司马光，是怎样为自己的“历史”代言的呢？

　　一

　　司马光考中进士时只有２０岁。进士揭榜，朝廷庆祝，举办了“闻喜宴”。在盛大的宴会上，新榜进士都戴花，唯独他不戴。同榜中进士的人悄悄劝他：“天子所赐，不可不戴。”他才很不情愿地戴了一朵花。

　　步入仕途的司马光，先后被派到华州(今陕西华县)、苏州做判官之类的小官吏，又在杭州、虢州(今灵宝)等地闲住。庆历元年(公元1041年)，司马光的父亲司马池病逝，他将父亲归葬祖籍夏县，按照惯例“守制”，安心在家乡服丧４年。

　　４年后，他回河南任职。２７岁那年，他终于被调到都城东京(今开封)，担任中央机构中的评事、直讲、大理寺丞等一般职务，参与了有关刑事、礼仪及编校书籍的工作。此间，他看到了北宋王室内部的矛盾和斗争，看到了市井繁荣背后隐藏的社会危机。当时的宰相庞籍，是他父亲的生前好友，此人对司马光护爱有加，看他对历史有兴趣，就举荐他担任馆阁校勘。司马光利用这个机会，翻阅了朝廷密藏的大量典籍史料，这为他后来编写《资治通鉴》做了铺垫。

　　可惜好景不长，庞籍因受人诬告，被免去宰相职务，到郓州(今山东东平)任知州。他希望司马光跟他一起走。司马光为报庞籍知遇之恩，毅然弃官，与庞籍一同来到郓州，担任郓州典学和通判。通判是考察官吏政绩优劣的官吏，工作很辛苦、繁琐，司马光又很认真，搞了许多案宗，每天忠实地履行自己的职责。庞籍看他如此辛苦，心里不是滋味，但也没机会重用提携他。朝廷又频频调动庞籍的工作，至和二年(公元１０５５年)，庞籍被调到并州(山西太原)任通判，司马光又跟着他到了并州。

　　司马光的仕途不很顺利，但他很执著，无论在什么岗位上都任劳任怨，勉力而为。也算是老天开眼，到了嘉祐二年(公元1057年)，司马光遇到一次机会，他被调入京城，担任开封府推官，直接在包青天（包拯）手下工作。包拯看他勤勉，于是举荐他，４年后，他被提升为起居舍人、同知谏院。

　　在这些岗位上，司马光一干就是５年。但这种工作不好干，因为谏院是专门批评朝政得失的机构，他性格直率、刚正不阿，看到朝廷得失，就毫不犹豫地提出批评和建议，得罪了一些权贵。当时，宋仁宗对司马光的建议根本不重视，司马光很郁闷。最后，他决定辞去谏官之职，就任龙图阁直学士。

　　治平四年(公元1067年)，宋神宗赵顼即位。这是一位年轻的皇帝，他锐意改革，号召臣民建言献策，司马光感到北宋帝国的春天就要来临，自己又在朝中，可以经常接近皇帝，准备好好为国效力，干一番事业。

　　就在这时，王安石登上了政坛高位，司马光的命运开始逆转。

　　二

　　若论王安石与司马光的关系，两人曾经是文坛好友，又是很要好的同事，一起在包拯手下担任群牧司判官。有一次，群牧司衙署内牡丹盛开，包拯置酒赏花，但司马光和王安石都不喜欢饮酒，当包公过来劝酒时，司马光不想喝，但见自己的领导过来劝酒，就勉强喝了几杯。王安石却很固执，说啥也不喝，包拯只得怏怏回到自己的座位上，真可谓一人向隅，举座不欢。从那时起，司马光对王安石有了看法，觉得此人很犟，不好沟通。

　　宋神宗要改革要用人，最看中两个栋梁之才，就是王安石和司马光。４９岁的司马光和４７岁的王安石，都是政坛上的响箭、文坛上的精英，两个人都向宋神宗谈了各自的改革方案，但二人意见完全不同。宋神宗倾向于王安石的改革方案。

　　王安石和司马光在宋神宗面前的一次激烈争执，发生在1068年年底。当时王安石与司马光的职位都是翰林学士。王安石说：“国家财政状况不好，究其原因，是因为没有善于理财者。” 司马光马上反驳：“你所谓的善于理财，不过是在百姓头上再增加捐税而已！” 王安石说：“你理解错了，我说的是可以在不增加捐税的情况下使国库充盈。”司马光尖锐地指出：“哪有这样的道理？天下钱财本有恒数，这些财物不在民就在官，你把财富都收到国库，国家富了，百姓必然穷，你的变法就是设法从老百姓那里巧取豪夺，这比增加捐税还要坏！”

　　当时国家财政已是十分窘迫，宋神宗觉得王安石的改革措施可以尽快扭转困顿局面，而司马光的意见不过是仁厚治民的老生常谈，于是这位年轻新锐的皇帝，决定擢拔王安石。宋神宗熙宁二年二月（公元1069年），王安石被任命为参知政事，地位相当于副宰相，开始了他的熙宁变法。

　　此时的北宋王朝已是第六任皇帝当政，经济上虽需尽快复苏，但文化界已是春光烂漫，一大批重量级的文人纷纷登场：欧阳修、曾巩、司马光、王安石、苏东坡等，都意气风发，崭露头角。由于北宋太重视文化建设，军事力量十分薄弱，国家积贫积弱，积重难返。神宗皇帝颇想有所作为，支持王安石变法，但老臣们基本上都反对变法，告诫皇帝要爱惜民力，布德行惠，从容地振兴经济，都说王安石的变法太急功近利，一旦实行，就会伤害国体，破坏经济，使国家处于紊乱不治的境地。　

　　可是，王安石雄辩滔滔，大胆果断，义无反顾地投入到改革之中，使得20岁出头的神宗皇帝看到了帝国复兴的希望。

　　其实，王安石的不少改革措施是不切实际的，历史证明了他的失败，所以连苏东坡这样的大才子也反对他。但实事求是地说，王安石的改革初衷是好的，在变法的初始阶段，也有发展农业生产的打算，但变法开始后，他便急于解决财政困难，把发展生产置之脑后，想尽快出政绩，想让财政数字猛地翻番。他实行的青苗法，虽限制了大地主放高利贷，但同时却收取农民40%～60%的利税，这等于强迫全民都来打造“国富民穷”。司马光坐不住了，他频频站出来，坚决反对向农民收取如此高的利税。

　　司马光提出要“养百姓”，要宽待农民，不要过分剥削农民。当时农民徭役繁重，经常无偿为国家提供义务劳动，司马光建议减轻劳役负担。有一次，他说得太激动，拍案而起，要求皇帝立即“更下诏书，深自咎责，求所以事天养民，转灾为福之道”。这种为民请命的精神，就是为历史代言，因为对一个农业大国来说，农民说到底是国家的主体。

　　可是，司马光斗不过王安石，王安石背后有皇帝的支持。司马光毅然辞去了翰林学士职务，又一次离开京城，于熙宁三年(公元1070年)到永兴军（今西安）任地方官去了。这一年，司马光已经52岁，但他只在这个位子上干了一年。

　　熙宁四年(公元1071年)初夏，５３岁的司马光来到洛阳。

　　三

　　西京洛阳当时是全国的文化中心，人才济济：邵雍、张载、程颢、程颐、富弼、吕公著，当时都在洛阳著书、讲学或闲居。司马光来此任职西京留司御史台，有职无权，等于“退居二线”。他倒是很乐意，因为洛阳的高官鸿儒都爱和他来往，苏东坡也不时从东京跑来看他。所以他一到洛阳，心情就好起来，其间写的诗也多有“乐”字在里面。他还兴致勃勃地买了20亩地，建造了一个独乐园。

　　从此，独乐园里“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司马光虽然“退居二线”，但作为反对变法的领袖人物，他的影响力仍然很大。人们评价他“孝友忠信，恭俭正直，诚心自然，天下敬信”，有着极大的人格魅力。相传当时洛阳文人若干了不检点的事，就会很担心：司马光不会知道吧？

　　此时，变法风波余音不绝，那些在洛阳的高官鸿儒，时常议论起他和王安石的决裂，说，若论“公心”，王安石变法也是为了国家，只不过“求治太急”，有伤国体；司马光阻止变法，也是为了国家，为了百姓利益，只不过他对王安石大加挞伐，不留情面。两个人都是国家栋梁之才，但今天竟然形同水火，真是令人惋惜。 若论起“私德”，两人都非常清廉，貌端品正。当时的王侯将相和文人墨客，三妻四妾寻常事，吟诗作画自风流。譬如苏东坡后来还和侍妾朝云恋爱不止；柳永更是出入歌楼馆所，每天搂着小蛮腰。这些事，当时不被人讥笑，反传为美谈。

　　王安石和司马光却不这样做。他们尊重女性，主张一夫一妻。王安石官至宰相级别，却“不溺于财利酒色”。其妻吴氏体胖，不漂亮，常自惭，于是瞒着王安石，为他买了一个漂亮小妾，直接送至“洞房”。王安石发现后，将此女直接送还其家，并赠予金银。司马光的妻子没有生育儿子，就让别人选了一名有宜男之相的女子，迎娶到家中为司马光做妾，不料他连看也不看。夫人以为是自己在跟前的缘故，于是告诉那个女子：等我离家之后，你打扮得漂亮些，夜里去老爷房中侍寝。司马光发现后，板着面孔对那女子说：“夫人不在，你竟敢来此？速去！”

　　这两位品位不低的昔日好友，如今看彼此却越来越不顺眼，互不通融，见了面，十米之外开始握拳，三米之内开始瞪眼，恨不得你吃了我，我吃了你。

　　这真是才子之间的误会，更是北宋政坛的悲哀。司马光也曾用书面形式劝说王安石，写了三封万言长信，逐条阐述变法之得失。然而，王安石却以短短几百字的《答司马谏议书》就把他打发了。

　　司马光彻底绝望了：惹不起，躲得起！于是他选定洛阳，要在这座文化底蕴深厚的城市里，完成他的《资治通鉴》，开始专心编书了。

　　欲知后事如何，请看下篇《为洛阳代言的司马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