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一直到1643年（崇祯十六年），朱由检仍然没有对时局显示出过分的担心和忧虑，即使当年不断传来噩耗，但就连开封的周王和洛阳的福王这些明朝的藩王在城破后被杀这样的消息，也没让他表现出惊慌失措来。他仍然按照自己日常的习惯召开朝会，和内阁大臣们商量政务。九月十日，他还特别叮嘱礼部的官员，要他们把科举考试的“殿试”活动搞好。看起来，明王朝的最后一年和它开始的那年并没有什么区别。

　　崇祯十六年九月十二日，位于千步廊右边第一个院子里的“礼部”衙门，仍然像往常三年一度的“大考”那样，挤满通过层层选拔上来的举子们。这个持续了276年的制度仍然吸引着他们，在皇帝亲自检阅他们之前，他们和那些或荣或辱的前辈们一样，需要在这里核实身份、整理仪容，等待改变命运的那一刻降临。

　　心理素质差的学子会刻意少喝水，以免在这个呈“工”字形的院子里因为找不到厕所而丢丑。但这样一个不好的后果就是，因为缺水，他们的嘴唇干裂，不得不时时吞咽口水，形象上就显得很不雅观。

　　礼部衙门占地是不算小的，屋子也是足够学子们在里面休息的，但官员们给这些监生或者贡生提供的条件是非常苛刻的。通常让他们集中在院子中心，不许他们随便走动。甚至茶房也故意把茶水沏得浓得和中药差不多。

　　学子们通常感性一些，就难免有“愣头青”式的“愤怒青年”。他们会被一些不合理的规则所激怒，但要找主事官员进行对话，则完全是徒劳的，因为，吏部的人手有限，没有人有时间搞这些事实上没有结果的事情。

　　官员们忙活着布置考场。

　　之前明王朝的国家级统考的考场一直设立在午门广场上，后来才把考试地点定在“太和殿”。勤政的皇帝当然会亲自出席，来看看选择谁作为自己王朝的栋梁，因此，官员们准备得非常细致。

　　九月十二日早晨，礼部的官员就把考生们集合起来，令他们整理仪容之后，带着他们进入考场。他们是不走千步廊的，而是走和千步廊一墙之隔的便道。到头后向西折，由右边的“金水桥”进入“太和殿”。

　　考试的题目一般是皇帝亲自出，当然也有例外，比如，天启皇帝精通木工，但不识字，就不好出考试题目了，只能由“大学士”来出题目。

　　当天，所有参加考试的人员都穿着公服肃立在天安门广场上，由于正是秋凉时节，北京的气候非常宜人，略有些风，但当时北京周边的生态环境还没有恶化，是不会出现扬沙天气的。或许朱红色的墙垣挡不住飞扬的灰尘，即使它们乱哄哄地在天空飞舞，也不会让这些学子们心烦意乱。他们的公服都是崭新的，大部分人的衣服还有折痕。洗澡那是一定的，头发也梳理得格外妥帖，尤其是脑袋被官帽一箍，整个人的情绪非常亢奋。

　　等到朱由检坐了朝，礼部的官员们就出来召唤众人进入，觐见皇帝。到了大殿上，他们分成两列对面站立，然后就由司礼太监宣读考试的名次。

　　宣读完之后，礼部官员捧着这个名单，放到午门外的“龙亭”上，然后，在国家级的文艺部门——教街司“民乐团”的演奏下，把“龙亭”抬出天安门，最后出长安左门，挂在由工部临时搭建的龙棚内。新科状元可以率领所有参加考试的进士们先去看榜，以回味一下刚才因为觐见皇帝被压抑了的幸福滋味。

　　“皇榜”要在长安左门悬挂三天，然后，由礼部的官员负责收好交到内阁存档。

　　考试前三名，按照惯例进行游街，这个活动当然不是由刑部来组织的，而是由顺天府来安排。

　　九月十七日，明王朝最后一次科举考试的状元、榜眼和探花三个人插金花，披红绸，骑着高头大马绕北京城走了一圈，然后顺天府设宴招待这三位“天之骄子”。或许只有官场的老油条才会清醒地认为，这是这个王朝中最看不见前途的骄子们了。

　　这三个的名字似乎应该与崇祯皇帝一起被我们记住，明朝最后一次科举考试的状元是杨廷鉴，榜眼是宋之绳，探花是陈名夏。

　　崇祯皇帝朱由检远没有那些精明的官员们那样沮丧，他在钦点了这三个人后，还兴致勃勃地和他们讨论了很长时间的学术问题。当时的场面丝毫没有显示出紧张局促的气氛。

　　事实上，进入“甲申年”后，明王朝的政治已经瘫痪了，兵部调动不了兵马，户部拿不出军饷，而被朝廷封公称爵的所谓重臣们，甚至连朝也不上了，更有一些太监不断说些冷语，皇帝在他们心目中的位置显然已经不是那么重要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朱由检似乎还有些信心，他仍然以一种积极的态度应对目前的情况。当他得知李自成的军队攻克晋北重镇大同后，为了搞好北京防御战，他开始鼓动大臣们到户部衙门去捐献银两。

　　这是明王朝在天安门广场上举办的最后一次官方活动，很多大臣都不愿意捐献，最后还是首辅大臣周德藻碍于自己的身份，捐献了五百两黄金。在朱由检近乎威逼的情况下，几个大太监万分不情愿地到千步廊上捐献了1万两银子，据说其中一个太监还当众骂了粗口。

　　倒是老百姓在这个时候表现出很高的觉悟。据说，一位在德胜门外居住的老头把自己一生积攒的几十两棺材本儿送到了户部。老人家老泪纵横，显得十分伤感，但无论是收银子的官员，还是在那里旁观的官员对此大都不屑一顾。

　　大多数的老百姓是怀着紧张心情等待明王朝的灭亡的，因此甲申年的春节和元宵节并不是个喜庆的节日，至少街市少了很多节日的用品，深宫里面更是一片凄凉。据说，李自成的军队攻破宣化的消息传来，朱由检紧急召见内阁学士，几位重臣在大殿上任凭朱由检说什么都是沉默不语。

　　作为首辅大臣，周德藻倒还一直坚持上朝面见皇帝。居庸关失守后，昌平也告失陷，朱由检不得不紧急召见他，而这位周大人还真的奉命上殿，但朱由检问他如何处置这样的情况时，他是“默然不语”。

　　崇祯十七年三月十七，李自成军队攻到了北京阜成门下，朱由检发出他最后一道有效的命令，即令所有兵士包括内宫殿的太监都上城墙防御。

　　之后，太监曹化淳忽然变节打开城门，京城外城随即陷落。

　　朱由检似乎睡了一觉，醒来之后，忽然发现宫中已经空无一人，他发疯似的跑到午门城楼上亲自击鼓鸣钟，但越到高处，城里的喊杀之声就越是清晰，他这才意识到自己的帝国就此崩溃。一时间，所有伪装尽去，大哭着从午门上下来。

　　为了防止家人受到农民军的伤害，朱由检回到后宫逼迫自己的皇后和妃子们自尽。据说他当时喝了不少酒，因此情绪非常亢奋，当他年幼的女儿不想放弃这花花世界的时候，他一剑砍去，将其一条手臂砍断。

　　然后，在太监王承恩的陪伴下，朱由检出了紫禁城，据说他曾经试图出城，但因为换了便装，守城的卫兵不认识他，反而向他射箭。总之说法多多，但最终是这位皇帝哪儿也没去，只在三月十七日爬上了今天的景山，在那里最后看了一眼紫禁城后，他就在一棵槐树上吊死了，太监王承恩也自杀在他脚下。

　　甲申年是属于朱由检的，当然也是属于李自成的。这位颇有传奇色彩的陕北汉子，从关中平原上风一样地刮来，一举把摇摇欲坠的明王朝吹落在尘埃之中。速度之快，使得在东北对中原虎视眈眈的大清政权亦大感意外。

　　当然，这个甲申年也是属于清王朝的睿亲王多尔衮的，他的父亲和哥哥最终没有入主中原，但是他们把一支强大的军队交到了这个年轻人的手里，他似乎早就盼望着这个多事之秋。

　　而一个叫作吴三桂的明朝将军更在这个时候选择着自己在历史中的位置。

　　四

　　“嗵”的一声，写有“承天门”三个金字的蓝底竖匾从城楼上掉了下来，在金水桥前摔得粉碎。正载着多尔衮入宫的乌骓马受此惊吓，发出一声怪啸，登时人立而起。他急忙双膝用力，振臂收缰，总算将这匹烈马控制住，可那马前蹄落地之后，却就势在“承天门”前盘旋起来，怎么也不肯再往里头走了。

　　这一个意外，犹如一盆冷水当头浇下，大清的“铁血王”心生警戒，登时收敛起内心的狂傲，不自觉地跳下战马，正了正自己的衣冠。直到他下令随行众人下马，一行人步行进入“承天门”后，他心中的惊悸才告暂时平息。

　　幸运的是，由于“大顺”皇帝李自成败走得仓皇，在北京放的最后一把火并不大，加上紫禁城面积太大而且树木不多，火势因此没有蔓延开来。尽管如此，端、午两门已被烧得面目全非，宫廷里几处建筑也不同程度受损。

　　入宫时受了惊吓，多尔衮丝毫不敢造次，他命令将士们迅速清理凌乱的现场，明令他们不要像大顺军队那样胡来。

　　天安门广场是整个紫禁城的门面，当然先由这里开始清理。

　　午门广场上的太庙供奉着前明祖先和功臣的灵位，在推翻明朝之后，大顺兵在其中没少胡闹，那里早已经是一片狼藉。所幸大顺兵士不识字的居多，兴之所至也只是踢几个香炉，践踏一些灵位，四处留些便溺而已。

　　至于午门、端门和承天门，因为损毁严重，已经不是士兵们能够拾掇的事情，多尔衮迅速在民间物色工匠，着他们尽快修复。

　　多尔衮深知。眼前的局势并不是“天下太平”。李自成犹作困兽斗，而南京又树起了明朝的旗帜，不赶快把自己的皇帝安顿进紫禁城，北方诸省的人心就很难安定。这样的话，大清几代人“入主中原”的梦想虽然实现，但要在这片土地立住脚怕是非常困难。

　　从对故宫的修缮和整理来看，多尔衮还是一个非常务实的人，他尽可能地保留了明代的遗留建筑，只是对其进行必要的维修，大规模兴建的工程基本没有。

　　一个有力的证据是，中华民国成立后，前身为“大明门”的“大清门”要改换新名字。当时民国政府的财政状况出奇得差，连制作一块牌匾的钱都拿不出来，准备在其背面写上“中华门”这个新名字。可等他们把牌匾摘下来后才发现，牌匾的背面赫然写着“大明门”三个大字。

　　当时故宫中最大的重建项目就是“承天门”的改造。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在进宫时遭遇那一场虚惊的原因，总之，多尔衮几乎重建“承天门”。城楼上的殿堂从明代的五开间变成了九开间，因此它比明朝的“承天门”城楼大了足足有一倍，显得更加宏伟壮观。

　　顺治八年（1651年）后，“承天门”正式改名为“天安门”。

　　作为皇宫的外围，清王朝的临时政府除对天安门进行彻底重修外，对天安门广场上的其他建筑只进行了简单的维修就投入使用。因此，广场上的长安左门、长安右门、华表、千步廊官署、大清门这些建筑都依然如故。但千步廊中的一些官署被取消了，比如臭名昭著的锦衣卫镇抚司衙门，就在公元1647年（顺治四年）被撤销，厂卫制度正式宣告终结。

　　由于满族人有自己的民族信仰，天安门广场在保持明朝原样的情况下，还增添了一处新建筑，那就是满族人祭祀“天神”用的堂子。

　　满族信仰的原始宗教是“萨满教”，早在努尔哈赤时期，就设“堂子”、“立竿”等并定期祭祀。入主中原以后，清政府在继续遵从汉族皇室礼仪的同时，并未放弃其“萨满祭祀”的古俗。当时上至王公大臣，下至普通满人，都遵守着旧俗，对祭祀非常虔诚。

　　五

　　咸丰皇帝登基时，天安门广场已经相当残破了。作为广场的标志性建筑，天安门城楼墙面斑驳，廊柱的漆面剥落，柱体开裂，顶部的彩绘也受损严重。更可恶的是，每到冬天，值勤的侍卫为了御寒，竟然把城楼犄角的门窗偷偷摘下来生火取暖，因此城楼的大殿里满是尘土不说，屋顶的装饰物也在常年的风化下损坏殆尽。走廊和台阶上到处都是疯长的野草，它们秋天枯萎，四处乱飞，春天再生，繁茂依旧，长年累月之中，和这城楼子一起见证这个王朝的衰败。

　　端门两侧的通脊连檐的朝房已经出现了部分的坍塌，除了几间经常使用的房子，其他的房子里面也长出了野草，不但老鼠常常光顾，侍卫们居然在那些房子里抓到过野兔。

　　更让人想不到的是，在一间屋子里竟然长起一株大树，刺破屋顶而出，生长得很是繁茂。据有经验的人说，这树的树龄足在20年以上。因此可见，天安门广场至少从道光年中期就没有进行过修缮。

　　午门广场的情况要略微好一些。但是和端门外一样，野草的数量是很大的，只是因为有太庙和社稷坛的原因，比起端门外，杂物少了一些。但是太庙的大门老化情况也非常严重，风一大的时候，顶子上的砖瓦就叮当作响，不知道哪天就会轰然倒掉。

　　另外，太庙里供奉的食物经常丢失，侍卫们信誓旦旦地说，曾经看见狐狸出没，但他们心里明白，那是哥儿几个偶尔聚在一起喝酒的时候，拿那些祭品做下酒菜了。

　　大臣们经常出入天安门广场。这样的情况他们是非常清楚的，不少人向朝廷上过奏折，呼吁皇帝拨款维修广场。对此咸丰皇帝一本正经地表示，自己在政治上要效法父亲，严防“土木之渐”，意思就是说，土木工程一旦开展，势必就会越来越庞大，乃至于影响国计民生。

　　“大清门”由于是砖石结构的，损坏情况不太严重，但墙面已经开裂、大面积地脱落。上、下马石和“诽谤木”都到了该替换的时候，但是由于没有人过问，它们仍然立在那里，棋盘街不少胆子大的孩子，常在那里玩耍，撒个尿、拉个屎是常有的事情。顺天府的差役们偶尔路过，呵斥几句作势要拿人，可孩子们心里知道，那是恐吓而已，快速逃跑后，还不时做个鬼脸儿，对朝廷的尊重在他们心里远远没有建立起来。

　　幸运的是，北京地区的地震不常发生，因此，天安门广场在残旧墙垣的围绕下，似乎还残存着一丝神秘，官老爷出入的时候，老百姓还是非常羡慕的。

　　但是，鸦片战争后，失望与颓丧的情绪占据了这些官员的心。每天精神抖擞的官员们逐渐减少了，尤其是战后，鸦片迅速从广州传到北京，很多官员不自觉地想尝尝先进国家的“产品”。把国产烟袋换成进口的烟枪之后，鸦片膏那醇香柔和的口感果然好过云南、关东的烟叶，尤其是吸食起来，那套程序颇有休闲的味道。于是乎，相当数量的官员对此趋之若鹜。吸鸦片在官场中已经形成一种风尚。

　　政治上的颓唐，导致了官员生活的放纵，清朝官员和演艺界、娱乐界的关系非常暧昧。他们热衷于出入风月场所，根本不在乎朝廷对此有严格的规定，甚至有人穿官服去这些地方。咸丰皇帝也接到过这样的举报，但他的反应并不强烈。

　　这或许和咸丰皇帝热爱文艺有很大关系。他本人是个超级戏迷，在看戏上非常舍得投资，故宫至今还有他修建的戏台就是很好的证明。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