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期（11月27日B6版）

　　公元1855年，英、法两国组成一支联合军队，从天津登陆，向北京发起了攻击。

　　咸丰皇帝逃离北京，到热河行宫去躲避外国人的纠缠，把北京的事务交给了自己的弟弟、恭亲王奕訢全权打理。

　　英、法联军这次军事行动，本来就是以恐吓为主的，他们的军队开进朝阳门后，就停止了进攻，提出和中国方面进行谈判。

　　主持大局的奕訢同意了英、法的要求，但他提出，英、法的军队必须撤回天津。

　　傲慢的欧洲人拒绝了这个要求，奕訢又提出，如果联军不撤回天津，那就后撤到通县，但是对方仍然予以拒绝。

　　据《清史纪事本末》记载，这时留守大臣中有人出主意给举棋不定的奕訢，说可以假意和对方谈判，待其谈判代表进入北京后，即将其扣留，以此来要挟对方撤兵。

　　英、法方面得到清政府的谈判请求后，派了以巴夏礼为代表的一个小型使团，进入北京和清政府进行交涉。

　　按照惯例，清政府把使团安顿在礼部衙门里。由于不知道咸丰皇帝已经逃遁，巴夏礼要求直接面见中国皇帝，满清官员以礼制为借口，委婉地拒绝了这个英国人的要求。

　　自恃背后有强大的 军事力量支持，巴夏礼的表现是非常不友好的。他在礼部衙门里上蹿下跳，不断咆哮甚至躺在礼部尚书的办公桌上，声言要睡着等办事效率低下的满清官僚达成他的意愿。他的随从们更是拔枪炫耀自己的武力，把礼部衙门搞得乌烟瘴气。

　　当局面发展到近乎“关门打狗”的形势时，留守北京的满清部队在大臣们的撺掇下失去了理性。他们冲进礼部衙门，把傲慢的英国人捆绑了起来，就势关进了刑部大牢里。

　　这似乎是以后“火烧圆明园”事件的一条导火索，当城外的联军得知巴夏礼被满清方面扣留后，立刻对北京发动了进攻。

　　手忙脚乱的奕訢又匆忙把巴夏礼释放，试图以此来缓解紧张 局势。

　　结果疯狂的巴夏礼组织联军声言要活捉中国皇帝，当地得知咸丰皇帝有可能躲在圆明园时，就率领部队直扑那里。

　　熊熊的烈火最终彻底撕去满清王朝的“遮羞布”，在蒙古亲王僧格林沁统帅下，自诩强悍的“八旗军”，与敌人交战不到半个小时就告失利。

　　当圆明园的冲天大火映红天际的时候，恭亲王和一帮大臣们则躲在天安门广场的礼部衙门之中。当然，他们不是听天由命，也主动地做了一些工作，就是商量着由谁来担当“扣押英国人”的责任。

　　公元1860年9月2日，《北京条约》在天安门广场上的满清礼部衙门中正式签署。

　　远在热河的咸丰得知谈判内容后迅速指示奕訢，满足英国人的所有要求。于是在当年9月11日，中、英双方正式签署了条约，到次日，迫不及待的法国人也兴冲冲地走进礼部大堂，奕訢亦与之签署了和约。

　　这是天安门广场历史上进行的第一次严格意义上的外交活动，没有红地毯，也没有仪仗队。

　　和约签署后，彬彬有礼的奕訢在礼部大堂上宴请欧洲使团，气氛相当融洽，巴夏礼手持着从圆明园抢夺来的瓷碗，向我们的大学士请教甄别汝窑瓷器的秘诀。

　　“咔嚓”一声，在西方人狂热的呼喊声中，正阳门城楼上的一杆龙旗拦腰折断。

　　而这时，在热河行宫，咸丰手书一 幅中堂，上以欧体正楷写着“且乐道人”四个大字。

　　“未尽写意矣！”他端详着这几个字喃喃说道。

　　六

　　1911年11 月13日，天安门广场忽然涌进一批全副武装的满清“新军”。这些“新军”不再穿着传统的满清兵服，清一色仿西方制式的军装配备以崭新的步枪，一个个面容肃穆、杀气腾腾。

　　部队在广场列队之后，一顶官轿自大清门方向而来，北洋军的士兵齐刷刷地一个立正，整齐划一的动作之下，千百之脚踏在地上，只发出一声闷响，就好像是一声闷雷，地面都为之一阵颤抖。

　　只见一个微胖的中年男子身着满清的总督服饰从轿子中走了出来。他生就一张圆脸，浓眉大眼，配以蒜头鼻子，看起来颇为和善。天安门前的侍卫们却知道，这就是满清政权中最有势力的督抚、北京洋军的首领袁世凯。

　　守卫天安门的侍卫被刚才的情形所震慑，却见袁世凯笑吟吟地走过金水桥，脸上根本看不出一丝杀气，和他们平日所见的那个直隶总督并没有什么两样，赫然是一位气定神闲的朝廷股肱。这让他们心头一片茫然。

　　内阁协理大臣徐世昌负责到正阳门外的火车站迎接袁世凯，他本是北洋系中的要员，武昌兵起后，摄政王载沣束手无策，垂帘听政的隆裕太后更是唯以泪洗面，徐世昌串通内阁总理庆亲王奕匡力力保袁世凯出山，现在两人见面，心照不宣，不由相视一笑。

　　原来在河南老家“养病”的袁世凯接到诏书之后，看到朝廷命自己为钦差大臣，所有前线的海陆军各部“统归节制”，而且他的嫡系冯国璋、段祺瑞总统两军，也归他节制调遣，俨然是恢复了自己从前的势力。但是他却并不着急动身，只是向摄政王载沣发电报说：“足疾难痊，兼且咳嗽，请别简贤能，当此重任。”

　　载沣被袁世凯这一手弄得狼狈不堪，心知徐世昌出身北洋，只好屈尊恳请，一个堂堂的摄政王就差当众给一个内阁学士下跪了。徐世昌这才表示，自己会出面请袁世凯出山，但摄政王必须亲笔书写专函以示诚意，而且由专员去把朝廷的任命送达袁世凯的手中。

　　载沣当然一一照办，袁世凯这才慨然应允，即刻起程奔赴武昌前线。

　　在袁世凯进京之前，万般无奈的载沣就率领诸王大臣到太庙中，宣誓国家立宪改制。

　　在袁世凯进入午门广场的时候，太庙的香火气犹未散尽，但他已经深深知道，这些形式，对局势的扭转丝毫起不到作用。

　　陪同袁世凯的徐世昌见他神色沉重，但显然不是为满清的命运担心，心下一片雪亮，悠然道：“朝廷改制之心已定，上月就在这太庙之中诏告天地力行宪政，慰帅也不必过于牵挂于形势之混沌。”

　　听徐世昌这么说，袁世凯心知朝廷内部已经混乱不堪，说一句：“吾心之于江山，天地可鉴之。”就随着徐世昌进入午门。

　　这时，天色阴沉日久之下，忽得落下片片雪花，仿佛要埋葬掉眼前这沧桑的墙垣，让新世界在茫茫然中再生一般。

　　摄政王载沣在乾清宫中接见了袁世凯，政治家自然不是小孩子，加之形势逼人，过多的客套话也就免了，军事会议立时召开。

　　袁世凯汇报了前线情况，声言议和条件不被革命军所接受，摄政王载沣说：“既不肯议和，看来只好主战。”

　　袁世凯苦笑了一声说：“主战固然是君臣之所愿为，但军饷何来？无饷而用兵，慰亭无能为也。”

　　庆亲王奕匡力说：“孝钦（慈禧）太后留有遗积，现在隆裕太后手中，摄政王入宫支取想来可行。”

　　无奈之下，载沣只好入见隆裕太后，意外的是，隆裕太后听说要用自己的私房钱，当时就号啕大哭，抽咽着说，自己订了一批水晶宫灯还等着付款，哪里有闲钱给国家办军务？载沣听了，也不知道是怒是悲，总之两行眼泪也落了下来。两个人相对而泣，好不凄凉。

　　不管怎么说，隆裕太后总算是“国母”，眼下的局势自己袖手旁观总是不妥，于是勉强取出十几万两银票来，交付给载沣。

　　就是依赖这么点私房钱，袁世凯组织起满清最后一届内阁。

　　但是，到了这个时候，千步廊中的官员各托词不来公干，谁还有心趟这浑水？除了在京的几个声名显赫、面子上实在说不过去的人物因为无法推诿而接受任命之外，新内阁提出的职位基本上是“有官无人”。

　　袁世凯的内阁所能做的，不过是把隆裕皇太后的私房钱运到武昌前线，奖励冯国璋军，并命令冯国璋力攻汉阳。

　　捷报传来，载沣格外高兴，封冯国璋二等男爵，冯国璋拟乘胜再下武昌，派重兵据住龟山，架起大炮，轰击武昌。结果武昌城损失不大，但渡江南奔的难民所乘船只往往被炮弹击沉，伤亡极惨烈。

　　西方各国的驻汉领事，为这种情况深表担忧，于是由英国领事出面，劝令双方停战。冯国璋没有接到袁世凯的批示不敢自作主张，他对英国人说自己必须收到清朝的停火命令。直到袁世凯以内阁总理的身份命令他停战，冯国璋才照会英领事，开列停战条件，基本同意停火。之后双方“夹江自守，暂息烽烟”。

　　袁世凯电令冯国璋停火之后，就摆出了甩手掌柜的姿态，重大问题推到载沣那里去解决，自己基本上不作表态。而庆亲王奕匡力更在降裕面前，大说袁世凯的好话，说局势完全可能发生改变，只不过是朝中有人掣肘，袁世凯不得施展全部能力而已。隆裕终究是个没主见的女人，便授意奕匡力把清廷一切大权，托付给袁世凯处理。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载沣心力交瘁，再无心权位，上书辞职。于是袁世凯遂成国家唯一的决策者。

　　在北方酷寒的天气中，满清王朝的传统礼仪也不再举行了，甚至长安左右门的卫兵也撤了岗，千步廊的官署中倒有几个老迈的官员犹在忙碌，只是已经没有什么重要的政务需要他们传达了。因为一个月前，在袁世凯的主持下废除了执行了两百多年的“臣工封奏旧制”，他们留在这里不过是希望朝廷把拖欠的薪水发给自己而已。当然，他们自己也相信，这仅仅是个愿望罢了。因为随着各地独立风潮的涌动，朝廷的财政已经没有了进项，甚至连他们的皇帝也只能靠自己的“积蓄”过日子，看来这个冬天对整个帝国来说都是难挨的。

　　谁也不清楚，无论是天安门广场，还是午门的小广场，怎么忽然间多了那么多的垃圾，尤其是入冬后，宫里面的垃圾运出来居然就直接堆到了广场周围，以至于金水河都被杂物所堵塞。幸好是在冬天，水面结了厚厚的冰，否则不知道会散发出多么难闻的味道。

　　胆子大些的百姓也开始偷偷溜进广场上来，不时地捡拾一些自己用得着的东西拿出去使唤。所谓的新式巡警对此根本就懒得理会，只是见有人拿出比较整齐的东西，才上去呵斥，但目的不外乎是据为己有罢了。他们中间的年轻人早已经开了小差找别的生计去了，只是些年老体衰的，不但制服破旧，走起路来也是拖着脚后跟，耷拉着脑袋，在寒风中说不出的凄凉。

　　要不是袁世凯的北洋新军驻扎在城里，恐怕紫禁城立时就会遭到哄抢。他们可能是官方唯一有纪律可言的部门了，当兵的身上也没有丝毫的匪气，大多是因为公务才在街市上来往，没有公干的则都呆在驻地，老百姓对他们并没有什么厌恶的情绪。

　　和天安门广场一样，整个北京城的气氛是非常压抑和沉闷的，人们心里都明白，满清王朝已经寿终正寝了，他们不约而同地等着宫里面传出消息。

　　但是，就在沉闷压抑的气氛中，北京城出了两件大事。

　　1911年11月底，袁世凯奉命进宫议事，他表示南北谈判的焦点就是“变更国体”，而他本人也认为这是解决危机的唯一方法。这让还比较年轻的太后伤心不已。她说希望袁世凯做前朝的曾国藩，而一心计划逼迫清帝逊位，自己取而代之的袁世凯，当时作色道：“我不姓曾，我姓袁。”

　　袁世凯从宫里出来，正是晌午的光景，他在长安门外上了轿子，当时他的北洋卫队前拥后护不说，两旁还有不少的巡警保护着他，可以说是戒备森严。转到府右街的时候，有人忽然从路旁的茶楼上抛下一件东西来，正好落在袁世凯轿前一米多远的地上。大家正猜疑是什么东西的时候，就听一声巨响，一名北洋军卫队长、一名巡警当时被炸死。据说还有士兵12人、行路者3人，也受了重伤。

　　所幸的是，袁世凯本人安然无恙，而且表现得非常镇静，爆炸之后就喝令卫兵快拿匪徒。

　　卫队在茶楼上当场拿住3人，移交军警衙门审讯后得知，他们分别叫做杨禹昌、张先培、黄之萌，对抛掷炸弹的行为供认不讳，而且坦言袭击的目标就是袁世凯。可问到他们的幕后主使，却谁也不肯回答，袁世凯随即把3人“正法了案”。

　　1912 年1月1日是中华民国元年元月元日，当选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从上海启程到南京受职，他乘坐的火车上面，挂出了寓意着“五族共和”的五色旗。

　　孙中山即日行就职礼。他在宣读总统誓词时说：“倾覆满洲专制政府，巩固中华民国，图谋民生幸福。此国民之公意，文实遵之，以忠于国。至专制政府既倒，国内无变乱，民国卓立于世界，为列邦公认，文当解临时大总统之职，谨以此誓于国民。”

　　此后，经过一个多月的谈判，国民政府与满清皇帝达成了共识。

　　商定的优待内容经过袁世凯审阅后，送到了隆裕太后的面前，满清皇族们就此又有一番讨论，但这时隆裕说了一句非常客观的话，她说：“大势已去，只争了一些小节，亦属无益。”

　　于是隆裕召见袁世凯，让他致电南京政府，声明自己同意所有待遇，但希望不使用逊位的“逊”字，因为这有碍清帝的“体面”，请酌改为“辞”字。

　　袁世凯倒是非常热心，就此事去和南方理论，南方政府最后同意，于是袁世凯主持拟订了满清王朝的最后三道“懿旨”，隆裕太后和宣统帝在上面押上了御玺。

　　中华民国元年二月十二日即清宣统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满清皇帝的退位诏书在天安门城楼上正式颁布天下。

　　这是满清王朝在天安门广场上举行的最后一次大型仪式。按照成例，这个仪式被称为“金凤颁诏”， 是满清政府从明朝继承而来的一个君主专制时代最隆重的仪式。不过在此前，没有一个皇帝是因为“逊位”而举办这样的仪式，这也自是绝无仅有的一次了。

　　按照成例“颁诏”当天，文武百官都要集中在天安门广场上的金水桥南。他们要在那里按照官阶品位的高低有次序地站好，等着诏书从午门城楼上传递出来。

　　皇帝的诏书要在太和大殿上供奉起来，颁发时间一到，宣诏官员就用特制的所谓“云盘”托着诏书走出午门。工部在午门外临时搭建了“龙亭”，专门放置诏书。在这里，礼部官员要主持一个简单的仪式，向上天倾诉一下皇帝发表政令的惶恐与喜悦。之后，就有专用设备把诏书抬上天安门去，在那里，早已经准备好了“金凤”，即一只用楠木雕刻的凤凰，还配备一只做工精致的盘子。

　　诏书抬上天安门城楼后，还不能放在盘子里颁发。在天安门城楼上东起第一间屋子里早已经等候着宣诏官，他们把诏书从奉官手里接过来后，放在屋子里早就备好的黄案之上，经过一番三叩九拜，宣诏官把诏书捧出屋子，然后在天安门城楼上进行宣读，这时，下面的百官行大礼。

　　诏书宣读完毕后，宣诏官才把诏书放到“金凤”的上面，以绳索吊下，下面有礼部的官员用木质的“云盘”来接住诏书，这叫“云盘接诏”。

　　接诏后，礼部官员就在仪仗队的簇拥下，把诏书拿到千步廊上的礼部衙门里去，礼部的尚书率领一干官员要对诏书行三叩九拜的大礼，然后才以黄纸把诏书誊写下来，发往各地。

　　满清举办的最后一次仪式，颇显得随意，因为官员残缺不全，“金凤”也因为常年失修显得破旧了很多，尤其诏书的内容又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操作起来，虽然有模有样，但谁都对这一套失去了原有的敬畏与尊重。

　　是日，北京遍悬五色旗，历时268年的满清王朝也正式宣告结束。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