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遂平县的查岈山人民公社，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人民公社。当年一颗震惊全国并把浮夸风推向巅峰的小麦“卫星”，使得3个月就有30万人前来朝拜；但其间，社员们却饱受其苦，深受其害。文革结束后，它已死寂无声。

　　河北省晋州市的周家庄，被媒体称作中国最后的人民公社。在那个浮夸肆虐的年代，周家庄则坚决抵制浮夸风，使村民平安熬过了那个灾难岁月；而在全国的人民公社瓦解之时，周家庄又断然延续了那一时期的模式，今天仍然健康地发展着。

　　《小康》杂志记者李漠的文章，通过对比这两个地方的今昔，进而引发人们的思考。

　　查岈山：人民公社的第一声“啼哭”

　　从遂平县城出发，颠簸20多公里，就到了查岈山乡。

　　从挂着查岈山公社牌子的大门进入，直行百米，就站到了当年公社办公楼的旧址前：一把生锈的大锁，生硬而冰冷；“毛主席万万岁”的标语已与墙体模糊成片。

　　院西，几排旧时平房墙面上刷写的“学习三个代表思想，提高干部队伍素质”与“敌人是不会自行消灭的，无论是中国的反动派，还是美国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势力”等标语，相映成趣；院东，是用围墙隔开的查岈山乡政府办公楼。

　　查岈山乡成立于1983年10月，那年，查岈山公社走到了尽头。

　　作为纪念，公社的牌子和旧址被保留下来，23年后，旧址被国务院批准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记者试图进入公社的残壳一看究竟，但被告知老宅已成危房，任何人不得入内。

　　最早的“浮夸风”发源地

　　1958年春，时任遂平县农业工作部副部长的陈丙寅向信阳地区提出了合并农业社的想法；查岈山乡则发动村民，天天喊着“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口号，游行请求成立大社。旋即，陈丙寅的想法被立即批准，变成了现实。

　　“４月20日傍晚，杨店街彩旗飘飘，一两万社员拥挤在主席台周围。天刚黑，信阳地区行署专员张树藩高声宣告：查岈山农业大社正式成立了！”钟宝华，这位仅剩两颗门牙现年81岁的老会计告诉记者：“当时，大家疯了一样地喊口号敲锣鼓，脚下的地在乱动啊！”

　　“中央有啥咱有啥”， 第二天，农业大社就组建了农业部、公安部，甚至军事国防部等。

　　两个月后，查岈山公社成立，陈丙寅为第一任书记。

　　人民公社的第一声“啼哭”，就“一鸣惊人”：翻开早已泛黄的《人民日报》，可见“遂平县查岈山卫星公社韩楼大队2.9亩小麦试验田，亩产小麦3821斤”的惊人消息。

　　回忆“卫星”上天的过程，钟宝华多次笑出了声。

　　“开始，亩产只报了1800斤，需要县委和地委逐级签字耽搁了时间，稿件还没有转走呢，许昌就报了亩产2400斤，只好改报2800斤；还没转走呢，《人民日报》就报了安徽亩产3200斤，产量只好接着涨啊，就报了3300斤，后来，又改为3821斤！”

　　浮夸，给查岈山带来了虚名，也骗了国人。史载：“全国广大城乡，各省、市、自治区（除台湾、西藏外）纷纷派团来参观交流经验。仅7、8、9三个月来参观的外地干群就达30万人之多。”

　　那份指导全国人民公社化运动的“简章”

　　1958年7月中旬，河南省委书记处书记史向生和信阳地委书记路宪文等，专程到查岈山公社，帮助研究制定了《查岈山卫星人民公社试行章程(草稿)》。章程规定：各农业社的一切生产资料和公共财产转为公社所有，由公社统一核算，统一分配；社员分配实行工资制和口粮供给制相结合等。

　　“一大二公，有幼儿园、有敬老院，还吃大食堂，简章规定得可清楚哩！”当年查岈山公社的幼儿园园长兼敬老院院长赵长玉，虽高龄98岁，却步履矫健、声音洪亮、思路清晰。跟省委领导握过手，被敬过酒，还跟毛主席去过七里营，让她感动至今。

　　1958年8月6日下午，毛主席在河南省领导吴芝圃的陪同下，视察新乡县七里营，赵长玉跟在队伍后边，她拼命踮脚，试图看一眼毛主席。

　　在公社大门前，毛主席仔细地看着“七里营人民公社”的牌子并说：“人民公社这个名字好！”

　　7日凌晨，史向生向毛主席汇报了查岈山公社的情况。当谈到简章时，毛主席无比兴奋：“这是个好东西，给我！”

　　8月9日，毛主席在山东历城县视察时说：“还是办人民公社好……”很快，各地掀起了人民公社化的高潮。

　　“不到1个月，河南省就合并建成了1242个人民公社，全部实现了人民公社化。”钟宝华长长地喷出了一口烟雾说：“那真是一阵风啊！”

　　永生难忘的大灾难

　　满怀豪情的查岈山公社社员们，在干部的率领下，开始了大跃进。

　　主要劳力上山砍树，炼焦炭，再炼钢铁，周边的群山转眼变成了秃山，而地里的庄稼，却无劳力收割。

　　“1958年查岈山的庄稼长得本来很好，虽然丰产可没丰收啊！”钟宝华高起的声音里，满是愤怒：“浮夸之后，就要凑够虚报的数目，加上秋粮没有收回来，接着灾难就来了。”

　　没有了粮食，公共食堂的烟囱终于不冒烟了。曾经热闹非凡的查岈山公社变得冷冷清清。这时，社员们才恍然大悟：填饱肚子的只能是粮食，被吹得比鳖蛋还光的人民公社，原来什么事也不顶。

　　遂平县文化局调研员、前查岈山公社团委书记曹新志回忆说：“当时别说群众没吃的，干部也饿得发晕。”

　　于是，饿急了的查岈山社员们就挖空心思地寻找替代食品：喂猪的糠，吃了；树皮，吃了；连鸟粪，也吃了。

　　遂平县某局干部梁某回忆道：“当时队里的猪得猪瘟死了，俺爹见一家老小饿得不行，就趁夜里去埋猪的地方，扒开黄土，扒出心肝来，用箩筐装回了家。谁知，村干部循着血迹追来了，罐子里的猪肉还没煮熟，村干部一脚踢翻了罐子，把血糊糊的猪肝往俺爹脖子上一搭，拉着游街去了。”

　　1959年冬天的那场大雪，让本已饥肠辘辘的豫南百姓永生难忘。数十年难得一遇的大雪，把许多房子压塌了，也把整个豫南变成了孝服一样的颜色。

　　到了1960年夏天，信阳地区的大食堂普遍断炊，最严重的村子80天没有一粒粮食，浮肿病洪水般蔓延，农民大量逃生。而信阳地委书记路宪文还在吆喝：“不是没有粮食，而是粮食很多，90％的人是思想问题。”他下令公安部门“限期消灭外流人员”，终于酿成震惊全国的“信阳事件”。

　　让人隐忧的“新浮夸”

　　在村民的指点下，记者来到韩楼村当年那2.9亩小麦 “卫星”的制造地，弯腰抓起一把普通又非同寻常的黄土，王姓村民说：“那时亩产顶多700斤就敢吹3821斤，现在亩产也就是1000斤左右。”小麦“卫星”事件的参与者钟青德、陈世俊、陈丙寅等，都已过世。被毛主席接见过的陈丙寅，去世最晚，死于2006年。

　　但是，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今天的查岈山百姓依然为 “新浮夸”所困扰和担忧。

　　“我家孩子在郑州读大学，家里穷就想报个贫困生，可学校一查，我们村竟是亿元村，就不批了。”韩楼村的李姓妇女挥舞着手臂向记者诉说：“什么亿元村啊，百姓穷得只能外出打工，村里路坏了没人修，韩楼村跟钟庄之间的桥塌了也没人管！”

　　沿着坑坑洼洼的道路，记者来到断桥前，闻讯而至的村民抱怨道：“桥已经断了很久，大雨天孩子们根本无法过河上学。”

　　说到亿元村，赵长玉发出了高亢的愤怨：“比较其他乡，查岈山也就一般化；比较过去，现在就是能吃饱了。”赵长玉还告诉记者：“1958年前后，桥和路都好，那时老有人参观，现在没人管了。”

　　“亿元村，那是前几年的事儿了。村里有些私营企业，算在了村里，就上报了亿元村，那也是不现实的，现在的查岈山已经走上求真务实的发展之路了。”遂平县委的一位干部这样告诉记者。是这样吗？记者了解到，查岈山乡乡长王建辉曾对媒体说，查岈山公社旧址很具有开发价值，通过各种旅游推介活动，要让这些人文景点和国家４Ａ级查岈山自然风景区互相映衬，提高美誉度。而记者对查岈山乡的采访却费尽口舌，接待记者的查岈山乡办公室的孟主任，似乎在极力回避着什么。

　　“查岈山公社是浮夸风的发源地，反面教材一个；展览馆也不收门票，赔钱啊，根本谈不上创造价值。”遂平县委的一位干部揭开了谜底。

　　翻开几经周折得到的《查岈山乡2006年工作总结及2007年工作计划》，记者看到了这样的文字：“进一步优化招商引资环境，进一步抓好回归工程，继续推行三分之一工作法，实施全民招商战略”。

　　全民招商？普通农民能招什么商？这口号般的文字中似乎又让人看见“假大空”的隐忧。

　　“现在，很少有人记得过去。但是，教训不能忘记，到啥时候，都应该实诚，不能说瞎话，说瞎话对国家对人民都没利！” 掐灭一根烟，钟宝华直视记者说。

　　周家庄：至今延续着那个时期的模式

　　出租司机没说假话，周家庄果然很整洁。

　　楼房均为统一的大小，统一的样式，在统一的门楼两侧，茂盛的柿子树结满果实，大街上既看不见垃圾，也看不见鸡鸭鹅狗。

　　在周家庄乡政府大门一侧，挂着“河北省晋州市周家庄农工商合作社”的牌子。

　　进入大院，“讲实话办实事反对形式主义”和“依靠群众实事求是走共同富裕之路”等红色横幅便映入眼帘。

　　走过数排平房，直到最后一排，还是平房。

　　周家庄乡党委办公室主任王海涛和市政协原副主席现任周家庄特别顾问刘国运，在挂满奖状和锦旗的会议室，接待了记者。

　　全体社员大会表决，百分之百要求沿着原有的道路走下去

　　翻阅资料得知，周家庄乡共有8个队，依然延续着人民公社时期的模式：在集体所有制下，一切听队长安排，集体劳动，分别记工分，年底分红，工人也如此。2005年，四队平均每个农业工值是35.5元，社员张顺全年出工340个，纯收入是11000多元。

　　使用媒体冠以的“中国最后一个人民公社”这一提法进行采访，显然让王海涛和刘国运十分不满。

　　王海涛说，周家庄人民公社成立于1958年，1983年就改为周家庄乡了，哪里还有什么人民公社？刘国运则告诉记者，自从1953年周家庄实行的就是能够调动每个人劳动积极性的按劳分配的“三包一奖”生产责任制，这不同于一般人民公社的大锅饭。在人民公社时期，这责任制被坚持了，至今，还在坚持。

　　周家庄的奖惩制度十分严细：对不同的工种有372项细分。如收割机收小麦，一平方尺掉小麦不许超过13粒，否则便被罚公分。抽查者要趴在地上，清除杂物，进行查验。

　　对于某些媒体所说的，周家庄原有体制得以延续的原因在于老社长雷金河的坚持和中央某首长支持的说法，也被王海涛和刘国运否定。

　　王海涛说，1982年全国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时，中央文件明确规定，宜统则统，宜分则分。老社长召开全体社员大会表决，百分之百要求沿着原有的道路走下去。

　　“这里没有贫富不均，干部都是没有工资的农民身份”

　　“这里没有贫富不均，干群没有大的差别，福利还好。”讲到这里，自豪溢满了社员王某的皱纹。

　　周家庄乡从乡长、副乡长，到武装部长等，都是没有工资的农民身份，分红收入只比平均水平一万五六略高一点；在住房上，他们与普通农民则完全一致。从1982年起，周家庄的住房开始统一规划，每家都是3分地，老社长雷金河的孙子乡党委书记雷宗奎也不例外，他一家三代就挤在一套250多平米的房子里，他的房子，跟五保户的一样。

　　在其他许多地方也有各种规定，可在执行过程中就走了样，周家庄靠什么保证公平与公正？

　　回答记者提问时，刘国运有些激动：你要想了解周家庄，就必须转变固有的观念，这里跟其他许多地方真的大不一样。50多年以来，照章办事，已经成为传统习惯，连乡党委书记都带头执行。从1981年开始，周家庄的社员逐步享受免费的自来水等10项福利；为了保证质量，降低成本，种子、化肥以及生产农机具等，全由合作社统一购置，这让社员梁民志等感受到了集体经济给他们带来的轻松与安全。

　　那么，在贿赂与回扣盛行的现今，如何杜绝此流弊呢？

　　刘国运告诉记者：在监督小组监督下，实行统一招标。

　　记者追问：监督小组如何产生呢？

　　刘国运说：由推举的各方人士组成。他再次提醒记者说，这里的廉洁让人难以置信，跟其他许多地方大不一样，即使中央首长来了，也只是清茶一杯，吃饭在食堂，加小菜需要交钱。

　　“共同富裕之路会越走越宽的”

　　周家庄共有劳力6000多人，其中80％在企业，15％从事农业，还有5％从事个体私营业。他们既坚持集体道路，又鼓励自主经营。只要缴足公积金和公益金，就可从事个体私营业，搞不下去，还可重回企业。

　　来自河北省社科院农村所的调研表明， 2005年周家庄非公经济纯收入是863万元。虽然这只是一个补充，却是对原“一大二公”的突破。

　　在2006年，周家庄工农业总收入48678万元，比2005年同期增长8%，人均生活水平达到了全市最高的5609元，还荣获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等荣誉称号。

　　周家庄现行的体制能否延续，它的明天在哪里？

　　刘国运回答了记者：在周家庄老有所养，少有所教，青壮年有所为，走的是共同富裕之路，这条路会越走越宽的。

　　河北省社科院研究员刘增玉则认为，从目前的现状看，周家庄的体制是完全可以延续的，关键在于人的因素。

　　周家庄集体经济的支柱，是9家劳动密集型企业，而附加值较低是它们的症结所在，据雷宗奎说，他们已经开始着手改变这种局面了。

　　完成了两个村庄的采访，记者感慨颇多。正如一位学者所言，很难说周家庄模式是完美的，但最重要的是，它顺应了踏踏实实的民意与实际，且始终是为了满足民生，也满足了民生；而查岈山，则是被虚荣与无知吹上天的气球，爆裂当属自然，关键在于跌落之后的反省与重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