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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5版:洛阳·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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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宫道暴动:“皇帝梦”一夜破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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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年 4 月 4 日 星期    【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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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洛阳解放六十周年”系列
九宫道暴动:“皇帝梦”一夜破灭
记者 邓德洪 通讯员 马少龙/文 记者 赵朝军/图
“九宫道”暴动时留下的证据

    核心提示

  1948年4月5日,洛阳在炮火硝烟中迎来了伟大的解放。当时,郑州、西安等相邻的城市均未解放,三大战役也尚未开始,全国战场上的敌我胜败未分,国民党败退后在洛阳布下了不少土匪、特务、反动会道门等反革命残余势力,时刻准备反扑。

  发生在1949年5月17日、妄图“坐天下、当皇帝”的“九宫道”武装暴动,就是其中最为骇人的一次反扑。这起震惊全国的反动会道门武装暴动,当时刚刚成立的洛阳市公安局是如何侦破的?几位“老公安”讲述了这段惊心动魄的往事。  

  讲述人:

  宋文学,75岁,1949年1月进入洛阳市公安局,最初在南关派出所当民警,1981年至1988年任洛阳市公安局局长。

  王钧,75岁,1948年7月进入洛阳市公安局,曾任局办公室副主任,参与了《洛阳公安志》的编纂工作,有“洛阳公安活字典”之称。

  胡宗南委派“总队长”

  自打洛阳解放那天起,盘踞西北的国民党西安绥靖公署主任胡宗南,就对洛阳虎视眈眈,梦想着重占洛阳城,并多次派出飞机到洛阳上空轰炸,造成多名百姓伤亡。

  1949年5月,在反动会道门“九宫道”全国道首吴冠卿牵线搭桥下,胡宗南委派洛阳道首郭老九为“河南省人民自卫剿匪总队”(又称“河南省白龙军”)“总队长”,另设“总队副”、“大队长”等几人为其辅助,令郭老九秘密潜回洛阳,组织道众及潜藏的特务等反革命残余势力伺机谋反,以图扼杀洛阳新生的红色政权。

  反动会道门究竟是什么?对国家和人民有什么危害?年轻读者恐怕知之不多。

  简单来说,反动会道门相当于现在所说的邪教,是带有宗教和封建迷信色彩的民间秘密结社,形成于明代中后期,在清朝得到发展,晚清以来多以“会”、“道”、“门”为组织名称,其日常活动表现为封建迷信和练功习武。解放初期,全国共有会道门300余种,道首和骨干分子约82万人,道徒1300万余人,这些会道门大半被国民党特务所利用,成为当时与人民政府作对的最大的反动组织。

  老洛阳人也许还记得:在解放初期,洛阳的反动会道门活动十分猖獗,其中影响较大的有“九宫道”、“祖师道”、“一贯道”、“庙道”等。他们在群众中大搞封建迷信活动,大肆宣扬反动言论,极力制造恐怖气氛,蛊惑了不少群众。

  郭老九密酿“皇帝梦”

  郭老九本名郭永祥,洛阳“九宫道”的“总道主”。在洛阳解放之初,他曾两次组织暴动未逞,阴谋暴露后,逃往西安。

  1949年5月11日,新任“总队长”的郭老九依照胡宗南密令,从西安潜回当时的偃师县东辛庄、桃园寨等地。他很快集结了道徒数百人,后在骨干分子南中秋家召开会议,密谋策划“八路军打天下,‘九宫道’坐天下”之计,最终定于5月17日趁洛阳召开市、县党代会之际,在洛阳、伊川里应外合同时发起暴动。

  郭老九的“如意算盘”打得挺精:5月17日夜,我市、县党代表和部分市领导将在中华戏院看戏,趁散场之时,道徒将当场杀害这些党政干部,紧接着劫监狱、放犯人、抢银行,就可占领洛阳城,以迎接国民党反攻,而他本人则可以进一步建立“中天国”,“登基当皇帝”……

  按照郭老九的部署,南中秋等骨干分子率领所辖道徒要于当天日暮前混入洛阳城内,到中华戏院门口集合,以看戏作为掩护陆续混入戏院,待晚上11时左右散戏时一起动手。届时,所有道徒均以头勒白巾、臂缠白布带为识别标志,口令为“中州”,回令为“聚会”。

  郭老九还对参与暴动的骨干分子作了细致的分工:由郭建立率10余人把守十字街口,以“拍肩膀”为行动暗号,发动全体暴动;由郭老九率道徒抢劫中州银行;南中秋率道徒攻打洛阳警备司令部,收缴武器;吕金河率道徒攻打市公安局四科(监狱),劫出之前因暴动被捕的何官保等大小首领;彭俊长、牛万彬等率道徒攻打政府;其余道徒分别把守四关四门打外围。

  在郭老九策划下,一场血雨腥风的暴动即将扑向洛阳城……

  “侦察英雄”夜探敌情

  然而,郭老九的“如意算盘”最终并没有打响——他的“皇帝梦”刚一付诸实施,就被我公安民警侦破了。

  为了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尽快稳定社会秩序,成立于1948年3月12日的洛阳市公安局对当时的反动会道门的活动时刻保持着高度警惕,并且旗帜鲜明地“反恐”。宋文学等“老公安”曾在老城南关、青年宫等地多次向群众分析“共产党必胜、国民党必败”的必然道理,普及科学知识,开展抵制迷信活动,以消除群众恐惧情绪,安定洛阳民心。

  故事讲到这里,我们不得不提到时年40岁的洛阳市公安局第一任侦察队队长申中良。申中良祖籍山西屯留,1947年参加革命,后随陈(赓)谢(富治)兵团南渡黄河,挺进中原,参加解放洛阳战役。1948年4月5日,洛阳第二次解放后,申中良留在洛阳市公安局工作。作为新中国第一代侦察员,他曾以“逃亡地主儿子”的身份,打入反动会道门——“祖师道”内部开展侦察工作,挽救了一大批党政领导和革命群众,为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立下赫赫战功,被誉为“杨子荣式的侦察英雄”。

  早在郭老九潜回洛阳之前,申中良就深知洛阳的反动会道门等反革命残余势力基础雄厚,平时十分注重对这些残余势力的调查研究工作。1949年5月17日,洛阳正在召开市、县党代会,当天午后,申中良就接到情报:郭老九几天前已从西安潜回洛阳秘密活动,但内幕详情尚不了解。

  至当天日暮时,申中良再获情报:有数百名武装道徒陆续潜入洛阳城内,具体行动不明。申中良一方面依靠隐蔽的斗争力量多方获取情报,一方面安排侦察员伺机生擒可疑道徒,突击审讯,逐步扩大线索。到了晚上八九点,敌情动向依然不明确,申中良放心不下,亲自上街巡查。

  巡街过程中,他发现以往夜间比较冷清的街头巷尾,出现了三五成群的道徒,这些人从四面八方集结起来,尤以中华戏院、菜市场街(今老城青年宫一带)最为密集,他们头勒白巾,臂缠白布带,手持凶器,行动相当诡秘。

  根据多路侦察员的反馈,申中良彻底摸清了敌人的暴动计划:到中华戏院散戏时,这些胆大妄为的道徒要向看戏的市、县党代表和市领导们痛下杀手!

  申中良火速返回洛阳市公安局,向当时的局长张凡夫作了紧急汇报。此时,距戏院预定的散场时间只有1个多小时,形势十分危急。

  数百道徒被“一锅端”

  洛阳市领导很快接到了关于“九宫道”武装暴动的报告,果断地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指令中华戏院加演节目,如无公安机关通知,不得停止演戏,以此延后散戏时间,使我方有更多的时间准备应对;立即调动全市公安干警和武装部队秘密占据市内要害部位,重点包围戏院;戏院内加岗添哨,人员只准进不准出;在全市实行戒严,禁止闲杂人员流动。

  当晚将近12时,在所有部署完成后,我方首先将潜伏在市区街道的暴动分子全部抓获。外围战一结束,我方立即抓住战机,命令戏院散戏,清理潜入戏院内的可疑分子。凡有身带凶器、头勒白巾、臂缠白布带等行动暗号的人员统统被抓获审查,确保戏院内党政领导的安全。

  事发当晚,时年16岁、还在南关派出所当民警的宋文学,按照市局统一部署,和几位同事一起负责在辖区内搜捕可疑分子。后来根据可靠情报,他们将搜捕范围集中在马市街一带。

  “当时,洛阳城内的气氛异常紧张,似乎连空气都要凝固了。我们每个执行任务的民警心里都很清楚:这起发生在城市中心地带、苗头直指洛阳党政领导的暴动一旦得逞,对于新生的红色政权来说,将会是一次毁灭性的打击,将会使整个洛阳政局陷入极大的混乱!”

  据宋文学回忆,在我方采取行动后,正在十字街中西大药房门口指挥暴动的郭老九跑到骨干分子王文俊位于马市街的家中,先是装模作样地“扶乩作法”了一番,之后撇下王文俊,悄无声息地逃往西安。

  次日1时许,当宋文学等民警根据情报赶到王文俊院门外时,郭老九已趁夜逃走,而王文俊的院内一片漆黑,寂静无声。由于当时年龄小、身体灵活,宋文学翻墙进入院内,悄然打开院门,与同事们摸进王文俊的房间,一举将其抓获。

  当晚,潜伏在伊川水寨区杨营等7个村的另一伙暴动道徒,等到后半夜还没见洛阳有什么动静,感到情况不妙,遂自行发起暴动,杀害我驻村公安干部3人、乡干部3人,抢劫枪支24支,准备天亮进攻洛阳,幸被当地政府及时剿灭。

  在“九宫道”武装暴动事件中,除道首郭老九等少数人漏网逃窜外,我方共抓获暴动道徒200余人(其中有大小首领、骨干分子64人),缴获了大刀、斧头等凶器82件。至此,“九宫道”武装暴动集团被彻底摧垮。

  对于这一重大胜利,曾任公安部副部长、当时任洛阳市公安局四科科长的俞雷同志,专门在《洛阳日报》的前身《新洛阳报》上撰写了消息:《(主标)洛阳破获匪特暴动案(副题)大部匪首落网法办 伊川暴动亦被扑灭》。

  依据我党“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者奖”的政策,本次暴动的首恶分子王文俊、彭俊长等6人被判处死刑;次要的暴动头子被判处长刑;凡被欺骗、利诱而参加暴动的一般道徒,只要低头悔过,声明脱离反动组织,并保证今后安分守己,可给予改过自新的机会,宽大释放,其中有条件者,还可分配适当任务;对劝告其他道徒脱离反动组织,或为侦察、检举并捕获反动匪首确有贡献者,适当给予奖励。这些区别对待的政策,最终彻底分化瓦解了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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