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逢大型会议，人们往往会发现，在会场一角有一两个快速敲打键盘的人，主讲人的每一句话都被他们定格为文字。这些“用手指追赶声音的人”就是速录师。

　　速录师到底是怎样的一个群体？13日，记者来到洛阳亚伟速录公司，体验了一把“手指上的舞蹈”。

　　最快纪录：每分钟打520个字

　　20岁出头的张永“舞”起键盘来快得惊人。他一边接受记者的采访，一边运指如飞，我们的谈话内容几乎在同一时间都显示到电脑屏幕上，并且一字不错。

　　我故意加快语速，背出大段大段《红楼梦》、《庄子》中的古诗文，给他出难题，但他的敲击节奏仍是“大珠小珠落玉盘”，清脆而密集。3000多字的记录，他只错了一个字！

　　张永是洛阳唯一拥有高级速录师职称的高手，每分钟最快能打300个字。他参加过五六百场大型会议，知识面宽、经验丰富。有了这么“厉害”的老师，记者赶紧“拜师学艺”。

　　张永说，日常生活中，人们的正常语速约为每分钟160个字，演讲时可达到240个字；相声演员说绕口令，最快语速能达到每分钟360个字。高级速录师，每分钟至少得打220个字，正确率还须在98%以上。经过严格培训，速录师的手指完全能够赶上语速。高级速录师黄霞，曾创下每分钟打520个字的纪录。

　　“生手”胳膊痛，“熟手”脖子痛

　　我们注意到，速录师手中的黑色键盘（又称速录机），与我们常见的电脑键盘不同。速录机的键盘要厚些，“个头”也小些，酷似电子琴玩具。

　　张永说，速录机只有24个键位，采用拼音输入法，速录师双手并用，往往七八个手指一齐敲打键盘，一次敲击就能打出一个词组。

　　使用速录机的姿势也和使用标准键盘的姿势不同——速录师的上身应笔直端坐，将速录机平放于膝盖，双手自然垂放在键盘上。据说这种姿势能够让手臂、手指的动作幅度、强度降低到最小，适应长时间打字。

　　在张永的指点下，记者开始用速录机打字（如图）。尽管记者已经非常熟悉拼音输入法，但陡然改用“新式武器”，打字速度慢了不少，错误也不少，连自己的名字都会打错。手忙脚乱地忙活了一个多小时，我满头大汗，双臂又疼又酸，手指因使用频繁而略感麻木。

　　张永笑道，从疼痛部位上最能看出速录员“段位”的高低：“生手”姿势不对，常感胳膊、手指发痛；“熟手”姿势标准，熟能生巧，连续打上三四个小时，这两个部位也不难受，但脖子和腰部会略感酸痛。

　　打字速度快，只是对速录师的基本要求。要想多赚钱，在速录圈中打出名气，还必须成为杂家才行。

　　比如，“5·12”大地震后，我市涉及地震专业知识的会议较多，速录师在工作前必须恶补地震学术语和常识；牡丹花会期间，速录师要事先了解花会简史、牡丹生长特性、牡丹品种和洛阳历史知识等。

　　张永说，每个速录师都有自己的资料库，除了分门别类地收集各行各业的术语、常识和最新消息，还得多听各地方言。如果没有这些“存货”垫底，他们在速录现场非“卡壳”不行。

　　周总理的话催生中国速录行业

　　“如果没有周恩来总理，速录师这个行业可能至今还没出现！”教课间隙，张永感叹道。

　　中国古代就有速记术，速记员用“天书”般的神秘符号，快速记录谈话的重要内容，而将“天书”翻译成汉字的程序却很繁琐，让人很头疼。

　　怎样才能让速记直接变成文字？上世纪70年代，一次重要的外交活动改变了速记的命运。

　　1973年，美国国务卿基辛格访华，与周恩来总理展开外交谈判。谈判中，为周恩来做记录的两名速记员都是用笔在画“天书”，而为基辛格记录的两名美国工作人员，用的却是英文速录机。

　　一方是需要“翻译”的“笔头”，另一方却是自动转化为文字的机器，两者放在一块儿，就像机关枪与大刀长矛，差距十分明显。

　　当着基辛格的面，周恩来希望中国速记员能尽快造出中文速录机：“好好努力，想办法把它（指中文速录机）造出来，人家能做到的事儿，咱们一定也能做到！”

　　周总理的嘱托大大加快了中文速录机诞生的脚步，1993年，被誉为中国速记泰斗的唐亚伟先生发明了中国第一台速录机——亚伟中文速录机，该发明获得2007年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

　　唐亚伟的发明巧妙地借鉴了钢琴弹奏家双手交叉弹奏的技巧，这直接导致了中文速录机的外形酷似电子琴。

　　速录师，新兴行业潜力大

　　速录机的出现，直接催生了速录师这个行业。目前，我国有数百名高级速录师，他们的月薪一般在3000元至6000元，水平高的速录师月薪上万元。

　　会议是速录师的“饭碗”，大型会议、商务谈判、外交谈判和形形色色的研讨会、新闻发布会、庭审记录、审讯笔录，都是速录师们大显身手的地方。

　　近年来，会展经济、网站嘉宾访谈文字直播风靡大陆，速录师供不应求。速录师行业对文凭要求不高，不少只有中等文凭的青年，靠着自己的努力都获得了就业良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