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学里学术空气浓厚，学术交流频繁，学校采取“请进来”和“走出去”的办学方针，不断邀请校外学者来讲课，甚至邀请皇帝来演讲，汉明帝刘庄就两次到太学讲学。 李玉明 绘

　　有人说：秦代无教育，这是真的吗？

　　这也难怪啊，一提到秦代教育，人们便会想到“焚书坑儒”：既然烧了书、坑了儒，还讲什么文化？还谈什么教育？

　　其实，说秦代没有学校是真的；说秦代没有教育，却是胡说。秦代教育承前启后，往前连着夏商周教育，往后开启了汉代教育；而汉代教育四百年，更是创下了煌煌伟业。尤其是洛阳太学，教育体制之完备，办学理念之先进，学术空气之活跃，实为世界古代教育所罕见。

　　“要写秦代教育，‘焚书坑儒’是绕不过去的话题！”

　　提到河洛教育，我市历史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郑贞富先说了开头这句话。

　　记者提出疑问：历朝历代的皇帝，都知儒生是被教育的主体，也是教育的后备力量，难道秦始皇就不懂得这个道理？他为啥要“焚书坑儒”？他不懂得杀戮儒生就是杀戮文化吗？

　　1）焚书开始后，大火先从秦都咸阳燃起，接着蔓延到洛阳，千年典籍，灰飞烟灭

　　郑贞富认为：秦始皇焚书坑儒，一不是心血来潮，二不是糊涂蛮干，为的是巩固刚刚建立的中央集权。

　　一直以来，关于焚书坑儒，流传着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秦始皇是吕不韦的私生子，这本来已令他苦恼，但那些儒生很“正统”，总是迂腐地去考证“元首”的血缘关系。这使秦始皇很恼怒，就找个理由焚书坑儒，把几百名知识分子给“坑”了。

　　第二种说法：秦始皇出宫巡视，晚上住在客店里，见两个儒生在院中观星，就躲在大树下细听。两个儒生一高一矮，高的对矮的说：“你看当今天子星在何方？”矮个子说：“瞧，紫微星东移，皇上出京城了。” 秦始皇一听，怕被人认出来，急忙躲到牡丹花下。可那矮个儒生又说：“不要紧的，皇帝出城，眼下有花王保驾哩！”秦始皇一听，赶快离开牡丹，躲进客店磨房里。不料两个儒生同声惊呼：“怪哉！天子星咋跑到牵牛星座上去了？怎么又进了磨房？！”秦始皇心想，儒生真厉害呀！上知天文下知地理，还知道我的行踪，这不利于安全！于是就“焚书坑儒”了。

　　其实这都是传说。“焚书坑儒”的真相是：秦始皇一日大宴群臣，仆射(博士长官) 周青臣乘机捧场，称赞秦始皇:“以前秦国土地不过千里，全靠陛下英明，平定了海内。如今实行郡县制，各地臣服，天下一统。”嬴政听了很受用。

　　博士淳于越反对，说：“周青臣恭维陛下，不是忠臣！商朝和周朝，统领天下一千多年，靠的是分封子弟，作为朝廷的辅翼。现实行郡县制，不遵循古制了，很不妥。应恢复分封制，把您的子弟分封各地，辅翼朝廷，分治百姓。”

　　丞相李斯驳斥说：“淳于越迂腐可笑！并不知事物变化之理！现已进入全新的时代，夏、商、周的旧体制，怎值得我们这个时代效法？”他话锋一转，矛头直指儒生：“从前诸侯纷争，各国用高官厚禄招徕谋士，是那个时代的需要；现天下归于一统，士人就该顺应时代，学习本朝新的法令。可现在的儒生，无事生非，读死书，认死理，习古非今，惑乱民心。他们开办私学，标新立说，对现行政策评头论足，甚至进行诽谤。这极易促成朋党，需要严加禁绝！”

　　李斯建议：凡不是秦国史书的，一律烧毁！借古讽今者，灭族！

　　秦始皇采纳了李斯的建议——《诗》、《书》及诸子百家的著作：烧掉；两人以上谈论《诗》、《书》者：处死；知情不报者：同罪。于是焚书运动开始，大火先从秦都咸阳燃起，接着蔓延到洛阳，千年典籍，灰飞烟灭。秦始皇还亲自圈定46０余名儒生，以“妖言”罪处死，活埋于临潼县城西20里。

　　郑贞富认为：秦始皇焚书坑儒，固然是对教育和文化的一场杀戮，但他为了维护统一大业，也干了些利于后世教育的事情，譬如“书同文”，功绩就很大。天下统一之后，各地语言不同，文字迥异，怎么交流呢？就连秦始皇下的诏书，使用的是秦国的文字，各地也不认识啊——所以必须“书同文”。

　　于是，秦始皇以“小篆” 作为文字形体标准，在全国加以推行。后看到“秦隶”更为人们所接受，就允许民间使用隶书，这为后来书体演变至楷书，奠定了好的基础。仅此一点，秦朝教育功莫大焉！秦朝虽然短寿，却是个桥梁，许多方面承前启后，尤其是博士制教学，直接延续至汉代教育。

　　２)当时的读书人，都把来洛阳上太学当成求学时代的美好理想，纷纷前来，络绎于途

　　秦亡汉兴，西汉教育不述，单说东汉教育。　

　　如今偃师市佃庄乡，有一个太学村，乃东汉洛阳太学校址。“太学”之称谓，西周时已经有了。到了西汉，大儒董仲舒建议朝廷立太学，汉武帝采纳后，建立了太学院，董仲舒任第一任“院长”。当初规模较小，只有教师５人，学生５０人。后慢慢扩大，约有１０００名学生。王莽虽然篡了汉，却特别重视教育，他执政时学生增至３０００人。

　　我市著名学者徐金星先生对东汉太学考证多多，他说：这所大学了不得！学生最多时达3万余人。在太学任教的“教授”，都是国家级大儒，称“博士”，职责是“掌教弟子”，以教学为主。但若遇到“国有疑事”，也要“掌承问对”，参与国家大政方针的讨论与修订，皇帝有时也向他们咨询疑难问题。他们是朝廷和皇帝的智囊团。

　　汉光武帝刘秀，重视太学的发展。他上台后，发出通知，让那些在西汉末年逃避战乱的学士迅速归队，一时间，四方饱学之士抱负图书，坐着牛车向京城洛阳赶来。刘秀动用国帑建设太学，使太学校舍“凡所结构达二百四十房，千八百五十室”，硬件设施搞得非常棒。当时的大教室“长十丈，广三丈”，可容纳三四百名学生同时听课。

　　太学里，学术空气浓厚，学术交流频繁，太学生不但有充裕的自学时间，还有充分的自由自选课程。学校采取“请进来”和“走出去”的办学方针，不断邀请校外学者来讲课，甚至邀请皇帝来演讲，汉明帝刘庄就曾两次到太学讲学。这样一来，太学生们都很关心国家大事，思想活跃，善于论辩，思维敏捷，造就了很多高端人才，像王充、马融、张衡、郑玄这样名垂青史的“高材生”层出不穷。

　　早在１８００多年前，中国就有如此规模宏大和科技领先的太学，这在世界教育史上也是独一无二的。当时的读书人，都把来洛阳上太学当成求学时代的美好理想，纷纷前来，络绎于途，其“生源”东至东海，西至西域，连素与大汉结仇的北方匈奴，都派遣子弟来洛阳留学。

　　那么，太学设置的课程都有哪些呢？

　　徐金星先生说：主要的课程是儒家经典，但也兼顾天文、历法、数学各科。但学生终日接触的主要还是经文，这方面是有实例的：熹平年间，尚有许多儒家经书版本不一，学生们学习起来很不方便，大书法家蔡邕建议朝廷，把统一了的经典写下来，刻在石碑之上，立在太学门口，成为国家标准教科书，这就是著名的《熹平石经》。

　　３） 东汉的教育，除太学这所国立大学之外，还开办有“贵胄学校”

　　在洛阳太学的教育理念中，特别重视学生参与社会实践和人际交往的能力，学生们在特定时段内可以四处流动，以游学方式走向社会增添阅历，这自然扩大了士人的交往层面。

　　东汉的教育，除太学这所国立的大学之外，还开办有“贵胄学校”。据《洛阳市志》第十二卷记载：明帝永平九年（公元66年），洛阳创办了“宫邸学”。起因是皇帝外戚子弟，看到太学里的学生成分复杂，来自社会的各个阶层，不屑到太学里面就读。于是汉明帝下令为外戚“四姓小侯”开设了这所“贵胄学校”，招收对象只限光武帝舅家樊氏，明帝舅家郭氏、阴氏，明帝皇后娘娘马氏四姓子弟。因学校设在南宫，所以又叫“宫邸学”。

　　宫邸学的设施，比太学更为奢华完善，办学目的是通过儒家思想教育，使“四姓小侯”子弟懂得君臣之义，使其忠于和维护刘汉王朝。到后来，“宫邸学”招生范围扩大，凡贵族子弟，不论姓氏，均可入学。学校办得有声有色。

　　安帝元初六年（公元119年），邓太后又在洛阳创建一所“贵胄学校”。但这所学校规模很小，专为和帝刘肇的弟弟济北王刘寿、河间王刘开的子弟举办，总共只有70名学生。

　　除了“宫邸学”，还有“鸿都门学”。这是中国最早的国立文艺专科学校，也是世界上最早的高等艺术专科学校。学校创立于东汉灵帝光和元年（公元178年），校址位于洛阳鸿都门，由此得名。

　　灵帝刘宏喜爱文学艺术，喜好辞赋字画。宦官集团利用灵帝这一爱好，建立了洛阳鸿都门学。鸿都门学一时兴盛，引来不少喜欢文艺的学子，最多时达上千人。鸿都门学里的学子，由于受到灵帝和宦官集团的重视，毕业后走上刺史、太守，尚书、侍中岗位的很多，封侯赐爵的人也不少。

　　当然，鸿都门学从一开始就遭到一些人的反对，但朝廷有意呵护这所新型大学，一直到黄巾起义爆发才停办。这为后人开办文艺类学校提供了蓝本和经验。

　　纵观东汉教育，之所以有如此成就，是由汉代之前各代教育铺垫的结果：夏、商两代，主要是“学在官府”的贵族教育，师长多为退职官吏，缺乏青春活力。春秋时期社会变革，对人才的需要量增加，教育冲破了“学在官府”的局面，出现了私人讲学。至战国，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儒学尤为显赫。到了秦代，专崇法家，焚书坑儒，对教育进行了摧残禁锢，但教育只是暂时隐藏起来，蓄势待发。至汉大兴，后劲勃发，尤其是洛阳太学，赫赫煌煌，蔚为大观，成为当时世界最先进的大学。太学到了后来，历经魏晋隋唐，一直到宋代，还在不断地培养莘莘学子，他们的经世大用和瑰丽人生，又谱写出多种版本的历史传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