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学者、大书法家钟繇，身兼数职，任劳任怨，常常把博士们集中起来，对学术问题展开辩论，使东汉太学流传下来的学术研究之风得以延续。 李玉明 绘

　　自汉末大乱，到隋代统一，历时近400年，史称魏晋南北朝时期。其间军阀混战，战争频繁，朝代更替，纷纷乱乱。

　　这一时期，教育受到前所未有的折损，也出现前所未有的景观：先是魏晋玄学名士风流，继而儒、道、佛三者并举，互相贬损又互相借鉴，接着天文、数学、医药都融了进来。

　　这一时期，从地域上看，南朝教育不如北朝，这与曹魏、西晋、北魏在洛阳建都有关——故此篇只述曹魏、西晋、北魏之教育，其他朝代略去不谈。

　　一提到魏晋时期，专家学者便摇头：这一时期气候反常，一切都是怪怪的，好比六月里飘雪花，灰暗的天空令人压抑。

　　但一提到北魏王朝，历史学家又不住地点头，称赞北魏孝文帝汉化时“一脚油门踩到底”的勇气。这位皇帝，一上台便唱响了汉化教育的“梨园春”，擂响了那个时代的“擂台紧急风”。

　　曹魏干的第一件事是恢复高等教育。朝廷征用能工巧匠，集中到如今偃师市佃庄乡太学村北，在东汉太学遗址上重起校舍，复以“太学”冠名

　　曹魏在洛阳建都时，洛阳是名副其实的烂摊子，这令新上任的魏文帝曹丕非常窝火。他本以为像东汉太学这样的清静之地，可能会躲过刀兵而幸存下来，于是带着文武百官前来察看。

　　但眼前的景象让他震惊：原来规模宏大的东汉太学，现已是断壁残垣，只剩下几块蔡邕书写的《熹平石经》，寥落地矗在太学门口。当地百姓向他汇报：这都是董卓那小子干的！他不但火烧了洛阳宫殿，还掘开邙山大墓，把太学也变成一片废墟！

　　魏文帝心头一沉：曹魏立国，任务好重！不但要恢复经济，还要为教育疗伤，把战争掐断了的教育脉线补上。

　　于是，曹魏干的第一件事，就是恢复高等教育。文帝黄初五年（公元２２４年），朝廷征用能工巧匠，集中到如今偃师市佃庄乡太学村北，在东汉太学遗址上重起校舍，复以“太学”冠名。

　　有了校舍还不够，还得招聘教师。但经过战乱，教师并不好找。

　　当年东汉太学的教师，必须由博士来担任，录用程序严格，要经过朝廷征选或地方举荐。因此，东汉太学的教师，看上去都一把年纪，朝廷规定不满５０岁不能当博士。可现在轮到曹魏王朝来挑教师，还哪敢这样牛气？所以就放低了门槛，基本上能胜任太学教学工作的，也就进来了。但即使这样，大知识分子还是不愿来任教，为什么呢？因为当时朝廷经济困难，教师薪水不高，那些符合条件的博士们，都懒得来太学讲学。

　　魏文帝感到心寒！刚当皇帝的他，热心教育，一腔的六月烈日激情，遇到的却是六月飞雪：太学师资严重不足，怎么办？只好让教师们兼课，一个人干几个人的活儿。当时有一位博士，名教乐洋，学富五车，精通典籍，堪称一代儒学大师。他一个人教授“五经”，白天连着上课，晚上还要解答学生提出的各种各样的问题，经常拿根小木棍在地上画来画去，旁征博引，诲人不倦。

　　著名学者、大书法家钟繇，也身兼数职，任劳任怨，常常把博士们集中起来，对学术问题展开辩论，使东汉太学流传下来的学术研究之风得以延续。这样运行了一段时间，才使战乱后的高等教育有了一点起色。

　　魏文帝深知：当朝教育处于低谷，不下工夫将举步维艰，所以他非常关心太学。太学所用的教材，都要经过他御览。他把各地大儒集中到洛阳，撰写汇编经传一千多篇，名曰《皇览》，作为太学教材；并效仿东汉，把教材刻在石碑上，立在太学讲堂西侧，共刻碑２８块，史称《正始石经》，由当时名士嵇康书写。这些石经历经战乱，至今尚余残片，洛阳博物馆保存着一部分。

　　曹魏时期的太学生，数量上无法和东汉相比。东汉太学生最多时３万多人，而曹魏初期只有几百名太学生，到了魏元帝景元年间，才增加到几千人。但要迈进太学门槛，也不是那么容易，要一级一级地考试。

　　初入太学的学生，叫“门人”。学习两年后，经考试能通１经者，称“弟子”，才算是正式的太学生。再学习两年，经考试能通２经者，为“文学掌故”。再学习两年后，经考试能通３经者，选其中优秀者为“太子舍人”。然后再学习两年，经考试能通４经者，为“郎中”。郎中还要再学两年，经考试能通５经者，提升为“高第”，才可作为备选官员，等待朝廷录用。

　　曹魏的教育就是这样，无让人眼睛一亮的东西，只能看到一个魏文帝在那里撅着屁股猛干，企图以自己的敬业和勤奋，换来景色殊丽的春天。但曹魏的教育，依然是六月飞雪，令人心寒。

　　西晋时洛阳太学只有博士１９人，高级“教授”就像大熊猫一样稀有。另一所贵族大学“国子学”，也只有国子祭酒、博士各一人

　　曹魏之后是西晋。

　　西晋的政权，是从曹魏手中硬生生夺过来的，本想会遭到百姓的反抗，没想到民众很安生，没有清算司马氏集团，而是赶紧面朝黄土背朝天种庄稼去了。

　　战乱久矣，人心思安！

　　这样一来，洛阳太学便从曹魏手中，平稳地移交到西晋手中。但西晋统治者大都是军事家，哪有魏文帝那样重视教育，只是过问了一下太学，就下了道命令：沿用曹魏办学体制，该怎么整还怎么整。

　　这简直是敷衍了事。可叹曹魏六月雪，到了西晋五更寒！不但如此，西晋统治者还雪上加霜，大搞特权，把自己的子弟从太学生中分离出来，在洛阳又兴办了一所“国子学”。

　　所谓“国子学”，说白了就是贵族子弟学校。惠帝元康元年（公元２９１年），朝廷下命令，规定：五品以上官员的子弟，可以入国子学；六品以下官员的子弟，可以入太学。

　　这一时期，豪门士族如龙蛇，兴风作浪呼风唤雨，经济上他们占有大量土地，政治上处于统治地位，教育上也要享受特权。他们创立了“九品中正选举制”。这个制度的核心，就是根据门第高低来选拔士子做官。这直接造成贤愚不分，形成“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可悲局面。

　　长期这样惹人反感，洛阳老百姓不满意了：好端端一所名校，看让你们弄成啥了！晋武帝坐不住了，他要整顿这所学校了！

　　泰始八年（公元２７２年），在校的太学生共有７０００余人，其中许多学生的功课不及格。晋武帝下诏：进行一次统考，凡能顺利通过考试的，留下；凡考试不能过关的，立即遣返原籍。

　　好家伙，这次来真的了！那些学习不好的太学生，干脆不参加考试了，马上卷铺盖走人，匆匆离开洛阳。晋武帝还下令：凡大臣子弟，符合接受高等教育的，一律送至太学，就班学习，补充生源。一番整合后，太学里只剩下３０００名学生。到了咸宁四年（公元２７８年），增至１万余人，渐渐恢复生机。

　　东汉时太学生毕业后才可做官，但西晋朝廷急于装点门面，太学生还没有毕业，就可以封官了。赵王司马伦废了惠帝之后，自己做皇帝，把１６岁以上的太学生都封以官职，一时间太学生上课，不是“正县级”，就是“副县级”，坐了满满一教室，让老师都觉得好笑。

　　西晋时洛阳太学里的老师，只有博士１９人，高级“教授”像大熊猫一样稀有。另一所贵族大学“国子学”，也只有国子祭酒、博士各一人，高级教授更是凤毛麟角，满打满算凑合助教15人，真不知道那课是怎么上的？

　　西晋教育如此萧条，而北魏教育却是另一番景象。

　　迁都洛阳后，孝文帝一心汉化。这个时期，北魏最大的教育，是教育贵族适应新形势，接受新变化，学习中原文化

　　北魏是一个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王朝，都城原在平城（山西大同），到了魏孝文帝执政时，为便于学习中原先进文化，进一步加强对黄河流域的统治，硬是把都城搬到了洛阳。

　　迁都洛阳后，孝文帝一心一意汉化，但守旧的鲜卑贵族有抵触情绪，他就展开说服教育工作。

　　孝文帝搞汉化，手段很辣，擂的是催命锣鼓“紧急风”，唱的是一出一出折子戏：第一，他教育并禁止鲜卑贵族穿胡服，一律改穿汉族衣服。第二，他教育并禁止鲜卑贵族讲鲜卑语，一律改说汉语。第三，他强制鲜卑复姓改为汉姓，禁止鲜卑族同姓通婚，提倡鲜卑贵族同汉家世族通婚。第四，他大力发展教育事业，使汉化教育和郡国学校制度结合起来。

　　所谓郡国学校制度，就是在地方上开办各级教育机构，这是北魏的首创。由于在高等教育中推行汉化受限，所以北魏不仅设立了国子学和太学，孝文帝还强化了献文帝设置的州郡学，完善了郡国学校教育制度。这样一来，无论大小郡，都有了自己的学校，教育普及面扩大，效果很好。

　　北魏迁都洛阳后，拼命地吃汉化猛药，这对从北方草原上走来的鲜卑贵族来说，等于让他们迅速“美国化”，许多东西一时难以接受。仅就当时强迫他们学汉语一项，就让那些贵族牢骚满腹了。

　　如今想想也能理解：别说鲜卑贵族了，就是现在的英语，实事求是地说，也不见得所有的学生都有学的必要。其实语言只是一种交际工具而已，不能指望那些鲜卑贵族一旦学会汉语，就理解了中原文化。

　　但北魏教育这样一搞，就是比同时代的南朝发达。北魏还在中央官学中设了律学、算学，这是一个重大改革；同时还设置了医学，配备了相应的太医博士和助教。所有这些，都直接启迪了隋唐教育的发展。

　　总之魏晋南北朝教育，是在承接秦汉教育的基础上，又有了诸多的更新和调整，呈现出那个时代的特色：先是魏晋玄学，继而儒、道、佛三者并举，互相贬损又互相借鉴，接着天文、数学、医药也都融了进来——继汉开唐，艰难成长，是这样一个过渡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