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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性腐败”击倒8名厅级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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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8名“落马”厅级干部一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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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年 10 月 28 日 星期    【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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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房地产系列“窝案”:
“行业性腐败”击倒8名厅级干部
  被告人罗静虹(前左)在法庭上。(据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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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年以来,重庆陆续有8名厅级干部因收受巨额贿赂、为房地产开发商谋取利益而“落马”,有的已被判刑,有的陆续站上法庭被告席。这一系列“窝案”暴露出房地产业的“行业性腐败”特征:房地产开发的诸多环节存在着权力寻租和官商勾结,房地产的产业链有多长,权钱交易的食物链就有多长;在权力缺乏监管的情况下,一些干部不是执政为民,而是为“老板”执政。

  开发商的金钱+美色“组合拳”

  去年以来,重庆市在房地产开发领域掀起“廉政风暴”,截至目前,已有渝中区副区长王政、渝中区委副书记郑维、沙坪坝区副区长陈明、重庆侨联主席罗静虹(王政之妻)、九龙坡区区长黄云、重庆规划局局长蒋勇、重庆规划局副局长梁晓琦、重庆国土房管局副局长王斌等8名厅级干部“落马”。他们在土地出让、调整规划、减免费用等房地产开发相关领域肆意出卖手中的权力,为开发商谋取了巨额利益。

  这8名干部要么是主政重庆城区的党政要员,要么是国土、规划、房管等实权部门领导。为了“摆平”这些对房地产开发至关重要的官员,开发商投其所好——官员爱钱就送钱,好色就送美女,既不贪财又不好色的就满足其爱好,不达目的决不罢休。

  开发商常常借逢年过节或干部出国考察、因公出差等时机送钱,为丑恶的权钱交易掩上一层温情脉脉的面纱。为了赢得官员的“好感”,有的开发商不惜乘飞机“追”着官员送钱。据重庆检察机关指控,2006年春节,重庆国土房管局副局长王斌携家人前往深圳游玩,重庆某地产商得知后,专门从上海飞往深圳,并赶在王斌所乘班机落地前等候在机场出口,与王斌会面后直接送上5000美元。2006年下半年,同样是这个开发商,得知王斌在上海参加一个会议的消息后,立即前往其下榻的酒店奉上10万元人民币。

  重庆市规划局副局长梁晓琦喜欢打高尔夫球,经常到各地的顶级高尔夫球场打球。2006年,重庆一开发商投其所好,送上18万元后,还送给其国际高尔夫俱乐部名誉会员卡一张,任其免费消费。开发商如此“懂事”,官员自然投桃报李。开发商的高尔夫球场项目要增加居住用地、增加商业设施用地等诸多事项,在梁晓琦的关照下一路“绿灯”。

  这8名厅级干部大多是中青年干部,有的是重庆市的“高素质人才”,有的是城市规划领域的专家型干部。今年46岁的重庆规划局局长蒋勇长期在规划建设领域工作,曾留学英国威尔士大学,在重庆被公认为城市规划方面的“专家型干部”。九龙坡区区长黄云42岁就开始担任重庆主城区的政府一把手,作为主政一方的正厅级官员,曾留学国外,并获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硕士学位。

  重庆市一些干部说,这批厅级干部正是年富力强、干事业的黄金时期,却倒在开发商的“糖衣炮弹”下,既让人警醒,又令人惋惜。

  产业链有多长,权钱交易的食物链就有多长

  在这一系列“窝案”中,权钱交易贯穿于房地产开发的全过程,征地拆迁、土地出让、缴纳土地出让金、调整用地性质、规划审批、项目选址、调整容积率、产权登记等环节都充斥着官商勾结。一名办案人员说,房地产的产业链有多长,权钱交易的食物链就有多长。同时,开发商行贿的普遍性也让人吃惊,重庆一些知名房地产开发企业也卷入其中,“送钱、送物、送女人”几乎成了房地产业的“行规”。

  记者采访了解到,权钱交易在“土地出让”和“调整规划”两大项上最为突出,官员利用职权为开发商牟取了惊人的暴利。

  搞房地产先要拿地,土地出让是房地产开发的第一个环节,拿地的价格直接关系到房地产开发的成本。重庆市国土局副局长王斌采取的正是“以地生财”之策:利用手中掌握土地征用、土地出让、耕地保护及土地规划等审批管理权力,在土地环节进行权钱交易。他的主要手段是帮助开发商获取土地使用权、减免土地出让金、办理征地审批手续、办理房屋产权等。2005年,一开发商看上重庆沙坪坝区一块土地,为了低价拿地,经过王斌的运作,违规降低了该块土地的出让金标准,给国家造成巨大经济损失,政府少收入1.7亿元的土地出让金。为此,王斌收到开发商10万元人民币和3万美元的“感谢费”。

  除土地主管部门的领导外,地方政府的负责人也对土地有较大的调控权。在重庆市九龙坡区区长黄云的受贿记录中,也有“以地生财”的“大手笔”。2004年至2006年,黄云利用担任重庆市沙坪坝区人民政府区长职务之便,为某开发商在规划调整、征地拆迁、土地补偿等方面提供帮助,并因此收到开发商3万美元的“酬劳”。

  除土地外,调整规划也是权力寻租的重点,特别是调整楼盘容积率成为“重灾区”。容积率是指建筑区划内总建筑面积与用地面积的比值。对于房地产开发商来说,容积率越高,可供其销售的面积就越多,获利也越大,但是购房者的居住环境就越差。以一块1万平方米的土地来计算,假使容积率是3,意味着可建3万平方米,如果把容积率提高到3.5,则可建3.5万平方米。如果以每平方米6000元的价格出售,则房地产开发商可以多得3000万元。

  在渝中区副区长王政、渝中区委副书记郑维、沙坪坝区副区长陈明等3人的“窝案”中,他们正是利用为开发商调高容积率牟取暴利。2003年7月,一开发商找到王政,希望提高楼盘容积率。王政给“好兄弟”——时任重庆市规划局用地处处长的陈明打了招呼。随后,他又在开发商递交的申请提高容积率的报告上签署“请给予大力支持”的意见。虽然按照相关规定,该公司开发的项目容积率不能超过5,但最终规划部门还是将该公司项目的容积率调整到不大于7。通过增大容积率,开发商的利润一下子就增加了1000多万元。开发商为“感谢”王政,送他100余万元。

  作为重庆市规划局局长和副局长的蒋勇与梁晓琦更是精于此道,在他们收受的贿赂中,大多与调整容积率有关。从2003年到2007年4月,梁晓琦接受重庆一地产商的请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将该地产商开发的楼盘容积率上调至3.95。为此,梁晓琦分8次“进账”225万元人民币、6万美元。

  遏止“行业性腐败”需打破权力封闭运行

  一些办案人员、有关专家和法律工作者指出,从重庆8名厅级干部“落马”以及近年来全国暴露的典型案件来看,规划、国土、房管等与房地产业息息相关的政府部门行政审批权过大、过于集中,尤其是公共权力的运行不够公开、透明,缺乏有效的监督制约,这是整个房地产行业中的权力寻租、官商勾结十分突出的重要原因。

  在查处8名厅级干部的过程中,检察机关多次到相关职能部门走访调查,发现其各种规章制度相当完善,程序设计也很严格。这些干部为开发商谋取利益的过程,从表面上看都是“依法办事”,操作流程也完全合法,如调整规划,均由开发企业向基层的规划部门提出,基层再向市局规划部门呈报,市局通过会议形式集体研究决定。“但是,开发商和官员事前早就私下达成了交易,缺乏监督的权力运行即使程序再完善,也是走形式而已。”这名办案人员说。

  曾担任重庆市国土房管局副局长的重庆市政协常委邱道持说,没有外部监督,政府部门的规章制度再完善也不起作用。被指控受贿170多万元的重庆国土房管局副局长王斌,在局里被公认为“最讲制度”的领导,而且为人“低调”,一般不参与任何应酬。掌握土地征用、土地出让、耕地保护及土地规划等审批管理权力的王斌,最重视制度建设,在其分管领域制定了很多制度。尤其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每当开会研究土地出让问题时,他都要求同步录音,表现得非常“坚持原则”。因此,当听说王斌“落马”时,邱道持感到十分意外。

  一批厅级干部“落马”促使重庆市政府10月上旬连出监管“重拳”:分别对土地出让、城市建设配套费的征收管理、建设用地使用权交易、控制性详细规划的调整作出限制性规定;在土地出让方面,重庆决定改变过去主要由国土房管局一家单位内部集体会审的做法,实行多部门集体研究决策,由监察部门对整个供地行为进行监督;在对控制性详细规划的调整方面,冻结了将非居住用地调整为居住用地,限制对公共服务设施和市政基础设施用地的调减;同时规定,除因公共利益需要,并经市政府同意,禁止将公共绿地调整为其他用地。 (本版稿件均据新华社重庆10月27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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