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
改制是改革企业体制的简称。企业改制的核心是经济机制的转变和企业制度的创新,实质是调整生产关系以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需要。
1992年邓小平发表南巡讲话,提出要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不要纠缠于姓“资”还是姓“社”的争论。在这一年年底,市第二百货公司华山商厦在学习借鉴外地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本单位实际,大胆推行“公有民营”的改制,一举扭转了连年亏损的局面,使企业摆脱困境。华山商厦是我市首家实行“公有民营”改制的中型商业企业,带动了一批企业效仿,这种过渡阶段的改制方法也确实让部分企业尝到甜头。直到上世纪90年代末本世纪初,股份制改革的大潮才在我市涌起。
涧西区华山路刚刚结束改建,崭新的道路让人心情舒畅。相比之下,位于这条道路南头的一幢3层建筑显得有些陈旧。十几年前,这幢建筑里掀起了一场不大不小的改革——如同改建把原本恼人的坑洼路面变得宽阔平整一样,那场改革让这家濒临倒闭的中型零售企业迅速起死回生,引起当时商界的广泛关注。
困境! 商厦连年亏损
位于中州西路与华山路交会处东北角的华山商厦,隶属于市第二百货公司,是上世纪70年代初组建的一家中型零售商厦,营业面积2500平方米,职工170人,分为8个大组和34个实物小组。由于经营规模较大,华山商厦在当时的上海市场商业圈内占有比较重要的地位。
在上世纪80年代初的时候,这家商厦的整体效益还算不错。不过,自1989年后,随着市场疲软以及全国商业进入衰退期,华山商厦也陷入危机,愁容爬到当时商厦领导班子的脸上。
“那个时候,商厦的销售额和效益连年下滑,销售额从1988年的848万元一直下滑到1991年底的400万元。”商厦一位当时的负责人说,效益不好,大量库存商品积压,亏损问题越发严重。
商厦也曾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实行百元销售工资含量计提法,工资与销售额、奖金与利润双挂钩等承包方法,力图调动职工的积极性,扭转企业的被动局面,但是收效甚微。亏损加剧,职工的收入逐渐减少:全商厦干部、职工的工资均被扣发,不少人只能拿到百分之五六十的工资;收入原本就低的,每月只能领到几十元。
一时间,营业小组无款进货,货架商品无人添加;劳动纪律涣散,服务质量下降;干部和职工的情绪都很不稳定。
回想起当年的困窘局面,这位负责人仍是一脸苦笑:“我当时觉得,如果不带领大家摆脱困境,那真的对不起大家。”
困境中,迎来了1992年的春节。
改革! “公有民营”试水
“一九九二年,又是一个春天,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写下诗篇。天地间荡起滚滚春潮,征途上扬起浩浩风帆……”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邓小平南巡,发表重要讲话。
春节过后,全国掀起学习小平南巡讲话的热潮。市第二百货公司在学习中了解到,在天津、河北、浙江等地,部分商业单位“改制”了,通过“公有民营”的方式摆脱了困境,这让华山商厦领导班子有些心动。很快,市第二百货公司组织下属4家商厦的负责人,到改制较为成功的河北省廊坊市红楼商店学习。学习归来,商厦领导班子暗下改革决心。
这一年7月,商厦“公有民营”的方案出台:职工集体合伙承包,具体办法可概括为“两保”、“六自”、“三不变”。“两保”即原则上每人一节柜台,按每节柜台计算,承包者应保证在每月15日上交商店承包费200元、保职金50元,保证上交国家税金50元。“六自”即承包者面向店内自由组合、自筹资金;承包者与商店签订协议后,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可以自主经营、自主用工、自负盈亏、自主分配;承包人在分配中可以高出柜台组内职工平均收入20%~50%,不受任何干预。“三不变”即明确宣布企业的性质不变,隶属关系不变,职工身份不变。
“这次改革多少还是有点‘病急乱投医’的意思。”该负责人坦言自己心里也没底,“看人家改制成功,日子过得挺美,我们想试试看。毛主席也说过‘想知道梨子的滋味,就要亲口尝一尝’嘛。”
阻力! 职工半信半疑
出台改制方案前,领导班子总是给自己打气。上级对他们率先“吃螃蟹”倒是非常支持,时任市第二百货公司总经理的田建山总是鼓励大家放开手脚,不要有那么多的顾虑。
不过,商厦的大多数职工起初可是老大不愿意,原因很简单:改制之前,不管好坏,都是商厦给职工发钱;一改制,商厦不但不给职工发钱了,职工还得给商厦交钱。这“一进一出”,让很多职工都转不过弯来。
谁也记不清开了多少次会,有意见的职工被告知:“如果不改制,我们一点出路都没有。试一试,怎么说也比坐以待毙强吧?”现实的残酷,最终让大家半信半疑地接受了改制的意见。
除了转变思路外,在下半年这几个月中,商厦全体职工还有很多事情要做。由于实行“公有民营”后,企业资产的所有权与经营权实行分离,公有制生产资料具体地落实在每名职工头上。
除此之外,由于实行“公有民营”后,各柜台组都拥有一定的自主权,建立内部银行强化资金管理,并对原有库存商品进行调剂与处理就势在必行。对此,商厦财务科对每个柜台组都建立了账目,并规定各组每天销售款和使用资金随时记账;各组根据自己账存资金情况使用,小组所收转账支票必须通过银行到商厦账户方可使用。对于滞销商品,商厦仍按大类将其放到各柜台组代销,并确定代销任务。
经过4个多月的忙碌,1992年12月,全部34个柜台组都正式签订了承包协议,承包期为1993年1月1日~12月31日。“公有民营”的改制已是箭在弦上。
惊喜! 面貌发生巨变
1993年1月1日后商厦内发生的变化,令不少当年商厦的职工至今仍记忆犹新。
在这一天之前走进商厦,顾客看到的是这样一番场景:柜台内的营业员或忙着织毛衣,或闲着四处走动聊天;面对询问,多是一副爱搭不理的面孔。但从那天起,这种冷清消散了,取而代之的是营业员热情的招呼和回应。
气氛的鲜明对比只是众多变化之一。如果仔细看货架,也会看到不少变化。由于原本的进货资金以大组进行分配,而且往往比较有限,争取到资金的小组往往存有“多吃多占”的想法,将分配的进货资金全部用光,往往造成部分货物积压;而争取不到进货资金的小组在短期内无法进货,只得眼睁睁看着畅销商品售罄而无能为力。如今,由于各小组都建立了账目,资金的使用更加灵活。为了用活资金,各小组都养成了“勤进快销”的习惯,商品结构合理了,积压的商品也越来越少了。
商品的价格也出现了变化。原来进货,商店需要拿着支票到对口国有或集体单位去——不但选择面窄,价钱也不好往下砍。现在各小组负责进货,关林批发市场成了很好的去处。大家不但可以货比三家,寻求最低进价,销售时,还可适当降价。由于其他大型百货商厦仍未进行改制,降低售价需要报经管理层批准,华山商厦可以调低售价这一点,吸引到不少大单顾客。
效益好了,职工的积极性自然高涨。这一年,几乎所有人都是早上班、晚下班,出满勤、干满点。副食组甚至大年初一、初二放弃休息,大家轮流上班。原本难以落实的“百拿不厌、百问不烦”真正实现了,家电组在出售大件商品时甚至送货到家。同时,职工还积极捕捉市场信息,甚至还动员亲友帮忙,联系推销。
职工心中对改革的疑惑变成了喜悦,市第二百货公司的领导也不禁喜上眉梢:“原本是‘唉声叹气’,改制以后就变成了‘扬眉吐气’!”
感慨! 改制挽救企业
1994年春节前,华山商厦的所有员工,在建设路上的一家酒店举办了盛大的庆祝宴会。
而在前一年的12月,《河南日报》和《洛阳日报》相继刊发报道,对华山商厦实行“公有民营”一举扭亏进行了报道。市委原书记郭国三曾带领市体改委、市工商局等多个部门的工作人员,到商厦了解有关情况。作为洛阳市首家实行“公有民营”的中型商业企业,改制效果相当可喜,华山商厦引起了全市乃至全省商业界的关注,其负责人被邀请外出介绍改制经验。
职工们也都非常高兴。过去的一年,商店消化掉了近26万元的积压商品,新进商品的适销率竟然惊人地接近100%。连续3年的亏损帽子被摘掉了,职工的月收入比改制前提高了70%~90%,有些职工甚至达到2倍或3倍。比起1993年春节前的心情,新一年春节给大家带来的是不折不扣的快乐。年终结算时,各组都打算拿出钱来请商厦领导吃饭。领导最终拍板:把钱集中起来,大家一块儿热闹一下。
这次宴会,很多职工家属也参加了。在当时,参加这样档次的宴会,对于普通职工来说是种奢侈。大家在举杯庆贺的同时,感慨最多的,就是“改制”的神奇魔力了。
在华山商厦的带动下,1994年起,华侨友谊商店等一批大中型商业企业都走上改制的道路,“公有民营”逐渐在零售业、餐饮业以及其他一些行业推广开来。在随后的几年中,华山商厦依然在享受着“公有民营”带来的成果,直到1999年大型量贩进驻我市,大中型百货商厦才开始进入全面衰退期。这一年8月,随着商厦将营业场地出租,这场改革画上了句号。
十余年过去了,无论是“公有民营”也好,股份制改革也罢,洛阳参与改制的企业如同过江之鲫。作为“过来人”,商厦当年的负责人对改制已经有了更深的认识:“后来,也有一些改制企业并没有像预期中的那样重新充满活力,有的甚至陷入了更深的困境。看来,改制并非总是灵丹妙药,但幸运的是,这服药对华山商厦比较管用,使‘责、权、利’具体落实到每个职工身上,让职工由过去的被动的劳动者变成了相对独立的经营者,在市场竞争中承担了风险和压力,最终使企业摆脱了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