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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扶贫项目——洛宁至栾川的西秋路。
梅占国 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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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11月14日,汝阳县小店镇农民把自产的花生往检查交通扶贫道路的干部手里抓。刘成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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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群众靠骡马驮运东西。 梅占国 摄 | |
核心提示
1986年,河南省交通厅、国家交通部先后把地处八百里伏牛山腹地的栾川县作为对口扶贫点,8年中为栾川山区修建了一条条扶贫公路。从1995年开始,交通部继续加大对洛阳市交通扶贫的力度,由对栾川一个县对口扶贫扩大至对洛阳市所辖7个国家级贫困县对口扶贫,一场大规模、全方位、开发式的交通扶贫攻坚战在洛阳拉开大幕。14年来,一条条新修的道路像血脉一样滋养着千百年来沉睡的贫瘠山区,极大地促进了山乡从闭塞走向开放,从而极大地促进了山乡从贫困走向富裕。
在洛阳南部山区,流传着这样两句话——“要致富,先修路,致富不忘交通部。”“公路通,百业兴,脱贫不忘交通厅。”这似乎是两条普通的标语,在当地百姓的眼中,却是实打实、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
要想富,先修路
在古老的伊洛大地,有一座古老的大山——伏牛山。改革开放初期,这头“老牛”仍然驮不动生于山、长于山的百余万人的重载,人们被封闭在一个个山窝里,很多人难得温饱。
因为没有路,那里的妇女几年去不了乡里一次,男子多年去不了县城一次。在新安县峪里乡,只要一下雨,山洪就把羊肠小道给淹了,乡干部去县里开会,得背上两个大葫芦,跳进黄河漂到下游,到缓水处爬上岸,再转乘长途车,于是他们开会老是迟到,会议点名老是不点他们的名字。后来路修好了,他们乘着小车去县里开会,不迟到了,但是有很长一段时间,会议点名时仍习惯性地不点他们的名字。
现任处长李同献在市农村公路管理处工作多年,亲历了交通扶贫中的很多事情。他说,交通部与洛阳市长期扶贫关系的形成,交通部干部与洛阳人民深情厚谊的形成,不是一朝一夕的事,而是双方从互相了解到互相支持,再到“生死与共”的过程。
交通扶贫的大前提是改革开放以后国家的富民政策。1986年,响应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尽快改变贫困地区面貌的通知》的号召,省交通厅开始对栾川县实施对口扶贫,3年后,国家交通部将栾川定为定点扶贫单位。
栾川地处伏牛山腹地,位于洛阳市南部200公里之遥,群山环抱,大小山头一万座,深浅山沟九千条,交通闭塞,贫穷落后,被人们戏称为洛阳的“小西藏”。在1986年后的短短8年中,交通部、交通厅帮助栾川修了68条公路,过去鲜为人知的老君山、鸡冠洞、重渡沟成了远近闻名的旅游胜地,县城也变成了街道宽阔、整洁卫生的花园。人们慢慢走出大山,接触外面的世界,农民年人均收入由144元增至540元,尝到了改革开放和交通扶贫带来的甜头。
1994年,更大的机遇出现了:国务院制定了《八七扶贫攻坚计划》,计划用8年时间帮助7000万贫困人口脱贫,要求国家每个部委都要“包点”。洛阳市领导到交通部、国家扶贫办争取,心情迫切,感情真挚,最终使交通部选择了洛阳。
随后,交通部和洛阳市多次研究确定:把扶贫范围扩大到洛阳的新安、伊川、宜阳、汝阳、栾川、洛宁、嵩县7个国家级贫困县,将单一的交通扶贫扩展为交通、科技、教育全方位开放式扶贫。交通部每年派扶贫小组驻扎洛阳工作,小组成员都在洛阳任职,其中组长任洛阳市副市长。
交通部下来扶贫啦!全市上下珍惜良机,大力支持。历届市委、市政府都把交通扶贫纳入重要议事日程,对公路建设倾注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制定了最优惠的政策,创造了最优良的施工环境。在近几批驻洛扶贫联络组前来洛阳工作或完成使命返京时,市领导连维良、郭洪昌等亲自迎送。
心连心,筑坦途
1995年春节后,交通部第一批16名扶贫联络组成员冒着严寒抵洛,为首的是交通部计划司司长助理董学博。他们一到,就背着水壶、带着干粮,一头扎进深山窝。
一个多月后,扶贫小组拿出了具体的扶贫目标和方案——5年内,为洛阳建成“三横四纵”的公路骨架,基本实现乡乡通油路,帮助7个贫困县脱贫。
方案甫定,就扑下身子实干起来,16名同志全部吃住在工地。57岁的交通部水运规划设计院高级工程师叶思正身体不好,因喝当地的河水,从开工第一天,他便开始拉肚子,但他硬是撑了下来,一住就是7个多月,很多群众都能熟悉地叫出他的名字;董学博平时和大家一起在工地啃黑馍,下县下乡时谢绝招待,只吃面条,被百姓亲切地称为“面条市长”……
现在,交通部驻洛工作的是以组长、洛阳市副市长苗宏德为首的第14批扶贫联络组。他们的勤政为民、无私奉献,同样给洛阳百姓留下了深刻印象。苗宏德为了争取洛阳山区搬迁移民资金和明年扶贫资金回北京了几次,3次都是一下车就去交通部,办完事直接回洛,“三过家门而不入”;另外一次把家人叫到驻洛办事处见了一面。为了给洛阳募集建设留守儿童之家、希望小学的资金,他多次去广东、深圳、浙江的交通部门“募化”。今年8月,他在深圳奔波,终于争取了20多万元,一回洛阳就得了重感冒,半个月都没好利索,又得出差了。洛阳的同志劝他:“不敢这么累,歇歇吧,你的情意我们领了!”苗宏德却说:“不行呀,不跑哪来钱盖小学?”
交通部先后派出的14批、96名驻洛工作人员,他们动真情,干实事,也唤起了贫困地区百姓参与交通设施建设的积极性。为修路,老人卖掉了寿木板,青年拿出了积攒多年的彩礼钱,姑娘甚至卖掉了自己的嫁妆。栾川县秋扒乡有两个亲兄弟同在工地上干活,哥哥不幸被远处放炮的飞石夺去了生命,弟弟含泪办完哥哥的后事,回来继续修路。嵩县大章乡一位81岁的老大娘听说修路缺少炸药,便拄着拐杖把卖鸡蛋换来的8元3角钱送到了建设指挥部,她说:“北京来的干部都这样舍身子,别说咱自个儿了!”
交通扶贫大潮也催生了一大批先进基层干部:樊立杰带领嵩县交通局干部职工优质高效地建成了一批交通扶贫项目,包括7条公路、10座桥梁、235公里村道,解决了28个不通车的村行路难的问题;张志强1997年至1998年任市交通局驻洛宁县东南村扶贫工作组组长,在很短的时间里就为该村办了12件实事,帮助村民人均收入增加40%……
交通部第14批驻洛扶贫联络组不久前在给部里书面汇报工作时说:在洛阳工作半年多来,有两点深刻感受:一是交通部在洛阳人民心目中威信很高,二是洛阳各级党委、政府对扶贫工作非常支持。扶贫干部来洛对口扶贫,与山区农民群众同甘苦、共患难,留下了许多感人事迹。让群众看到了党和政府是实实在在为老百姓办实事、办好事的,进一步密切了党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公路通,百业兴
洛阳籍作家阎连科的小说《最后一名女知青》,有个一条路和一座城的故事——“当年极其贫困”的山村刘家涧,上世纪90年代初凭借一条“从洛阳修来的公路”逐渐兴商致富,村名由“涧”而“街”,再由“街”而“镇”,最终发展成了一个“高楼大厦鳞次栉比”的“刘城”……也许连他自己都没有想到,就在他这部小说出版的1995年,交通部在洛阳实施的交通扶贫,正在把他的预言变成现实。
这些年路给人们带来的变化究竟有多大?李同献举例子说:“1994年,从洛宁坐车到洛阳要4个多小时,进城办个事儿得早出晚归。早上7点从洛宁出发,中午才能到洛阳,人家都下班了。等人家下午上了班,赶紧慌里慌张办完事儿,4点就赶紧往回走,9点多到家时已是披星戴月。现在,去洛宁,一两个小时就能到,办完事儿回到家,才上午11点半!”
嵩县车村,这个处于三市五县接壤处的偏远山镇,因陆车路的开通而名声大噪,其境内的白云山也撩开了神秘的面纱。栾川县潭头镇原来只有两条街道,如今已形成拥有金城大道、文峰路、潭州路、希望路4条主干大道的繁华城镇,商铺林立,环境整洁。
“除了帮助山区发展旅游业外,交通部还加大了对我市山区农业科技和教育的投入力度。”李同献说,在汝阳永泰养殖场,交通扶贫干部利用扶贫资金为其购买种猪,公司一步一步发展起来,采用“公司带基地,基地带农户”的模式带动养猪户致富。新安县北冶乡刘黄希望小学落成,全校师生勒石纪念:“为使此一举流芳百世,令莘莘学子感德奋进,特刻石立碑,永为纪念。”
交通扶贫带动了洛阳农村基础设施的全面发展,促进了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据统计,在全方位交通扶贫的14年中:
——公路帮扶总投资19.7亿元(其中部、省投资8.66亿元),建设道路5342.77公里、桥梁隧道328座(处),45个乡、999个村通油(砼)路。
——科技帮扶投入项目资金1.68亿元(其中交通部拨款860万元),落实项目186项,以栾川、嵩县、汝阳为主的食用菌、中药材基地,以洛宁、宜阳为主的优质苹果和烟叶基地,以汝阳为主的畜牧养殖基地,以新安、伊川为主的工业基地等龙头企业发展到220家,获得经济效益4亿元。
——教育帮扶投入资金2191.8万元,援建交通希望学校158所,解决了3.3万余名学生的上学难问题,帮助洛阳在河南省提前两年率先完成所有农村中小学D级危房改造任务。
——推行移民搬迁帮扶,协助洛阳建成搬迁扶贫点388个,搬迁19488户、77402人;培训农民海员、保安、技工千余名;投资300万元扶持乡镇卫生院建设,建设乡镇卫生院15所,解决了31万人的就医难问题;发挥信息优势,为贫困山区落实4批2000个外出务工岗位。
交通部对洛阳交通扶贫是全国扶贫攻坚的一个典范。市交通局局长赵震认为,它是造血式扶贫——不光捐钱修路,还抓教育上项目;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扶贫——在修路架桥的同时,帮助洛阳在全国率先出台了关于县乡公路和村级道路管理养护的两部地方性法规,使得公路养护的体制、资金等得到落实,确保路修成、通得好;是思想解放的扶贫——不仅帮助洛阳办了无数看得见、摸得着的实事、好事,而且启发山区群众增强市场经济意识,从“要我修路”变成“我要修路”,从“靠天吃饭,平庸度日”到“宁愿苦干,绝不苦熬”。
今年8月,国务院扶贫开发办公室主任范小建来我市调研,省委常委、市委书记连维良在汇报工作时重点提到:洛阳抢抓机遇,全方位推进交通扶贫事业,取得巨大成绩,“国家交通部在洛阳卓有成效的帮扶,在洛阳扶贫史上写下了辉煌的一页,得到当地政府和广大人民群众的衷心赞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