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山绿林山寨。

　　豫西土匪，全国闻名；绿林文化，奇异震撼。湖南人自从拍摄了《湘西剿匪记》后，才有了这方面的旅游景观，其实我市洛宁、嵩县、伊川等地如今还有现成的土匪山寨和营盘，绿林故事远比东北、湘西匪事离奇惊险，这方面的影视剧资料和旅游资源蔚为大观，今日起《经典洛阳》推出“豫西土匪探秘系列”，生动讲述，以飨读者。

　　采写洛阳绿林文化，自然是向西、向南。

　　西去洛宁或南下伊川、嵩县，都可找到当年土匪活动的踪迹，记者日前找到了出生于伊川梁村沟的周建立，他今年７２岁了，对豫西匪事多有了解。他所居住的村庄，离豫西巨匪张治公的家乡南衙村不远。　

　　周建立说：近代以来，我国土匪主要集中在豫西、东北、湘西和广西的十万大山，其中又以豫西土匪最为集中，实属土匪的大本营和滋生地。宣统年间的匪情报告显示，河南的土匪最为滋盛。进入民国后，中原匪势几成燎原之势。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豫西诸县处处有匪，家家有枪，最不济的也有一杆鸟铳。仅临汝一县就有8万支私用枪。1937年，全省各类土匪40万，豫西土匪１０余万。一位精通土匪问题的日本记者当时发表评论说：河南境内，只有黄河北岸和开封附近才是安全的，人们不携带武器就不敢出远门。    

　　清末民初，为什么会滋生这么多的土匪？土匪为什么会在豫西滋生泛滥？

　　一

　　所谓“盛事修志，乱世治匪”，历朝历代的执政者，一旦需要动用军队去治理匪患，就说明社会机体已经千疮百孔了。民众中的胆大妄为者为了糊口，铤而走险，占山为王，不惜拿性命作赌注，一来对抗官府，二来滋扰民间，扰乱社会秩序而不计后果。

　　周建立告诉记者：清朝光绪五年（1879年），豫西大旱，洛阳及周围各县全年没落一滴雨，伊河水深仅剩0.2米，水面最宽处７米。其间又下了几次冰雹，砸死牲畜无数，村中水井见底，村外田禾枯干，而官府征粮不止，农民走投无路，纷纷落草为寇。

　　20年后，民不聊生的局面没有改变，伊川县鸣皋镇（时属嵩县）的王天纵，时年20岁，揭竿而起，上了杨山。伊川县彭婆镇南衙村的张治公，其祖父张士庚、叔父张黑子皆为土匪，祖孙三代趁着民生凋敝，及时发展土匪队伍，后干脆随王天纵上了杨山，把“土匪事业”做大做强。一时间仅杨山土匪就有二三百人。

　　按理说，以洛阳为中心的豫西地区，本是华夏文明发祥地，夏、商、周三代，屡建都城，几无匪影。可到了清末民初，这里却成了匪患最炽的土匪王国。究其原因，无非是国家政治出了问题，社会黑暗，民生凋敝，加上军阀混战，战火频仍，人们生死难料，正途无路，便走险棋，由是社会大乱。这正像如今的伊拉克，本属“两河文明”之地，而今却连连汽车爆炸，天天闹心，反成了世界上最不文明的地区。

　　豫西土匪活动的规律是：每逢盛事则销声匿迹，譬如唐代安史之乱前，又譬如北宋时期，豫西基本上风平浪静，八百里伏牛山，成为高士隐居坐禅之地；但一旦遇到乱世，便盗贼蜂起，土匪日增，深山密林遂成土匪滋生之摇篮。

　　第一次土匪大盛，起于宋室南迁，洛阳日趋没落，民风日见浇漓，中原匪情一出现，豫西便紧紧跟进，盗墓风潮也在这一时期集中出现。第二次土匪大盛，起于明末李自成由陕入豫，此人虽属农民起义领袖，但在洛阳杀戮甚多。洛阳人为了自卫，纷纷拿起刀枪，未及数月，匪患便不可收拾。清末民初，豫西第三次土匪浪潮袭来，这次匪患长达半个世纪，愈演愈烈，旷日持久，土匪人数之多、规模之大为全国仅见。据当时官府估计，仅窜入洛阳南部山区的“老洋人”手下土匪就达两万。由于土匪太多，分布太密，老百姓没法生存，纷纷买枪买弹，反正我不杀你，你便杀我。永宁县（今洛宁）更是出现了天下奇观：农民下地干活，一手拿锄，一手拿枪，民匪莫辨，亦民亦匪。凡是男子，手里都有武器。

　　当时民谣云：“一等人当老大（土匪头目），银元尽花； 二等人挎盒子，跟着老大； 三等人扛步枪，南战北杀；四等人当说客，两边都花；五等人当底马（亦称底线，土匪的线人），暗害民家； 六等人当窝主，担心受怕；七等人看肉票（被绑架的人质），眼都熬瞎。”又云：“要当官，去拉杆”、“进山转一圈，出山便是官”，说明时人把当土匪当成不错的出路。

　　二

　　虽都是乱世为匪，却各有各的当法，落草的动机不尽相同。

　　其中第一类，为报仇而当土匪。清末民初，洛宁县下屿村村民董世武，家有数十亩耕地，本是小康之家，不当土匪完全可以。但其父去赶集，途中遇到土匪冯老七，被杀害，连尸首都没有找到。董母为防冯老七斩草除根，带着董世武东躲西藏，最后藏进一座寺庙内，但还是被冯追杀。董世武一怒之下，投奔孙金贵匪帮，成为一个驾杆（土匪首领），发誓要为父亲报仇。

　　一日，洛宁几股土匪在崇阳沟碰杆（匪首聚会）， 冯老七也来了，董世武抓住机会，将其绑架到下屿集市上，众目睽睽之下，手刃其腹，大声说：“我是下屿村的董世武，冯老七是我杀父仇人！今日我为父报仇，与别人无关。各位叔伯大娘不要惊慌！”说完，就势伏在冯老七冒血的伤口上，吸吮仇人鲜血，品咂有声，众人大骇，又砍下冯老七人头，带匪众扬长而去。

　　豫西民风剽悍，崇尚勇武，蔑视怯弱，董世武此举不被指责，反为称赞，所谓“知恩不报非君子，有仇必报是好汉”。由是一些贫苦百姓，或受地主欺凌，或受恶霸欺压，往往敢于铤而走险。

　　洛宁张寡妇，原名贺贞，18岁嫁给本县德里村民张洛山，孝公婆，敬丈夫，待人和善，村人称赞。26岁那年，丈夫死，她带着三个儿子无以为生，邻人见其母子可怜，央求张洛山的亲哥哥扶持一下弟媳子侄。此人家庭富裕，非但不管，还绝情地说：“穷富都是命中注定的，常言说‘救急不救穷’，她这个穷坑我填不满。” 张寡妇闻听此言，发誓宁可饿死，不求夫兄。1920年，她的长子张振升，背着母亲去求伯父要租种4亩地，被对方奚落挖苦一番。张寡妇知道后，骂儿子不争气，发狠道：“人穷骨头不能软！宁可去抢，也不求他！”没过几天，那几亩地便租与外人耕种了。张振升气不过，说：“亲侄子不给租，却租给外人，真气死人！”径自去犁那块地，伯父跑来，大骂其侄，让人把侄子打得血流满面。

　　大儿子回家对母亲说：“娘，走投无路了，要被憋死，不如当刀客去！”张寡妇说：“去吧！娘允了！”振升遂投匪帮，当上了二架杆。1922年秋回村报仇，却被伯父收买其他匪人杀害。张寡妇为报子仇，带上次子就加入了匪帮。从此，豫西便出现了一个手拿双枪的女匪“张大脚”。

　　三

　　有的人当土匪，是被逼上梁山；有的人当土匪，却是看中了这个职业，目的是快速致富，不受约束。他们于乱世之中，行霹雳手段，有枪就是草头王，刀口上饮血做强梁。

　　伊川巨匪张治公，住在伊河边上，生就书生模样，平日里显得知书达理，斯文腼腆，人称“白面书生”。但此人秉性强悍，精明干练，他抓住机会，迅速崛起，招兵买马，几经折腾，最后成为镇嵩军高级将领，每每统领近万人纵横豫陕两省。

　　他率领镇嵩军一部攻打西安时，围城８个月，饿死西安军民数万人，从陕西抢得3000两鸦片。1920年9月，他从西安返回洛阳，光烟土就装了满满一船。船到洛阳之后，他把烟土换成大洋，花数万银元买下半截街市，又花数十万银元新修8幢别墅，同时建造阴宅坟院，极尽豪奢。他还在洛阳城内买下三进院的大公馆，新置良田1000多亩，成为豫西数得着的大地主。据如今南衙村老人们回忆，张治公当时谁都不怕，又和官府作对，又和其他匪帮干仗。

　　那时伊河水经常泛滥，河道滚来滚去，淹没良田，南衙村和河对岸的村庄为了把河道撵向对方，都憋着劲儿修倾斜水坝，“挑水”改河道。有一年，河对岸那个村又把河水挑了过来，淹没了南衙村的一些田地，张治公恼了，干脆在河这边架起一排小钢炮，轰击对面的村庄。1939年他回乡后，也为地方做了一些事，创办了维伦中学。在1944年5月日军占领伊川后，他出任日伪白河县（今伊川县境内）县长，1951年3月被人民政府枪决。

　　由是看出，豫西土匪一旦起杆，都想往大处发展，并以走向军界成为正规军为最好归宿，以至于国民党军队中的一些洛阳将领，被人家戏称为“嵩山军校毕业”，暗指其土匪出身。譬如在豫西土匪队伍中起家的孙殿英，就是这类匪首中的典型人物。

　　孙殿英出生于豫东平原永城县，但他却看中豫西这块山林。１９１３年，２９岁的他和表弟一起，来到嵩县投靠杆首张屏，成为骨干，横行于嵩县、宜阳、伊川、偃师和洛阳城区，他靠庙道会收罗信众为部下，聚众打下彭婆镇，劫得大宗财富，窜入伏牛山腹地，纠集“呲牙嘴”、李福亭等人为首的几股土匪，迅速发展，攻城略地，千里作战。在攻打安徽亳州时，他勒令县府交出20万大洋，遭到拒绝后，攻入城内，放任手下大抢3日，抢得10多万元银钱。

　　由于土匪在社会角色中总以强悍态势出现，所以百姓对土匪既恨又怕，还有一点艳羡，这种复杂心理，成为土匪生存的文化背景。洛宁土匪头子丁老八，刚当土匪时还感到羞惭，但一天他路过一个村庄，见有一群孩童路边游戏，一个稍大点的男孩命令其他男孩趴下，众皆不从，于是这男孩挺起胸膛说：“谁敢不听话？！我是丁老八！”众皆听命，都趴下了。丁老八看了，苦笑道：“咋都不学好啊！反学我为匪之人！”

　　这就是当时的民风背景，乱世之中，百姓自然是弱势群体，他们中一旦有人铤而走险，在社会角色中变为强势，大家便不敢小觑，甚至高看一眼。直到今日，余风可见。我这次下去采访，说要了解当年土匪情况，村民们便说：“你问的是‘刀客’呀，俺知道知道，‘刀客’可厉害哩！高兴了，杀进县城，夺了县衙，当几天县太爷耍耍。又一高兴，拍屁股走人！”他们口中，不出“土匪”一词，只说是“刀客”、“趟将”，语气中不带任何贬义。

　　由此想到土匪的成分，确实是太过复杂，不少人落草为寇，不过是走投无路时的一个选择，他们是社会秩序的破坏者，却没有明确的政治目的，只为能走一步险棋混一口饭吃。但像孙殿英、张治公之流，入伙的动机怕就不那么简单了，他们似乎一开始就有更高的目标。至于为啥要选豫西作为起杆之地——请看下周五的“豫西土匪探秘系列”之“深山潜踪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