匾额状况：“鸿轩凤举”匾额长179厘米，宽85厘米。上款为“御前大臣太子太保领侍卫内大臣武英殿大学士管理刑部理藩院事务镶蓝旗满州都统加三级松为分发江苏知县卢云亭立”，下款为“嘉庆二十二年仲夏上浣谷旦”。

　　专家点评：此匾是官宦所题的河洛名匾。这类匾无论是从其政治地位，还是书法艺术水平，都有可圈可点之处。我国古代官宦，通过科举进入仕途，入仕前不仅要饱读诗书，而且要苦钻书艺，因此匾额的艺术性较高是理所当然的。

　　宰相给县令题匾

　　清朝不设宰相，从匾额落款上一长串官职来看，题匾者确实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宰相”。

　　“御前大臣”这一官名是清朝康熙年间设置的，没有固定名额，但都是从王公大臣中选出，统辖内廷事务，并常日侍奉于皇帝左右，皇帝出巡时也把他们带在身边，是皇帝的心腹。

　　“太子太保”是东宫官职，负责教习太子，但这一官职不一定真的教导太子，更多的是一种尊崇。

　　“领侍卫内大臣”也是正一品官职，负责统帅由上三旗子弟组成的侍卫亲军，在武职中品级最高。

　　而“武英殿大学士”就更不用说了，在清朝，这几乎是宰相的代称。清初即以大学士为“法定宰相”，乾隆十三年（公元1748年）定制，置大学士满汉各二人，官衔以保和、文华、武英三殿及体仁、文渊、东阁三阁为称，其中保和殿大学士不常置，协办大学士满汉各一人。三殿三阁为正一品，协办大学士为从一品，为文臣最高级，协助皇帝处理政务。雍正年间置军机处后，其职权被取代，但军机大臣及内外官员之资望特重者仍授大学士。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题匾者确实是一位事实上的“宰相”。

　　而受匾者，则是一名叫卢云亭的知县。嘉庆二十二年（公元1817年），卢云亭要出任江苏东台县的知县了。所以，一位名叫松筠的“宰相”特地题了这块“鸿轩凤举”匾送给他。匾额中的“轩”，安车也，本义为中国古代一种前顶较高而有帷幕的车子，供大夫以上官员乘坐。“鸿轩”，就是华美的车子；“凤举”，指的就是奉诏出使远方。

　　卢云亭是洛阳人，原籍宜阳县丰李镇小营村，现在小营村已经划归洛龙区。在丰李镇，我们找到了卢云亭的后人以及《卢氏家谱》，从家谱中看，卢云亭的父亲叫卢墩，生有二子，玉亭和云亭。卢云亭的儿子卢中裕，也曾出任过东台县丞。

　　虽然卢云亭由宰相题过匾，但他的仕途似乎并不太顺利，一直在江苏一带做县令，并未被提升过。但是，这位名不见经传的县令，一生中却际遇两位清朝名臣——松筠和林则徐。

　　丢过大印的治边名臣

　　松筠就是为卢云亭题匾的那位宰相。

　　松筠是清朝乾隆、嘉庆、道光时期的一位蒙古族大臣。他从理藩院一名普通的笔帖试起家，一路做到了尚书和军机大臣。先后任库伦办事大臣、驻藏大臣等职，两度出任伊犁将军，曾总督陕甘、湖广、两江、两广、直隶，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在边疆度过，有着丰富的治理边疆的经验，是清朝的治边名臣，对当时的边疆稳定与发展作出过积极的贡献。

　　乾隆五十九年至嘉庆四年（公元1794年至公元1799年），松筠出任驻藏大臣，此时适逢廓尔喀战祸平息不久，边疆百姓生活极端困苦，大片土地荒芜。为了恢复生产，松筠就对当地差役赋税制度等方面进行了重要改革，经过不懈努力，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西藏的农牧业生产，减轻了藏族人民的负担，安定了西藏社会的秩序。同时，他还关心边疆的文化建设，组织学者编撰了有关边疆的重要志书——《钦定新疆识略》，并且亲自撰写了多部著作，这些作品不论是在当时还是在今天都有着很高的史料价值。

　　因为松筠是蒙古人，精通蒙古语与汉语。在出任新疆大臣之前，他多次随乾隆皇帝到热河避暑山庄和木兰围场，担任翻译。乾隆五十七年（公元1792年），他还随乾隆在热河参加过接见英国特使马戈尔尼使团的活动。在嘉庆、道光年间担任热河都统期间，他为官清廉，体恤民情，为当地百姓做了不少好事，深受百姓的爱戴和赞誉。

　　据《满州稗史》记载，松筠性格开朗、幽默诙谐，不仅会作诗绘画，还写得一手好书法，特别是他写的“一笔虎”，名气特别大。他“不阿权贵，事当言者”，仕途中多次被罢官、降职，但毫不气馁，被誉为清代大臣中“群雏之鹤”，死后入祀京都名臣祠。

　　说起来，松筠被降职充满戏剧性。都说当官不能丢大印，可是松筠在嘉庆二十五年（公元1820年）任兵部尚书时，跟着皇帝出巡热河，回京夜宿巴克什营行宫时，竟然把兵部大印给丢了！

　　兵部是管军队的，兵部尚书是国防部长啊，这大印丢了还了得！皇帝大怒，把他从从一品的兵部尚书一下子降到正六品的骁骑校。但他后来因政绩突出，又被委以重任。

　　林则徐亲查的“上访”案

　　对于“虎门销烟”的林则徐，大家耳熟能详。他被史学界誉为“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也是清朝名臣。

　　在当钦差大臣赴粤查禁鸦片之前，他在道光十二年(公元1832年)至道光十六年（公元1836年）出任江苏巡抚。而卢云亭在1817年出仕，15年后仍在江苏东台县当县令。

　　1831年夏天，江苏遭大水灾，因为赈灾而引起了一场“赴京上访”的风波，牵涉到东台县令卢云亭，而处理这件案子的就是刚到任的江苏巡抚林则徐。

　　原来，水灾过后，“（东台）被水成灾，田庐淹没”。而此时，朝廷的赈灾款还没有开始拨付，东台县令卢云亭禀报，请先行抚恤，给予贫民一月口粮，并派出官员分赴各村庄统计灾民人数。这个抚恤款从哪里来呢？扬州府拨了一部分，另外当地的一些商户还捐了一部分。这笔救灾款分到各户是每户灾民一百八十八文。

　　在东台县有个叫俞家垛的村庄，住有180余户人家。其中有个叫唐瞻淇的灾民，受灾后逃荒外出。等他逃荒回家以后，赈灾款已经发放完毕。他向庄头索补赈灾款，被告知已经没有他的份儿了！唐瞻淇心中不平，又听说别的县每户发一百九十二文，该县只给一百八十八文；而且俞家垛一共有180余户，而赈灾款只发了180户，还有好几户没有发。唐瞻淇怀疑自己的赈灾款被克扣侵吞了，就跑到北京都察院衙门，也就是现在的最高人民检察院告状去了。

　　克扣赈灾款可是个大罪名，作为县令的卢云亭估计吓得不轻。此事由该省最高行政长官林则徐调查。林则徐亲自调查后发现，事情并不像唐瞻淇说的那样。

　　原来，俞家垛有几户灾民虽然受灾了，但他们“仍有田业”，不算因灾而赤贫，这类人按照规定是不能享受赈灾款的。而且政府拨的赈灾款用的是银子，而发给灾民只能用铜钱，在当时，各个县因为地域远近的原因，银子兑换成铜钱的数量是不一样的，有的县离扬州近，运费少，兑换的钱就多，反之则少，同样的赈灾款，发到灾民手中的数目就不一样了。而东台给每户发一百八十八文，“已属设法多换”。

　　由此，林则徐认定唐瞻淇属于“无理上访”，为卢云亭洗清了冤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