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闾阎感德”匾长170厘米，宽90厘米。上款为“新渑宜三县联防主任秀文樊先生德政”，下款为“中华民国三十三年桃月榖旦，渑邑杨月普等二十四人仝立”，该匾黑底楷书阴刻，匾文左右以花卉图案装饰。 　　“樊氏先祠”匾长约160厘米，宽60厘米，无上款，下款为“中华民国二十二年七月谷旦”，黑底金字，现保存于新安县铁门镇玉梅村水源自然村樊氏祠堂。

　　专家点评：这两块匾保存良好，“樊氏先祠”匾是研究樊氏家族历史变迁的珍贵史料，而“闾阎感德”匾充分显示出匾主人在该区域的影响力，是研究豫西地区民国时期历史不可多得的文物。

　　匾额做成厅墙

　　玉梅村地处新安、渑池、宜阳三县结合部，沿着村里的小路一直往东走，可以看到一片古朴的老宅院。这片宅院簇拥着一座约15平方米的古旧院落，这就是玉梅村水源自然村的樊氏祠堂了。

　　“樊氏先祠”匾就悬挂在樊氏祠堂的大门上方，尽管经历了70多年的风雨洗礼，这块匾的颜色依然十分鲜艳：通体黑色，字体上的描金没有一点剥落的迹象。

　　村里80岁的樊书通老人说，这块匾额保存下来可不容易。“破四旧”那会儿，村里的有心人将其抱回家中，虽然经历了多次风波，但这户人家一直偷偷藏着这块匾。直到上世纪末祠堂重修，这块匾才得以重见天日。水源自然村有600多口人，80%以上都姓樊，因此村民对这块祠堂上的匾也格外珍视。

　　水源自然村的樊姓村民自称是明代洪武年间从山西搬迁而来，在水源自然村已经繁衍了23代。

　　就在祠堂东侧约20米的樊书俊的后人家中，则保存着另一块“闾阎感德”匾。樊书俊字秀文，这块匾就是渑池县人送给樊书俊的。在樊书俊后人家中看到这块匾时，我惊奇地发现这块匾被镶在客厅右侧的墙上。它不仅是一面墙，更是家人的一块小黑板，电话号码和账目，都用粉笔记写在匾额上。

　　可能因为既是墙体又是黑板，这块匾才能够保存下来。

　　“闾”，是指里巷的大门，“阎”，既指里巷的门，也指里巷。“闾阎感德”，顾名思义就是乡亲街坊感念恩德。那么，樊书俊到底是什么人，他做了什么事儿，让渑池人都感念不已，送来这块匾呢？

　　保得一方平安

　　从《樊氏家谱》上我们看到，樊书俊的祖父叫樊嵩山，是清朝的一位武秀才，曾经官至“千总”，按照清代绿营兵编制，千总为正六品武官，但他在哪里做官已经无从考证了。

　　樊书通老人说，他比樊书俊要小十余岁，对樊书俊印象颇深。樊书俊个子很高，非常魁梧，但他出生时家道已经败落，因为家中贫困，就“卖兵”从军了。所谓“卖兵”，就是一些富户子弟不愿意服兵役，就出钱让人代服兵役，樊书俊就这样踏上了军旅生涯。

　　可能是穷苦人家出身，樊书俊非常能吃苦，打仗很勇敢，在国民党的部队中“进步”很快，据说还上过黄埔军校。到1941年，他已经是国民党部队中的上校团长了。

　　1941年，侵华日军发动了“中条山战役”，樊书俊和他的部队参加了“中条山战役”。“中条山战役”以国民党中条山守军失败告终，而樊书俊和其他11名军官在战役中自知不敌，竟然临阵脱逃了。战后，其他11名军官被枪决，而樊书俊却因为“上面有人”而活了下来，回到老家水源。

　　樊书通说，当时新安县归陕州管辖，而樊书俊与当时的陕州行署专员欧阳珍有旧，而樊书俊又“耍过枪杆子”，就被欧阳珍任命为“新渑宜三县联防主任”，负责维护地方治安。

　　当时豫西地区的土匪很多，樊书俊在担任“新渑宜三县联防主任”期间，确实下了不少力气“剿匪”。据传有一次他到铁门镇，在集上认出了一名土匪，当即拔出手枪，一枪把土匪打死在集市上。

　　至于这块匾，可能与当时轰动渑池的一桩绑架案有关。据说渑池有一户杨姓人家，三门单传一个娃子，被侯富德（音）、邓公德（音）等几个土匪绑架，并且“撕了票”。樊书俊调集人马，很快破了案。杨家人感念樊书俊为他们报了仇出了气，就送来了这么一块匾。

　　这块匾是1944年送的，一年后，樊书俊就被人打死在现在仓头乡一带。据传打死樊书俊的人姓李，与樊书俊有仇。二人之所以结仇，完全是因为一件小事：樊书俊有一把旧枪，因为太旧，这把枪吓唬吓唬人还行，压根就打不响。樊书俊不要这枪了，就把它送给了苗头村的一个亲戚。这个亲戚有一次去拉煤，与姓李的发生冲突，他的亲戚就拔出了枪，没想到对方人多，一人从背后偷袭，一铲子将枪打落，还捎带着削掉了亲戚的一片耳朵，由此双方结下仇怨。

　　樊书通说，樊书俊死时年仅32岁，虽说没有什么值得炫耀的经历，但在任“新渑宜三县联防主任”时，确实也算尽心尽力，在一定程度上保了一方平安。

　　灾年的惨痛教训

　　在当地，关于樊书俊的传说还有很多，而在樊氏祠堂中，还保存着一块“荒年序”碑，这块碑上半部分高60厘米、宽70厘米，下半部分为樊氏世系图。

　　“荒年序”是樊家第十一代的樊迪及和十二代的樊宛如写于光绪十一年（公元1885年），记载了当地所遭受的一次大劫难：豫西光绪三年（公元1877）年的一次大旱。

　　序文说：“天大旱，周围数千里”，一年都没有下一滴雨，大旱引发了蝗灾。起初，刮了很长时间的大风，当地的牌坊、城垛、房屋，多数被大风摧毁。然后整个春天没有下雨，夏麦颗粒无收。到了秋天，秋粮刚刚种下，又爆发了蝗灾，“蚁行于地，蚕食万亩”，于是“饥民蜂起，行彼周道”，到了阴历八九月间，因饥荒又导致盗贼蜂起，“尸累当门”，最终，出现了人吃人的惨状。起初，是强壮的人吃身体弱的人，“主食客人、食及亲戚、食及乡邻”，最后，发展到“食及父祖、食及子孙”，惨不忍睹。

　　到了1878年春天，终于下了春雨，万物回春。加上朝廷赈济灾民，部分村民才得以存活下来。然而，此时“村庄去六七、人口死九分”。

　　水源村人之所以要记录下这次灾荒的详细情景，就是为了让后人总结这次灾难的教训：勤俭为本。序文最后说，平时就要注意积存粮食、积存钱财，碰到灾难才能平安度过，不要等到渴了才去挖井，那样只会导致家庭乃至家族分崩离析、家人生死离别的惨景。

　　这个教训樊氏后人一直牢记。他们开始兴修水利，储备物资。在水源，还有一块《创修水源渠记》，记载了民国元年（公元1911年）该村修渠的事儿。《创修水源渠记》说，光绪二十五年（公元1899年），村人修渠井以备旱，后因为缺乏资金而被迫终止。民国元年，村人又相聚商议，“必有坚苦卓绝之志，乃能成万年不朽之业，此有志之所以竟成也。”众人决定继续把水源渠修成。由村民张封君暨其弟太学生荷亭等出资，“即日兴工”，经过5年不停努力，到民国5年（公元1916年），渠终于修成，“盘山凿洞长约五里有奇，共灌田三百余亩，费工七千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