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士兵军服不整，在街上闲逛，欺压百姓。

　　京剧《智取威虎山》中李勇奇说：“自古以来兵匪一家欺压百姓。”这说明旧军队和土匪没啥严格界限，由兵而匪，或由匪而兵，兵匪原来是一家。

　　兵是有执照的土匪，匪是无执照的强盗。偷来的锣敲着卖，这是兵；偷来的锣悄悄卖，这是匪。一个明火执仗，一个暗中使坏，上下其手，左右鬼脸，便是兵匪之肖像。

　　民国时期，豫西兵连祸结，民众水深火热，兵剿匪，匪扰民，匪如梳，兵如篦，兵来匪去，兵去匪来。兵兵匪匪，兵匪莫辨，欺压的都是老百姓。

　　一

　　1925年的一天，新安县衙门口出现这样一幕：

　　国民二军的几个士兵军服不整，歪戴着帽子在街上闲逛，他们的袖章上，都缀了一块白布，左边写着“不扰民”，右边写着“真爱民”，中间写着“誓死救国”。一位卖菜老农看这几个士兵吊儿郎当，就开玩笑地问：“老总，那袖章上写的是啥呀？给俺念念。”几个士兵认为老农不怀好意，骂道：“奶奶个熊，你这老杂毛还敢毛捣人？！”啪的一声，老农左脸挨了一巴掌。

　　老农说：“你这是不扰民？！”

　　啪的一声，老农右脸又挨了一巴掌，

　　老农说：“你这是真爱民？！”

　　这时，正好几个惯匪被保安团追赶，保安团招呼这几个兵一块儿追赶，他们理都不理，忙着修理那个老农。

　　这件事后来被人写进《乱世争雄》这本书，形象地再现了兵不治匪、欺压百姓的场面。当时洛阳民谣云：“不扰民，不害民，扛着镢头挨屋寻。找着银子抢银子，看见女人睡女人。”民谣又云：“当兵的一进门，两眼四下抡，不是找财物，就是寻女人。”

　　当时的国民二军，由该军军长兼河南督办岳维峻领导，驻扎在洛阳。新安县城驻有史宗法的一个旅，这些兵不剿匪，只扰民，每日里让商民缴税款，向农民征粮草，民财取尽，却不维护治安。

　　一日，新安县城附近刘庄一带遭土匪抢劫，地方乡绅通过新安县长孟广儒恳请驻军出城打匪，但旅长史宗法坐在太师椅上，慢悠悠地说：“我的任务是守城，而剿匪需要出城，这不是我的职责。我不去。”当地乡绅非常生气，说：“土匪来抢一次，也仅扰民一日；当兵的驻军一年，就扰民３６5日。土匪不过是过路的强盗，尚可躲他一躲；驻军却坐在咱的头顶上，躲也躲不过。他娘的！简直是兵不如匪。”

　　兵不剿匪，就等于容匪、纵匪，无异于通匪。实际上，当兵通匪者大有人在。清末民初，出生于伊川彭婆乡南衙村的张治公，追随王天纵赴潼关抗清，担任高级军官的他却心怀二心，觉得此次入陕胜负不定，行至半途对他的堂弟张治修说：“你不要随部队入陕了，回洛阳老家还当刀客，占领山头，发展队伍。如果我到陕西能站住脚，你就把人马带过来，如果这支义军被清军打垮，我就回洛阳重入绿林。”张治修等人回到伊川，收复了几小股土匪，队伍很快发展到２００多人，胡作非为，为害一方，这杆土匪始终与张治公保持联系。

　　这是军队长官通匪的一个小例子，而当时这样的情况很多：两手抓，留一手，这一手不中了，就靠那一手，狡兔三窟。

　　二

　　在豫西，由兵而匪的典型是张巨娃，由匪而兵的典型是孙殿英。

　　由兵而匪的张巨娃是汝州人。当初，他率地方武装剿匪非常坚决，经常抬着一口大铡刀，捉了土匪，就地铡为两截。所到之处，土匪纷纷逃匿。正因为如此，他颇受官府青睐。民国十九年，张巨娃的队伍被编入了宋天才的75师，驻扎卢氏县城，成为剿匪的骨干队伍。

　　但张巨娃在豫西剿匪，也沾染了土匪的习气，向驻扎地派粮要钱时，竟然也像土匪那样“飞叶子”、下传帖，上面写明时限，过期不交，格杀勿论。当地民众苦不堪言，纷纷上告，民国二十年，上面决定遣散他的部队。

　　他听到消息后，决定由兵而匪，拉杆子，建匪帮。当夜哗变——保卫一个县的部队，化为危害一个县的匪帮。他率领队伍弃守卢氏，把卢氏县城抢了个精光，临走又放了一把火，把半个县城烧得面目全非。

　　张巨娃由兵转匪后，比土匪更土匪，走哪儿吃哪儿，无恶不作，每到一个村庄，先把大铡刀往村头一放，要钱要粮要女人。如不满足要求，就往铡刀下塞村民。

　　由匪而兵的孙殿英，也是从豫西发家的大土匪和大军阀，豫西人称他“孙老殿”。这家伙游手好闲，在老家豫东永城县混不下去，1913年跑到豫西嵩县，投靠了匪首张屏，当上了一个小头目。

　　1920年前后，他在嵩县、宜阳、偃师等地设香堂、招信徒，大力发展庙道会成员，培植亲信。接着投入河南陆军第一混成团团长兼豫西镇守使丁香玲部，任机关枪连连长。接着又独立山头，拉杆成为土匪头子。

　　他拉杆子期间，庙道会故意鼓吹他是神仙下凡，引得四方道徒捐资相助，拖枪来投，队伍猛涨，镇嵩军不得不对他刮目相看，于是将其招安，给个营长做，他嫌小，领到军装、手枪就跑回来为匪；吴佩孚再将其招安，给个团长做，他还嫌小，又领了一身新军装跑回山里。　

　　1925年春“胡憨大战”爆发，孙殿英匪部又被憨玉琨收编，编为第五混成旅。几年之间，他便“由匪而兵”、“由兵而匪”了好几次。就这样一会儿兵，一会儿匪，他最后竟然组建了新五军，成为国军正规部队的军长。

　　这新五军也真是怪，当官的除了拿枪，还备着一支烟枪，赌博吸大烟，吃喝进妓馆，完全继承土匪习性。孙老殿如此治军，与匪帮无甚区别，以致豫西一些杆子混得不如意时便来投他，可谓是兵匪一家，臭味相投。

　　三

　　豫西匪患由来已久，《清稗类钞》一书中就有“豫西刀匪弥多”的记载，无论清代还是民国，官军屡屡剿匪，屡剿不绝，在剿伐与反剿伐的过程中，兵与匪之间建立了一种奇妙的关系。史载河南督军张镇芳率领50营官军围剿白朗匪帮，结果“无一营不与白朗匪酣战，然无一营不与白朗匪私通”。

　　兵匪看似对立，实乃相互依存。清末洛阳官衙谢老道（谢宝胜）围剿王天纵，他俩之间有一段颇可玩味的对话，充分说明了兵匪之间的关系——

　　谢老道说：“王天纵，不是我来为难你，实在是上峰命令，没有办法不执行，请你赶快投降吧。”

　　王天纵答：“老道，你的官做到现在这么大，全是因为我保举的。别以为你多了不起，想要你脑袋容易得很，不信举起你的马鞭子。”

　　谢老道果然举起马鞭——啪的一枪，马鞭被打成两截。

　　王天纵说：“今天不打死你，是因为想和你交个朋友，如果再苦苦相逼，此鞭如你。”谢宝胜当夜撤军，此后很久两人井水不犯河水。

　　官军在剿匪时愿意采取招抚策略，先劝土匪归顺，若匪众愿受改编，则兵匪合一，皆大欢喜。近现代史上，匪化为兵的记录屡见不鲜，所有省份都有这种事。而匪帮化为军队，往往乐不可支，豫西民谣云：“想当官，杀人、放火、受招安。”先当土匪后当兵，“曲线救国”逞“英雄”，成为一些人的终南捷径。

　　匪首宁老七的“兵匪生涯”也是如此。

　　宁老七是民国时期洛宁响当当的土匪，１３岁便是一位小刀客。1９２０年他１９岁，想娶个老婆，打听到韩沟寨有个美女，于是率匪把寨子围住，在寨墙外高喊：“不要钱，不要寨，快把朱家闺女交出来！不然待到破了寨，‘顶脑儿’（人头）当成‘青头菜’（青头萝卜），一刀一刀切下来！”

　　一寨人都很无奈，瞪着眼睛看朱家，那是无声的催促。朱家没有办法，只好用绳索将女儿捆住，从寨墙上吊下来，宁老七得了压寨夫人，高高兴兴收刀走人。

　　不料当年冬天，他就被官军所俘，处决他时，却有快马急报：刀下留人！原来是抓他的长官——陕州巡缉队长牛德看中他善战，要他将功折罪，加入官兵打土匪。于是他活了下来，剿了两年匪，可他匪性不改，以送母回家为由，跑回洛宁又拉起了杆子。时间不长，官军来剿，他再次被抓。这次他写下“还乡为民，永不为匪”的保证书，发誓当个老百姓。

　　可到了１９２６年，宁老七的手痒痒，七找八找，投了镇嵩军，还当上了少将旅长，但当年１０月就阵亡了。这类匪痞子、兵油子，命中注定不死在绿林中，就死在疆场上。兵兵匪匪，胡闹一场，便交代了一辈子。

　　四

　　对于匪首来说，乐意被官军招安的背后，往往有很大的动力，这动力就是“当官发财”。豫西民谣云：“大驾杆，二驾杆，又绑票，又搜山，先当刀客后当官。”“进山转一圈，出山就当官 。”说的就是这个原因。

　　当年张治公的匪帮被收编后，他当上镇嵩军第二旅旅长，部队驻扎在陕西周至县，这是一个产烟区，他大肆种植鸦片，贩卖烟土，迅速致富。他的父亲张正纪去陕西看他，返回河南老家时，仅大烟土就装了满满一船。

　　那个年代，有枪就是草头王，杀人放火做强梁。当兵为吃粮，当匪为吃粮，整个镇嵩军，上至最高统帅刘镇华，下到各旅长营长连长，都从陕西往洛阳贩卖烟土，一个个腰包都鼓了起来，成了腰缠万贯的富翁。在这种情势下，公理不存，道德沦丧，一些农民不视当土匪为耻辱，反而哪家有人为匪，其邻居竟会受到绿林保护，从此可免受土匪骚扰之苦。如果有人当了军官，回乡时骑着高头大马，带着马弁，耀武扬威，人们便艳羡不已。

　　豫西人爱说：“舍不得孩子打不了狼；剜不得好肉治不了脓疮。”旧时很多人横下一条心，不当兵，就为匪，弄得豫西匪患愈炽，屡剿而不净。而有的人反反复复，总舍不得离开匪行，养成了特有的土匪习性。请看下期“豫西土匪探秘系列”——“土匪习性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