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土匪们看来 ，一顶黑色的礼帽，一件宽大飘逸的上衣，腰间束上一条宽腰带，别上两支盒子炮，再戴上一副墨镜，可谓最漂亮的行头了。

　　挟着杀气，带着邪气，间或有些义气，这便是土匪习气了。

　　土匪是极为放荡不羁的群体——斜挂长枪歪戴帽，嘴叼烟卷吹口哨；穿着打扮和行为举止都很另类：喜欢戴墨镜，喜欢谈女人，喜欢赌博，喜欢抽大烟，喜欢枪支，喜欢马匹，喜欢恶作剧，喜欢涉险境，这些都是土匪习气。

　　一

　　要看土匪习气，孙殿英、崔二旦是最好的范本。这两人都是在豫西拉的杆子，洛阳周边的县镇，无不留下他俩的刀影匪迹。先说这个崔二旦，可真是个二旦！身上杀气冲天，肩扛铡刀一口，活脱脱一个索命无常。

　　崔二旦原名崔振声，民国十一年（公元1922年），他的杆子在嵩县车村驻扎，他住在火神庙内，大殿之上别的不摆，只摆两口血迹斑斑的铡刀，上面纠结着死人头发，客人来了，先睹此物，无不惊惧。

　　这还不算，墙上赫然写着他的四句话：人恨天不恨，天恨不能混；刀杀短命鬼，火烧没福人。

　　这是崔二旦的世界观，也是他的强盗逻辑。按照他的逻辑，凡被杀掉的都是短命鬼，凡被烧死的都是没福人。如此荒唐语，竟作座右铭，还恬不知耻地在下面落款：崔总司令题。

　　据嵩县车村老人回忆：崔二旦是个二旦，手下也全是二旦。所谓“二旦”，并非戏台上的大旦、二旦、小旦中的“二旦”，而是豫西方言中的一个词，意思是耍横、拼命、不计后果。这个词的来源，与“二杆子”的来源有些相似——匪帮中的二驾杆，俗称“二杆子”，延伸到民众中间，人们就把那些缺心眼、敢挑事、爱冒险的人叫“二杆子”，或者叫“二旦”，是有别于正常人的意思。

　　土匪捉来肉票，都要“滤票子”，逼问肉票家庭经济状况。别的杆子“滤票子”是“文滤”，不怎么打，还供吃喝，崔二旦“滤票子”是“武滤”，把肉票吊在房梁上，用蘸了盐水的鞭子猛抽。

　　一些肉票没经验，被问家中有何财物，故意隐瞒不报，怕被勒索得太多，只说“仅有三亩地一头牛”，崔二旦听了，说：“把他拉出去铡了！”于是这人便成了铡口冤魂。

　　后来，肉票都有经验了，当被问起家中经济状况时，本来只有１０亩地，却说成５０亩，只有２０亩地的，却夸说１００亩；1头牛变成１０头牛，还外带１０名长工、３０名短工，总之是家里有的是钱，只要留着我这条命，保准有赎金给你送来。这样子，就先躲过了要命的铡刀，留下性命再商量。

　　大凡说土匪讲义气，实则只是在绿林圈内，他们在江湖上走动，自有一套潜规则，或井水不犯河水，或借水行船图个方便，而对于敢于抵抗的民众，土匪从来就只一个字：杀。

　　所以总结土匪习气，我认为是七分杀气，三分邪气，外带一股子义气，须知这“义气”，却是“外带”的，只在江湖上用，不在匪心中藏，其本质还是狠辣阴毒的。

　　土匪习气中杀气第一，这是不容置疑的。民国时期，新安县磁涧一带的杨家洼、兰洼、五头等村寨，为抵御土匪建立了红枪会，聚众万人。这惹恼了活动在新安、洛宁、卢氏三县的巨匪李万如，他的杆子此时已被镇嵩军收编，于是率匪军血洗新安５４个村庄，杀死３０００多无辜百姓，河边柳树上挂满了人头。

　　其次，好勇、斗狠、好色、散漫、顽劣等，都是土匪的基本特征，这些毛病日积月累，就促成了土匪习气。譬如说土匪与人拜把子，或准备干一宗大买卖，动不动就要割破手指、手腕，让血滴到酒碗里，然后喝下去，眼睛眨都不眨，好像割的是别人的肉。

　　而这种仪式，说白了，其作用不过是“约束”二字：每个人都出点血，每个人就必须为集体作出牺牲；每个人都滴点血，就融为一个战斗集体，生死在一起，不能当孬种，要的是一股子血气。

　　二

　　土匪习气还可从娱乐形式中表现出来。

　　看官有所不知，土匪虽然粗俗，却有文娱活动。豫西土匪的娱乐方式，主要有：比枪法、比蛮力、比骑马、比酒令、猜谜、唱小戏、听说书、谈女人、说故事、押宝、赌牌等等。

　　比枪法有三种：打香头、打飞鸟、打飞钱。打香头须在夜间，百步之外，枪响香断，激起一片喝彩声。打飞鸟在白天，鸟过枪响，击中头部者为高手。打飞钱是拿一串铜钱挂于树上，百步之外，击中为胜，钱也归他。凡能击中飞钱、击断香头、击落飞鸟者，晋升为狙击手，号称“神炮手”，简称“炮头”，可以担任小头目。

　　比蛮力，一般有摔跤、搬运重物两种。如今在嵩县杨山、栾川抱犊寨等当年的土匪老窝，还可看到一些大石头，明显有人为打磨痕迹，或像石锁，或像石礅，都是当年比赛所备。山寨的石磨盘，平时用来磨面，比蛮力时用作道具，有人一次可搬运两盘石磨。

　　其次，土匪爱马、爱枪，好的驭手，可藏在马肚子下任马飞奔，同时开枪，击中目标。

　　土匪打劫成功后，庆贺时必行酒令，这是他们最高兴的时刻，边喝酒边划拳边唱行酒词。民间划拳多是数数，土匪划拳则有唱词，从一到十，满口吉庆话语：“当朝一品卿，两眼大花翎，三星高照，四季发财到五更；六合六是同寿，七巧巧八匹马，九九八十一，十全福禄增。”

　　土匪中也有文人。文人在匪帮中当师爷，平时代写书信、编写暗语、戏词和酒令。譬如上面的这个唱词，就出自匪帮中文人之手，其内容一点也不粗俗，甚至比民间酒桌上的唱词还文雅，这是土匪向往正常生活和对升官发财的憧憬。

　　但土匪自编自演的戏词就非常下流了。

　　为了排解空虚，缓解精神压力，活跃枯燥的山上生活，土匪根据豫西民歌的曲调，把民间流传的故事，改编成情节跌宕、唱腔滑稽的小剧目，多以妇女的身体器官为调侃对象，内容极端淫秽和粗俗。那些在打仗上不很在行的文弱土匪，往往是演唱方面的好手，他们男扮女装，拿腔作势，作出淫亵姿态，引起一片笑声。

　　但土匪改编的东西，一般只取其调子，唱词则完全自编。在豫西，土匪改编有《小寡妇上坟》、《杨八姐游春》等剧目，另有《争夫》、《思凡》、《十八摸》等淫秽作品，用词范围大多在肚脐眼以下，听了让人脸红。

　　但记者在采访中，接触到土匪编写的一类《思乡曲》，唱词十分悲壮，曲调非常凄凉，行文甚是抑郁，反映出土匪不能回到家乡，游离于社会之外的悲愤和无奈。其中几句是：“提上头颅带上刀，哥哥上山去落草！哥若没命便罢了，哥若有命坐当朝！封你个正宫娘娘不差分毫！”

　　这些唱词从土匪嘴里发出，着实令人震撼。因为若从豫西匪事的角度看，这无非是二杆子的狂妄之语；但从贫苦农民铤而走险的角度看，他们要杀的对象是皇帝，造反的目的是“坐当朝”，话语如此豪壮，目的如此明确，就是农民起义了，着实让人感喟。　

　　三

　　土匪习气，最爱较劲，进行各种比赛：与牛羊角力、比手托重物、比爬高跳远、比使枪弄棒、比驯马驯兽、 比吹牛、比赌博、比饭量、比骂人、比杀人、比憋尿等。这些比赛活动，既提高了土匪的战斗力，也促使了土匪习气的形成。

　　前面提到的孙殿英，是这些土匪习气的集大成者。

　　孙殿英最擅长赌博，不论什么样的麻将，经他的手推上三四圈，张张认得清楚。和他打麻将，算你倒霉，只有输，没有赢。孙老殿驻扎北平时，军饷不够，部下发愁，他眼一瞪，说：“发个啥愁！”于是拉上一卡车银元就去和张少帅赌了。第二天回营时，一车银元变成了四车银元，如此再三，北平城军警政要，无人敢和他过招。    

　　土匪习气中，还有一项就是迷信，而且是极端地迷信。土匪出外打劫，去哪个方向打劫，什么时候出动，并不是大驾杆说了算，而是师爷（军师）说了算。师爷们都会算卦、测字、看风水，土匪迷路后找出路，或者被围困后要突围，都要静下来等待师爷算卦占卜。无论大小杆，都要请个算卦先生供养在山寨。再不济的小股土匪，也会在社会上固定一个算卦摊儿，问吉凶，求财运，看看财气在哪个方向。

　　土匪之所以迷信，一是处于江湖风浪中，随时有生命危险，所以得随时算卦，二是匪首可以利用迷信忽悠和管理下属，孙殿英在这方面是行家。他在洛阳一带大力发展庙道会，还让师兄朱金刚到伊川办新会，聚拢了道徒近万人，其中不少人都成了他的匪属。

　　这家伙后来做了国军将领，土匪习气不改，谁若想在他手下做军官，必先入庙道会。他在军中设坛收徒，将庙道会四句“真言”用朱砂写在黄表纸上，让军官们背诵。

　　土匪生活单调冒险，枯寂时便饮酒，烦闷时抽大烟，无聊时谈女人，这几样“东西”土匪是离不开的。由于不能经常接触女人，土匪对妇女服饰有偏好。民国时期，洛宁县城曾被土匪攻下过两三次，破城之后，曾出现过土匪不抢钱，只抢妇女内衣和鞋袜的案例。有的土匪被民团打死后，发现其贴肉穿着女人衣服。

　　土匪对服饰感兴趣，却不讲究衣服是否合身，而只讲究个性的不同。在土匪们看来，一顶黑色礼帽，一件宽大上衣，敞开怀，腰间束上一条宽腰带，再别上两支盒子炮，戴上一副墨镜，便是天下好汉最漂亮的行头了。

　　但土匪不排斥得到一套西装。民国时期的人，认为一双皮鞋和一支钢笔，都与威严、金钱、权势有关联。有了这些行头，就意味着自己是上等人了。但很多土匪穷其一生，也没拥有这样的行头。至于土匪对于异性的渴求，简直成了一生的“远大理想”，他们中的一些人，一辈子不能结婚。原来有婚配的，落草后很难和老婆团聚。而匪首却不受这些约束，直接弄个压寨夫人就是——请看下期“豫西土匪探秘系列”之“土匪婚事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