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怀沙

　　早有所闻 二十五年前熟知其人其事

　　1982年初，我从复旦大学毕业分配到《北京晚报》。一次，王戎先生带我去看望中国青年艺术剧院的导演石羽先生和张逸生、金淑之夫妇，我与他们开始有了往来，常常能碰上他们在一起聊天。“青艺”是文怀沙工作过的地方，自1953年调入，到1963年底入狱，他在那里工作前后达10年。正是从“青艺”老人那里，我第一次听到了“文怀沙”的名字以及他的一些事情。我随后认识的萧乾、文洁若夫妇，还有牛汉先生，都是文怀沙上世纪50年代初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同事，此外，还有青林女士，即文怀沙的前妻、文斯先生的生母，从他们那里，同样听到过关于文怀沙的事情。如青林如何不能原谅他在她怀孕和坐月子期间做了某件事，才决定离婚……

　　虽然知道其人其事，但我从没有想过要写出来。第一，他不是我所关注的对象，我在情感上一直排斥他，从来没有把他视作一个文人；第二，在我看来，这属于个人品行，是受害者与法制部门管的事，何况他已经为此付出了沉重代价。

　　名家疑惑 何时小弟成“大哥”？

　　对其真实年龄产生怀疑，主要源于多年来我与一批“二流堂”老人的交往。

　　“二流堂”是一个特殊的文艺家群体，主要成员有唐瑜，吴祖光、吕恩夫妇，金山、张瑞芳夫妇，高集、高汾夫妇，戴浩，盛家伦，方菁，萨空了，沈求我等。经常来此的则有丁聪、黄苗子、郁风、叶浅予、张光宇、张正宇、冯亦代等人。而与他们关系密切的夏衍，被他们尊为主心骨。

　　文怀沙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确与“二流堂”有过来往，但并无过深关系。

　　对于近１０年来文怀沙忽然间声名鹊起，并被各种媒体冠以“大师”或者“风流”的称谓，“二流堂”健在的老人们颇感意外和惊讶。前年，某电视台录制一组文化老人节目，分别有文怀沙、黄苗子等，黄苗子获知后，颇感无奈，不住地说：“真要命，怎么把我和他摆在一起了？”

　　2006年春节，我所在的报纸的文化新闻版发表黄永玉所画的狗年生肖漫画，同时还发表了文怀沙的迎新文章，并将两者加框放在一起。黄先生的画是我约来的，遂将报纸送去，他一看，只对我说了一句：“李辉，我该夸你还是骂你？你们怎么把我和文怀沙放在一起了？”几天后，文化新闻版的编辑告诉我，文怀沙看到报纸后，也说了一句话：“哦，黄永玉呀？我们是老朋友了。”

　　关于文先生的年龄，也是我与这些“二流堂”老人聚会时谈到的话题。有几位老人的出生年份为：唐瑜，1912年；黄苗子，1913年；丁聪，1916年；郁风，1916年。属牛的黄苗子先生今年96岁整。他们的疑问是：文怀沙本来比我们小，怎么现在比我们大了呢？

　　不过，这一怀疑，大家都是饭桌上议论议论而已，并没有想到要公之于众。

　　事关敬畏 两年前决定追寻真相

　　我决定追寻文怀沙的真相，源于两年前受的一次刺激。

　　2007年，在郁风老人4月去世后不久，吉林卫视“回家”栏目的制片人李冬冬女士来看我。她告诉我，她曾去找过文怀沙，想拍一个他的专题节目，当然我不赞成。谈话中，她告诉我去见文怀沙的过程。她说，她介绍这个栏目曾经拍摄过黄苗子、丁聪、郁风等，文一听，马上就说：“哦，我和郁风是好朋友。在干校的时候，她还找过我，为我画裸体像呢！”

　　我一听，脱口骂了一句，并告诉冬冬：“不可能的事情。‘文革’期间郁风一直被关押在秦城监狱，不可能去过干校！文怀沙完全是胡说八道。”

　　我写过郁风老人的传记，总是以“老太太”称呼她。郁风的父亲郁华是民国大法官，叔叔郁达夫是著名作家，他们两位在抗战期间先后被日本侵略者杀害，是有名的民族豪杰。

　　这样一个让我敬重与怀念的老人，这样一个在“文革”期间真正被关押在秦城监狱遭受7年磨难的老人，刚刚去世，却让一个因“诈骗、流氓罪”入狱、自称也关押在秦城监狱的人泼上一盆污水，她的在天之灵一定不会安宁！对如此卑劣之人，我决不能原谅！决不能漠然视之！

　　这就是我决定要公开质疑的一个最直接原因。它关乎个人感情，也关乎对历史的敬畏。

　　良知涌动

　　今年元旦决定公开质疑

　　两年来没有停止追寻，所搜集到的史料和佐证，越来越证明文怀沙的自述与光环——年龄、入狱原因、文化地位等——都存在诸多疑点，必须公开质疑，找到真相。2009年元旦前后，一个更为直接的原因，使我决定撰写《文怀沙的真实年龄及其他》一文。

　　元旦前，我所就职的报纸，连续两天刊登整版广告，突出推广“百岁国学大师文怀沙主编”之大型套书《四部文明》（每套售价数万元），声势之大，让人惊叹。显而易见，成为“国学大师”之后，他不仅自己四处题字、演讲带来经济效益，随着据说要取代《四库全书》的一套书的推广，他将牟取更大的经济利益。

　　《四部文明》的价值和历史地位，不在我的评价之列。但是，由一个有历史劣迹且又编造个人历史的“国学大师”领衔主编，让人无法接受。报社同仁鼓励我，一定要把自己的追寻与质疑尽快公布于众。他们说得好——不能让文怀沙认为神州无人；不能让世人认为媒体中的人都失去了良知；不能让后人笑话我们这个时代的所有文化人都失去了道德标准和勇气。

　　叩问文坛

　　我们失去文化判断力了吗？

　　不到１０年，文怀沙忽然间被媒体和社会塑造成“国学大师”，足以令人们深思。

　　随着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的变化和国力的增强，人们对文化越来越热爱，对文化人也越来越敬重。随之，对文化大师的出现，也越来越渴望。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文怀沙才有了被“塑造”成“国学大师”并以此获取最大利益的可能与空间。

　　问题是，我们的时代为何失去了文化判断力？为何失去了对“大师”这一称号应有的敬畏？在“娱乐至上”的时代，我们的媒体向观众和读者推介一个“国学大师”时，竟显得如此草率，似乎不加思索，不做研究，不要起码的学术评判标准，就可以把“大师”的桂冠轻易地戴在一个人头上，而不管对公众和历史的责任，而没有任何一个时代都必须具有的文化敬畏。

　　质疑文怀沙真相引起如此大的社会反响，超出我的预料。这也从另外一个方面证明：我们的公众多么需要历史真相，多么需要一个货真价实的大师，多么需要真正对得起后人的文化成果！    （据《华商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