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我考入县高中。学校离我家有十几公里，当时家庭生活困难，我每星期都是步行回家。回学校时，母亲为我蒸好杂面馍（玉米面搅很少量白面）和红薯，外加一瓶咸菜，我背到学校吃一星期。

　　记得有一星期我特别能吃，背来的馍和红薯到星期五晚上已经告罄，星期六的早餐和午餐我都是对付过去的，晚饭破例花二两白面票买了一碗稀面条，吃完后还是不饱。上晚自习时我更是饥肠辘辘、难以忍耐，就与同桌说自己现在能吃10个馍，同桌说：“你能吃10个馍我给你二斤白票（细粮饭票）。”周围几个同学听我俩打赌都来了劲，有当裁判的，有当证人的，最后一致达成协议：我如果一次吃完5个白面馍、3个玉米面馍、2个红薯面馍，同桌输给我二斤白票。几个同学就一同到伙房买来了10个馍拿到教室，在证人、裁判的见证下我就狼吞虎咽地吃起来，全班同学也没心上自习了，都在关注着这场输赢。

　　当时白面馍是稀罕之物，只有过年才能吃到，所以不到20分钟5个白面馍已经下肚，接着我又吃完了3个玉米面馍。当吃到红薯面馍时就有点难以下咽了，有个同学去接了一碗自来水，我一边啃着红薯面馍一边喝，同学们都为我加油鼓劲。这时班主任黎老师进来了，她听说此事后一下就气哭了，没收了剩余的两个馍，把我狠批了一顿，又罚我到操场跑了10圈。后来黎老师语重心长地说：“孩子，你吃坏身体谁负责呀！”

　　第二天，在裁判、证人的调解下，我又退赔了同桌一斤白票，至此打赌结束。

　　（新安县交通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