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我在市电影管理站(后来的电影公司)电影队工作。这一年是三年饥荒的最后一年,也是最困难的一年。浮肿和贫血是当时发病率最高、最普遍的疾病。为防止这两种病继续蔓延，站里给我们每人发了红糖和麦麸，还组织我们到医院注射维他赐保命。

　　说起这三年饥荒，城里人尽管也挨饿，但比起农民还是好多了。许多乡村每天人均二两粮食都达不到，农民主要靠树皮、野草、秸秆（加工成淀粉）充饥。

　　这年夏秋之交，我和队友到市东郊小王村放电影。当我们把放映机和银幕都架好后天也黑了，生产队的干部领我们到食堂吃饭。按定量，我们的晚饭应该吃三两主食，但食堂只有红薯面汤。我们两人买了四两面汤，炊事员按二两一瓢的标准给我们各打了两瓢，装了将近一脸盆。我们把面汤端到院子里，随着汤盆的晃动，月亮的影子也在汤盆里荡来荡去。为了防止挨饿，我们尽量多喝，但拿乡亲们的话说，由于肚子没有涮开，最终连一半也没喝完。结果电影没放完，我们就已饥肠辘辘了。

　　（六一三所退休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