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海战时中国海军的“镇远”号铁甲舰 （资料图片）

　　美国的中情局、苏联的克格勃、英国的军情六处，只要提到间谍报这回事，我们所能想到的就总是这些名字，但实际上，在地球另一端的远东，有一个国家的情报工作做得丝毫不比他们差，那就是——日本。

　　大清眼皮下的群狼

　　与大多数人想象的相反，同美国等诸多情报大国相比，日本的谍报资历只会更加丰富而非浅薄。早在16世纪以前，日本的谍报活动就相当频繁，并在3个世纪后的明治维新时期达到了第一个高峰。

　　日本人从情报搜集中受益，而它的邻国就惨了，其中最大的受害者就是我们羸弱的老祖宗，大清帝国。

　　1886年的春天，日本陆军参谋本部荒尾精中尉被秘密派往中国刺探情报。在他之前，虽然日本间谍已经深入中国，但荒尾精是个转折点，他在岸田吟香、宗方小太郎、大山岩、中西正村等的协助下，以伪装过的情报基地——乐善堂连锁药店为基础，将日本参谋本部与在华浪人恶势力有机地纠合在一起，使日本间谍更加疯狂，也更具谋略。

　　1890年，他们在上海开设“日清贸易研究所”。在4年后的甲午战争中，这里的毕业生大多被送上战场，并多有建树，其中宗方小太郎侦察威海卫北洋舰队的行动最为参谋本部称道。

　　1894年8月1日，中日正式宣战，两国军队在朝鲜进行着你死我活的激烈较量。日本驻天津领事馆撤走后，宗方小太郎将自己伪装成中国老百姓，来往于威海、旅顺两地，窥探中国海军的情报。8月中旬后，由于平壤战事紧急，清政府决定向朝鲜再派援兵。由招商局的5艘轮船运送总兵刘盛休的铭军十二营6000人入朝。

　　为防止日本舰队袭击，李鸿章电令北洋舰队主力护航。停泊于威海附近的“镇远”号等14艘中国军舰，投入出征准备。宗方小太郎在威海得知北洋舰队的出发时间，立即将“镇远”号等14艘中国军舰开赴朝鲜的具体日期电告上海谍报机关。驻上海间谍根津一马上将此情报发给日军大本营。日军大本营即派日本联合舰队出发。9月15日，日本联合舰队到达朝鲜黄海道大东河口附近。

　　正是这一系列成功的谍报活动，使得日本海军联合舰队得以在黄海拦截并击溃北洋舰队，为最终赢得甲午海战奠定了基础。对此，陆军大将本庄繁评价宗方小太郎说：“日清战争之时，他密行威海卫军港，详细侦察敌情，对君国作出极大贡献。”

　　珍珠港的匿名英雄

　　川岛芳子和土肥原贤二可能是中国人最熟悉的日本间谍，但对日本人来说，被誉为“珍珠港匿名英雄”的吉川猛夫才是最优秀的间谍代表。

　　1941年春天的一个早晨，吉川来到了檀香山的驻美日本总领事馆，他的新名字是“森村正”，一个对美国人来说发音拗口、难于记忆的名字。这个名字的主人的真实身份，除了天知地知，只有总领事喜多长雄一个人知道。

　　为了掩人耳目，喜多长雄经常安排吉川到一家叫春潮楼的酒馆去。在那里，吉川和艺妓们夜夜笙歌，兀自鬼混。他总觉得，“任何一个倾心于追逐维纳斯的人，在别人眼中都会少一分间谍的嫌疑”。果然，吉川的放荡真起了作用。从他到檀香山的第一天起，美国联邦调查局(FBI）就开始对他有所警觉。一次，春潮楼的一名艺妓打电话找吉川，电话音量骤然变小，吉川发觉有人窃听，便故意和艺妓打情骂俏。FBI的情报员听厌了，拨下窃听插头：“这是个下流胚！”对他的调查到此结束。

　　为了全方位了解太平洋舰队的情况，吉川还采取各种方式拓宽获取情报的渠道。他经常身穿绿色西装和夏威夷衫，头戴插着羽毛的夏威夷帽子以观光为名，雇上一辆出租车兜风，四处查看珍珠港重要军事设施。

　　有时他又摇身一变，成为满脸污垢、头发蓬乱的菲律宾人，穿上素色的夏威夷衫到甘蔗田里帮工。从甘蔗田里眺望珍珠港，近在咫尺，他便隐藏在青纱帐里把出入港口的舰队活动认真记录下来。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黑色笔记本上分别按星期一、二、三、四、五的顺序记下停泊在夏威夷的美军舰队数字，并使这项统计逐步完善起来。

　　同时，吉川的交际能力也十分强。前来春潮楼寻欢的美国军官见他会一口流利的英语，风趣幽默，豪爽奔放，往往喜欢跟这个所谓的“三菱阔少”交朋友，不经意间，竟透露了不少重要情报。

　　如此7个月下来，吉川成功地在珍珠港袭击发动前回答了司令部“星期几停泊舰船最多”、“是否有大型飞机在拂晓和黄昏时巡逻”等97个关键性问题，保障了偷袭作战的一举成功。

　　“全民皆谍”几成国策

　　作为情报大国的日本，最可怕之处还不在于个体间谍的优良素质，而是几乎成国策的“全民皆谍”原则——只要需要，人人都可能成为间谍。

　　在日俄战争期间，日本妓女间谍就扮演了这样的角色。19世纪80年代，日本妓女来到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以后，因“温柔、诚实和善良”而“到处受欢迎”。1903年，日本妓女安藤芳来到哈尔滨，专门诱骗俄国军官。很快，安藤芳从一个爱慕她的俄军指挥官那里偷出一份记载着俄军在东北驻军地点、防御工事、物资储备等重要情报的军用地图，并成功送达北京的日本公使馆。由于掌握了这些情况，日俄战争一开始，俄军就处处被动挨打，最终惨败。

　　二战后，作为战败国，日本不能拥有太大的谍报机构，于是“全民皆谍”的场景再次重现——情报活动大量由日本大型企业、科研院所等民间机构组织通过对外经贸、交流实施。仅日本的大型企业，在世界187个城市就有超过800家的分支机构。

　　以历史悠久的三井物产为例，自20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该公司从世界各地送到总公司的情报，仅电报平均每天就达2万封左右，相当于750页报纸的版面。互联网问世后，该公司有5个电脑控制的通讯中心，同派驻海外136个国家、地区的各分公司或办事处联结，各通讯中心之间，通过人造卫星进行联系，每天的通讯总量达2万次以上。而这个遍及全球的信息网，有时还供日本政府使用。

　　依靠这些渠道，日本人提前获悉了1978年伊朗宣布石油停产的计划，在后来的全球石油危机中独善其身，同样是依靠这些渠道，日本有1万多人被派到美国学习新技术和管理方法。美国人后来得出惊人结论：这些日本人仅仅花了25亿美元，就把西方几乎所有的技术都搞到了手，而这笔花费仅占美国每年研究经费的1/10。

　　除了这些专门人员以外，列岛上的居民似乎也本能地有种敏感，对于信息的捕捉和学习，几乎无所不至、无时不在。仅以日本最大的报纸《读卖新闻》为例，它的早、日、晚报加起来，每天的发行量高达2000万份左右，其他像《朝日新闻》这样的大报，日发行量也有1000多万份。而日本不过l3亿人，如此高的读报率，实在令人咂舌。

　　倘若说，学习和观察是日本经济情报战中游走世界的“一线部队”，那么，研究和分析则是日本对情报深度加工，获取更重大情报的“二线部队”，早在20世纪60年代，日本的“有心人”便根据中国报纸上一张有关炼油厂反应塔的照片推算出大庆炼油厂的规模和能力，从而在炼油设备竞标中一举获胜。之后，安徽宣纸的造纸技艺被日本人巧妙地“偷走”，令炎黄子孙叹息不已。

　　近年来，日本人的“全民皆谍”甚至引发了FBI的恐慌。向企业主提供的不定期咨询的刊物《FBI的警告》上长期写有一个告示：“在与日本这类经济情报大国打交道时，必须将其首先视为有‘情报窥取意图’；在与其进行谈判时，也必须将所入住宾馆视为安装了窃听装置。”     （摘自《看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