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1979年的冬天，穿一身绿色邮递服的大伯到我家时太阳已经偏西了。他笑呵呵地告诉母亲“你儿子来信了”，然后跺着脚上的积雪说：“多少年了，你们这儿才来这一封信。”

　　母亲顾不得看信，急忙挽起袖子给大伯做饭。等到大伯端上热腾腾的面条，母亲这才拿起大伯放在火盆边的信端详起来。信是几个月前到城里上大学的二哥寄来的。母亲不识字，也不知道怎么拆信，只好拿着信封翻来覆去地看。

　　父亲回来时天已经黑了，母亲这才拿出珍藏的信给父亲。父亲把我们叫到一起，拆开信一字一句地念给我们。我们正听得起劲，母亲忽然嚷道：“他爹，这是啥？”只见母亲指着信封右上角的方形邮票问。除了我和两个没上学的弟弟，姐姐和父亲都笑起来。父亲说：“这是邮票，只有贴了邮票的信才能寄到地方。”

　　母亲仍不解，指着信封上面她认识的两个字说：“这不是二分钱吗？顶我卖一个鸡蛋呢。”父亲说：“娃的信从郑州发出来，先被运到洛阳，再运到县里，再到乡里，最后才到咱这山旮旯，还不值你那一个鸡蛋钱？”母亲不再说话，用粗糙的手来回抚摸着那枚印有北京天安门的邮票。

　　那封信及后来哥哥陆续寄来的信一直被母亲珍藏着，直到我也到外面上学时，母亲还拿出那些信来，指着信封右上角的邮票对我说：这些是邮票，信封上贴了邮票才能寄回来，你可一定要记住！        （飞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