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在洛阳管辖的九个县（市）区中，宜阳县的别称最多，除了现用名外，历史上还曾以甘棠、福昌、寿安、兴泰为县名——战国时称韩宜阳城，秦朝时称宜阳县，东魏时称甘棠县，隋朝时称寿安县，唐朝为福昌县、兴泰县，金代又复称宜阳……

　　频频改名，到底是什么缘故？　　

　　战国时代便有“韩宜阳城”，其中有韩国的声音，也有秦国的身影

　　地名探源，历为地域文化所重视。但长期以来，宜阳县的县名是因“宜水”而得，还是因“宜阳山”而得，史学界向有争论，甚至还有“宜阳县的治所在今洛宁县境内”的说法。

　　你该说，这不太可能吧？１９８５年出版的《洛阳地区概况》中记载：“宜阳古地（今洛宁县北部）在宜水（即大宋川）之阳而得名。”同年出版的《宜阳概况》中也有这样一句话：“最早的宜阳治所在今洛宁县北部的旧县村……大宋川即宜水，而宜阳故城恰在宜水之阳，故名宜阳。”

　　这是怎么回事？宜阳县的治所，怎么会跑到洛宁县的北部呢？

　　带着这个疑问，记者到宜阳采访时，专门请教了当地学者乔文博。乔先生说，早在战国时代，宜阳已经得名，韩国最早在这里设县，这是确定无疑的，“最早的宜阳治所在洛宁北部”，这种说法值得商榷。

　　他说，一些人之所以得出“最早的宜阳治所在今洛宁县北部”的结论，一是对相关资料中的“大宋川即宜水”这句话，进行了断章取义的理解，没有仔细研究这句话的前后文意；二是没有全程考察宜水河道的曲折变化。

　　乔先生在韩城东关居住了２０多年，对这一带的地形非常熟悉。他说，韩城东关的北边，就是战国时期的韩宜阳城原址，现在的韩城是在韩宜阳城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也就是说：古代的韩城即宜阳，宜阳即韩城——这样一来，只要韩城的南边有宜水流过，就可以确定宜阳是以水得名了。

　　那，现在就来看看宜水的流向。

　　站在韩城东关这个位置观察，宜水（又称“韩城河”）是从韩城东关的西边向南流。但跟着河道走，会发现宜水流过东关西城墙之后，又折向东方，呈东西流向，这段距离约三里——而就在这三里许的河道北侧，矗立着一座城镇，便是韩城。

　　到此终于明白：韩宜阳城（韩城）的位置正在宜水之北！宜阳因水得名，故名“宜阳”。一个县名的来历，竟来得如此曲折！相信现在许多宜阳人，并不知其中还有这么多的考证。乔先生说：韩国最早在这里设宜阳县，从此天下有了“宜阳”，作为宜阳人，应该感谢韩国。而到了公元前230年，秦派大将甘茂攻韩，“斩首六万，遂拔宜阳”，韩国丢掉这一西部重镇后一蹶不振，最终为秦国所灭。所以在宜阳县名的背后，既有韩国命名宜阳的隆重仪式，又有秦国攻破宜阳的战斗鼓声，强大的秦国军队，先是用长戈对准宜阳，然后占领，然后命名，仍设宜阳县，留下了强秦东来如虎的剽悍身影。

　　东魏天平年间始置甘棠县，宜阳多了一个曾用名

　　东魏立国，已经到了南北朝时期，这个短命的王朝，倒是很会利用历史，很会用典——因为这个“甘棠”，与西周时期的一个政治家有关。

　　这个政治家便是召(读shào)公，姓姬，名奭（shì)，他是周文王的第五个儿子，是周武王、周公的同父异母兄弟。他的封地在召（今陕西岐山县西南），故称召公。

　　召公（亦称召伯）是西周时与周公同等重要的开国人物，也是西周参政时间最长的一位杰出政治家、军事家和外交家。召公历经文王、武王、成王、康王四代，不仅策划参与了灭商战争，营造了洛邑，参与了征伐东夷的战斗，他还多次巡行南国，对偏远地区的民众实施教化，为开创和巩固周王朝800年基业，建立了卓越功勋。

　　那么，这个召公怎么与命名“甘棠县”的事情有关呢？

　　在如今宜阳县寻村镇，有一个甘棠村，自古到今都生长着茂密的棠梨树（即甘棠），当年的召公曾在甘棠树下听讼，留下了“召伯听政处”（如图）。

　　说起甘棠村，很好找。从洛阳出发，沿郑卢公路向西行车半小时，就到了。紧邻公路的甘棠村风光秀丽，气氛宁静，甘棠河从村中缓缓流过，两岸绿树成阴，三三两两的人家沿河而居，现有10个村民组，2300多人。甘棠村人最会侍弄甘棠树，还会种植番茄和青椒，这里是有名的番茄、辣椒种植基地。据乔文博先生讲：宜阳县的所有村名中，没有比甘棠村的命名更早的了。召公是3000年前的人，召公在此处甘棠树下听讼的事情，3000年前就发生了。

　　据《史记·燕召公世家》记载：召公帮助武王平定天下后，被封于燕地，但他并没有到封国去，而是让长子去就封，自己则留在周王室继续辅助国君。他的侄子周成王继位时年纪尚小，他担任太保，与周公分陕而治。

　　“陕”，并不是现在的陕西省，而是今天三门峡市的陕县。周公治理陕县以东的地方，召公治理陕县以西的地方——陕县离现在的宜阳很近，所以召公也常来这里视察和调研民情。

　　召公的工作作风很朴实，到乡下调研时，就在田间地头访问群众。一天，他巡行到现在的甘棠村，趁着一棵棠梨树的树阴现场办公，一边听农人讲稼穑之事，一边听地方官员诉水患之苦，神情专注，平易近人。官员和百姓看了，都非常敬佩。

　　但就在这时，从远处跑来一个年轻女子，慌里慌张，满头大汗。再往远处一看，几个男子拿着绳索棍棒，凶神恶煞般追来了。

　　那女子见了召公，便不再奔逃，要召公为她做主。

　　这女子是一个奴隶，富户要霸占她，就驱使恶奴抢亲。召伯听了事情原委后，捡起一根树枝，在树下画了一个大圈，把几个恶奴“囚”在里面，接着传唤那富家子弟来见，当场杖责了他，要他改邪归正。并交待当地官员，让那女子在当地入户，进行必要的保护。人们感念召公英明，就把甘棠树旁的村叫做甘棠村。

　　此事了断后，召公当场定下几个条规：今后民间婚嫁，须有一定程序，要具备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迎亲“六礼”，文明礼貌，形成制度。此后洛阳一带民间通婚皆按此俗，并普及到全国。

　　但史书上说民间通婚礼仪是周公制定的，是周公制礼作乐的一部分——宜阳县既有“召公定婚俗”传说，倒是给了我们一点启示：周礼中的通婚礼仪，很可能是“集体创作”，并非周公一人所为，这也是有可能的。

　　还有一个传说，说是召公路过这里，在甘棠树下歇脚，看到一个奴隶主正在惩罚奴隶，罚他们在烈日下曝晒。召公问奴隶主：“你为啥打他们？”回答：“他们弄坏了工具！”召伯说：“你却弄坏了掌握工具的工具。”奴隶主听了，敬畏召公，不再惩罚这些奴隶。

　　其实这种传说，看似褒扬召公，实则揭露召公。你想啊：如果召公说了这种话，就说明他比奴隶主更懂得剥削——他把奴隶看成工具，看成会劳动的工具，提醒奴隶主不要“弄坏”了他们，不过是为了让奴隶多干活罢了。

　　从上面的传说中，我们看到了两个“元素”：一个是召公，一个是甘棠。这说明甘棠村的由来与召公有关系，与周朝建立后巩固东都洛邑有关系，也说明这个村在先秦便有了，后朝拿这两个字作县名是有道理的——甘棠村因地处交通要道，历为兵家必争之地，东魏、西魏时甘棠属于东魏，公元538年西魏攻占甘棠，为永久占据这一战略要地，历时10年扩建了甘棠城，没想到城池刚刚修好，就被东魏占了去，东魏干脆设置了甘棠县。

　　所以，在甘棠县这个县名中，有东魏、西魏的刀光剑影。

　　到了隋代，宜阳又多了一个曾用名，这就是寿安县

　　隋朝为什么启用寿安县这个名称，《洛阳大典》一书中郑贞富曾有考证：“《国语》称‘黄帝生于寿丘’，寿丘在何处？宜阳有寿安山，即万安山、锦屏山，隋朝因甘棠县在此山之侧，改名寿安县，后入宜阳县。”

　　这段话基本说明了宜阳为啥改名寿安的原因。

　　而对于洛阳人来说，尤其是对于喜欢牡丹的洛阳人来说，“寿安”二字并不陌生。在繁多的牡丹品种中，有一个品种叫做“寿安红”，这种牡丹还有一个名称叫“百花妒”。据说有一个宜阳人，由于知道“寿安红”出自宜阳，每年牡丹花会都来洛阳寻花，但转遍了各大公园，还是没有发现“寿安红”。他很郁闷，就收集牡丹图册，结果发现1993年出版的一本《洛阳牡丹甲天下》摄影图册中，有这种品种的照片和说明，下面还有文字注释：“百花妒，桃红色，花心有细碎瓣……‘百花妒’原名‘寿安红’。”

　　他很纳闷：好端端的“寿安红”，为啥要改称 “百花妒”呢？于是到民间采风，收集到一个故事：说是某年谷雨时节，牡丹仙子要在邙山举行为期7天的赛花会，此令一出，天下牡丹云集洛阳，玉皇大帝的女儿百花公主也前来监赛，当了评委。参评活动进行到第6天，进入决赛，入围者有花王“姚黄”、花后“魏紫”，还有“洛阳红”、“寿安红”。最后大赛组委会认为：在参赛的近百个牡丹品种中，来自寿安山的“寿安红”花色艳、姿态美、花期长，几项指标均超出其他品种，所以夺冠，得了花魁。

　　众牡丹有些不服气，认为“寿安红”来自宜阳大山中，平时名不见经传，今日竟然夺魁，都十分嫉妒，于是把“寿安红”改名为“百花妒”。如今，洛阳众多公园一般不介绍“寿安红”，只说是“百花妒”，等于淹没了一段公案，这很可惜。若今后看到此花，便知她的原名是“寿安红”，来自宜阳寿安山，早在隋朝，洛阳附近就有个寿安县了。

　　唐代武德初年，宜阳开始启用福昌县称谓，这是因为隋代时这里有个福昌宫，具体地点在如今的三乡乡南寨村，唐朝觉得“福昌”二字吉祥，遂借来使用。

　　至于兴泰县名的来历，也由唐朝设置，县城具体地点在赵保乡，位于宜阳县城西南15公里处的浅山丘陵区，《唐会要》上说：“兴泰县，长安四年五月二十九日置，以兴泰宫城置为兴泰县。神龙元年二月四日废。”这已经说明问题了。

　　总之，宜阳县名，频频改动，说明了历朝都重视这个县，都争夺这个战略要地，而从福昌、寿安、兴泰这些名称中，可看出各朝对该县的美好期望，希望她幸福昌盛、寿长安康、泰然兴旺，但这也恰恰从反面印证：古代的宜阳饱受战乱之苦，缺少“福昌” 、“寿安” 、“兴泰”，所以才用这些美好的字眼来命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