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岁，张耒由家乡来到陈州，在苏辙门下求学。

　　说来也遗憾，在宜阳的几位古代大文人都不得志：元好问来此避难，李贺早夭于乡里，苏轼来宜阳县任主簿，官职很小，更不幸的是“苏门学士”张耒，在宜阳呆得时间很长，却怀才不遇，只能在此抒写苦闷……

　　那日站在在福昌阁的台阶下，宜阳人领我辨认一方碑文，看着看着，便看到了苏轼和张耒（lěi）的名字。

　　这使我感到惊讶。此前查过不少资料，没见过苏轼在洛阳任职的经历，只知他的弟弟苏辙在洛阳周边的几个县做过官。

　　这方小小的青石碑，明确记载苏轼曾任福昌主簿，张耒曾任寿安县尉，师徒二人都在宜阳县做过官，真是令人又惊又喜。只是越往深处研究，越发现我们尊敬的这两位北宋文人，在宜阳的处境很不好——他们完全被闲置了。

　　张耒很腼腆地拜见苏轼，苏轼发现他诗文功底很深，对医学也有研究，于是颇为欣赏，纳为门下弟子

　　宜阳人很用心，把在宜阳做官的古代名人排了个队，从战国时期一直排到明清时期，抛开韩武子、石敬塘、史思明几个“国家元首”不说，李贺、苏轼、张耒是最值得研究了。

　　李贺就不用说了，生在宜阳，早夭乡里，不到30岁便死了，每每提起来都让人感到遗憾。而苏轼、张耒两人，是北宋两大名人，尽管在宜阳的官儿不大，但在宜阳历代职官序列中，却是两颗引人注目的明星。

　　单说这个张耒，一般读者不是太了解他，但凡读过高中的人，都知他是赫赫有名的“苏门四学士”之一。“苏”是苏东坡，“四学士”指黄庭坚、秦观、晁补之、张耒，他们共同拜学于苏轼门下，乃北宋文坛四颗耀眼明星。

　　张耒祖籍亳（bó）州谯县(今安徽亳州市)，后迁居淮阴（今属江苏），他的祖父在福建做官，是个有学问的人；他的父亲考中进士后，游宦四方，颇有阅历；他的外祖父最早担任过谯县知县，后仕至太常少卿，是饱学之士，很会写诗，所以张耒从小就受到了良好的诗礼熏陶。

　　按照大诗人陆游的说法，张耒生来颇有神秘之处：“张文潜生而有文在其手，曰‘耒’，故以为名，而字文潜。”（《老学庵笔记》）意思是说张耒字文潜，生来就拿着写文章的工具呢，所以名“耒”——“耒”，本是先秦木制的掘土工具，耒耜（sì）为农具之总称。

　　张耒从小就很聪明，文辞超过同龄学子，老师每每向他提问，他总能迅速回答，口齿伶俐，且能举一反三，触类旁通。史料载他“十有三岁而好为文”，17岁便写出《函关赋》，一时为人传诵。

　　18岁，张耒由家乡来到陈州，在苏辙门下求学。苏辙见他思维活跃，为人低调，从不张扬，是可造之材，便打算介绍给哥哥苏轼。这对于张耒来说，是个绝好的机遇。

　　熙宁四年(公元1071年)，苏轼出任杭州通判。赴任前，他来到陈州（河南省淮阳县）与其弟苏辙话别，张耒很腼腆地拜见了苏轼，苏轼发现年轻人诗文功底很深，对医学也有研究，于是颇为欣赏，当下便纳为门下弟子。随后科考，张耒应举，在熙宁六年(公元1073年)考中了进士。

　　所以在“苏门四学士” 中，张耒显得较为特殊，他“先为少公之客，再为长公之徒”，苏辙之所以要把张耒介绍给苏轼，是发现张耒与苏轼脾性上有些相似。

　　轮到张耒来宜阳，境况还不如苏轼，他没有老师的名气大，又不善于交际，孤独苦闷，门庭冷落

　　考中进士时，张耒刚20岁，是由宋神宗钦点的，接着由王安石举荐，授临淮(今安徽泗县)主簿，步入仕途。其间学业上的进步，多是由苏轼点拨的。熙宁八年(公元1075年)，苏轼在密州（今山东诸城）修“超然台”，竣工之时，文人学士纷纷赋诗祝贺，苏轼点名要张耒写篇文章作为纪念，张耒就写了《超然台赋》，苏轼看过全文，称“超逸绝尘”，有“ 秀杰之气” 。

　　张耒为人内敛，虽自知文章不俗，却未敢与老师诗文唱和。但从此之后，苏轼与他诗文互答，甚是愉悦。与此同时，张耒开始与秦观、晁补之展开文学上的讨论，渐渐结为知交，苏门学士声名鹊起。

　　但朝廷对于这个年轻人似乎不怎么重视。从熙宁六年至元丰八年(公元1073年——公元1085年)，张耒官职没有大的升迁，只在安徽、河南等地做了十多年的县尉、县丞，不断被调动，往来京洛间，辛劳而无功。

　　而他的老师苏轼，自从调任福昌主簿后，也就是每天“典领文书”，做些文字工作，应付一下机关琐事，干了一年就调走了。轮到张耒来宜阳，境况还不如苏轼，他没老师的名气大，又不善于交际，本想靠微薄俸禄养家糊口，但厄运频至，父母、妻子相继谢世，家境每况愈下，经济陷入拮据，生活很是困窘。

　　生活的艰难倒是次要的，主要的是精神上的空虚。县尉的主要职责，是维护社会治安，缉捕盗贼，其实没有多少差事可做，但却要随时应差，每日在那里干耗着。现在想想，宋代让新进士来当“新警察”，可真是浪费人才，尤其对于张耒来说，所学非所用，真的很委屈。

　　好在宜阳有好山水，张耒正好借机流连于山水之间，写诗作画。他在《水轩书事招寿安僚友》一诗中写到：

　　官闲不觉簿书劳，

　　一簟（diàn）清风午枕高。

　　静拂小屏图女几，

　　就书新竹记离骚。

　　这是说他是个闲官，没有案牍劳顿，有大量时间，睡足了午觉，或面对女几山拂屏作画，或移案竹阴下挥笔写诗，生活似乎很惬意，却也非常痛苦无聊，他追求的不是这种生活，所以他在宜阳写的诗，常有不满和牢骚：

　　经年门巷无车马，

　　只有清风伴此君。

　　麋鹿并游谐野性，

　　诗书相对是生涯。

　　冷宫自有贫中乐，

　　敢向朱门肉食夸。

　　这是一首长诗，这里只做摘录。从诗中看，张耒在宜阳官闲职轻，门庭冷落，只能与麋鹿、诗书为伴，有着诸多无奈。其中的“冷宫自有贫中乐，敢向朱门肉食夸”，不过是自嘲之语，并非真的天天有肉吃。

　　不过，据史料记载，张耒吃得很胖，是个超级肥胖者，被称为“肥仙”，史书说他“仪观甚伟，魁梧逾常”，高大又富态。有人评价“苏门四学士”时就说，黄庭坚是最内敛的才子，秦观是最风流的才子，晁补之是最儒雅的才子，张耒是最憨直的才子。

　　他在宜阳写有《福昌秋日效张文昌二首》，其中第一首云：

　　秋野无人秋自白，

　　禾黍登场秋萦萦。

　　豆田黄时霜已多，

　　桑虫食叶留空柯。

　　小蝶翩翩晚花紫，

　　野鹑啄粟惊人起。

　　洛阳西原君莫行，

　　秋光处处伤人情。

　　从诗中可以看出，张耒比较关心民生疾苦，并非每天闲逛，啥事都不干。他的第二首诗，也反映了当时洛阳一带的现实，这里只摘前四句：

　　枣篱虫鸣村路曲，

　　道边古坟生野菊。

　　人稀田阔草茫茫，

　　洛阳秋深能断肠。

　　秋天，本是收获的季节，但当时洛阳一带，却是萧杀破败，农业萧条，乡村冷寂，“洛阳秋深能断肠”，说明人民生活非常困苦。

　　张耒在平淡中度过一生，所幸的是宜阳县，竟还接纳过这样一位苏门学士，这该是地域文化的幸事

　　苏轼在宜阳任职的时间较短，而张耒在宜阳任职时间较长，他是真心来做官的，但做的是闲官，英雄无用武之地，他时常想念老师，但苏轼老是被贬官，甚至下狱。这样一来，作为苏轼的学生，张耒也受到牵连，总是不被重用。

　　公元1101年，张耒在颍州(今安徽阜阳市)知府任上，突然就听说苏轼病逝常州了，他执意设灵堂为老师服丧，遭到言官弹劾，一再被贬。到了后来，他彻底厌倦官场，索性连闲官也不做了，于公元1106年移居淮阳讲学，在清贫中度过余生。

　　张耒活到61岁，是“苏门四学士” 中辞世最晚的人，历经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徽宗五帝。尽管一生都受到老师的牵连，但他始终以苏门弟子为傲。他留下的乐府诗、古律诗30余卷近1700首，诗学白居易，平易舒坦，不尚雕琢，但常失之粗疏。其词流传甚少，语言香浓婉约，风格与柳永、秦观相近。

　　张耒有三个儿子，个个出类拔萃，都考中了进士。不幸的是老大、老二同时死于兵乱，老三赶回来为二兄安葬，不想在路上遇到了强盗，也被杀死，所以陆游在《老学庵笔记》中说“文潜遂无后，可哀也”，真是令人扼腕。

　　日常生活上，张耒没留下多少趣事，只是他很胖，诗友爱跟他开玩笑。有人形容他“张侯便然腹如鼓，雷为饥声汗如雨”，有人说他“六月火云蒸肉山”，可见张耒胖得要命，吃得多，容易饿，还爱出汗，最怕过炎热的夏天。

　　他任职许州(许昌)时，喜欢上一个官妓，名叫刘淑奴。宋代的官妓只陪宴，不陪睡，民妓才搞“三陪”，所以张耒喜欢官妓不属于腐败。当时他刚到许州任所，与淑奴不期而遇，为她的歌声姿容所倾倒，而淑奴也仰慕他的才情，在酒席间拼命地喝酒，把自己灌得一塌糊涂，后来醉得厉害了，歌也唱不下去了，连红白颜色都分不清了，可她还记得张公子，要唱歌给张耒听。

　　后来淑奴再见张耒，便将他请入闺房，放下帘幕，端出香炉，让香闺充满暧昧的气氛。这是明显的暗示，但张耒不似秦观风流，坐在那里不吭声。淑奴问他：“您能帮我脱离乐籍从良吗？”意思是想嫁给他，但他没有这个胆量，便没有回答。淑奴见此，又说：“您的老师苏大人不是曾用一首诗帮两个歌姬脱籍从良了吗？”说完双眼迷离，脉脉含情地看着他。

　　可惜张耒不是苏轼，哪有抛弃官职、携妓隐居的勇气，他觉得继续这样呆在许州是危险的，于是就离开了，害得那女子满腔爱意付之东流。张耒去职后，却念念不忘这段情缘，写了一首《秋蕊香》，用来纪念刘淑奴。

　　张耒就是这样，憨直低调，从不张扬，在平淡中度过了一生，所幸的是宜阳县，竟还接纳过这样一位苏门学士，这该是地域文化的光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