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岁，张耒由家乡来到陈州，在苏辙门下求学。

　　司马光晚年之笔 ，似乎专门用来写洛阳，他不但在洛阳完成了《资治通鉴》，还把笔触伸向当时的寿安县（今宜阳县）。他自嘲“宜阳城下作游人，都为衣冠不系身”，写出了无官一身轻的闲暇与自信。

　　在宜阳县采访，发现该县重视古代名人的程度比重视古代遗址的程度高，查阅宜阳文人写的学术论文，考证遗址的较少，论述李贺以及其他历史人物的较多。

　　北宋著名政治家、史学家司马光在宜阳的游历故事，尤为该县所重视，这是因为司马光晚年大部分时间都在此地游历……

　　司马光一来洛阳，便劝说宜阳（寿安）县尉张耒不要气馁，积极上进

　　北宋时，开封是东京，洛阳是西京，洛阳是开封的政治后花园，皇帝不太喜欢的朝官，年纪又大了，就把他贬到洛阳，给一点安家费，配一两个生活秘书。洛阳形胜地，致仕可安家，皇帝说声去吧，你就在洛阳隐居吧，有兴趣你写点东西，出几本书；没兴趣你就多活几年，死了也好上邙山。

　　司马光、文彦博等几位宰相，都是这样来洛阳的，靠边站，靠在了洛阳这棵大树下，真不知是幸事还是坏事，反正当年的司马光，因为开罪了王安石，因为固执地反对新法和改革，就这样怀着复杂的心情来洛阳了。

　　那是宋神宗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朝廷起用王安石为相，推行新法，进行改革。尽管历史证明这次改革失败了，但在当时，王安石代表一种新气象，他推行改革的出发点，毕竟是为大宋图强，所以皇帝是支持的。

　　但司马光是谁呀，他绝顶聪明，天才一个，当年小小年纪，都知道砸水缸救人，如今，年纪一大把了，能不知道宋朝的水深水浅？他老早就发现新法不合国情，所以带头反对。

　　当时，苏东坡和司马光的看法相同，也上疏反对新法，因此他俩双双被贬，不过苏东坡比司马光年轻，不能让他来洛阳享清福，于是贬到别处去了；司马光年迈了，若贬的地方太偏僻，就显得有点儿不近人情，于是给他个“西京御史台” 的虚名，让他闲居洛阳得了！

　　司马光这一来便呆了15年。洛阳的山山水水，承担起抚慰老臣受伤心灵的使命，好歹西京当时有许多文人，文彦博也在这里，邵雍随后也来了，还有那个倒霉的正在宜阳做县尉的张耒，这些人都来看望司马光，彼此发发牢骚，喝点酒，写点诗，日子倒还过得去。

　　张耒在宜阳坐冷板凳，总认为自己受到了排挤，现在一看司马光也被排挤出政治中心了，就对自己老师苏轼的这位政治盟友很同情，加上过去他就很仰慕司马光，就从宜阳跑到洛阳，拜访这位老前辈。

　　张耒带来的礼物，是《怀知赋》和《遣忧赋》等7篇赋文，当下呈给司马光看。司马光一看，这么多呀，就说，你先回去上班吧，我看了之后再和你讨论。张耒走后，司马光一看便看出问题来了，他认为年轻人不应该如此消沉，就复信给张耒说：“足下齿发方壮，才气茂美，官虽未达，高远有渐，异日方将冠进……如斯文者，以光愚陋，窃谓不可遽（jù）为也。”

　　司马光的意思是说，你现在还很年轻，又有才华，虽官路不畅达，但慢慢会有远大前程的，来日还可以进步……你文中对前途的看法如此悲观，依我看，不能这样匆忙轻率地下结论。

　　这封信是给张耒看的，其实也是给我们看的，我们看到，司马光虽被边缘化了，但他不颓废，不气馁，他以自己丰富的阅历，预见到朝廷政治可能发生变化，所以劝张耒积极奋进，切勿消沉，光明在前面呢！

　　不一样就是不一样！同样是文人，同样是官员，境界就是不一样！

　　司马光身在洛阳，心系朝政，密切注视着政治形势的变化

　　可张耒的情绪很低，在宜阳终日苦闷，就写了一首长诗《福昌书事言怀一百韵》，笔触所及，景象冷寂：“最苦冲风隧，奔如万战輣（péng）。木号惊浪涌，谷震疾雷轰。”又说：“河洛多风，福昌尤甚。”他向亲友们诉苦，这地方是个冲风洞，大风刮起之时，就如上万辆战车在奔跑，树梢舞动如涌浪，山谷风吼似响雷。好家伙！宜阳的环境有这么险恶吗？看来张耒已经很脆弱了。

　　同样是写宜阳，同样是写风，你看人家司马光咋写——

　　惊风动地起，游客望山行。

　　若待佳辰去，应无好事名。

　　万木吼穷谷，驽骀屹不前。

　　犹胜望尘客，伫立九衢边。

　　司马光对这种“ 惊风动地起” 、“万木吼穷谷”的景象，不以为然，处变不惊。大风惊天动地，我自望山而行，甚至还很欢迎这样的豪风呢！所以就“伫立九衢边”，“犹胜望尘客”了 。

　　老先生颇有豪情，站在宜阳一处山顶上，面对喷玉泉，又做了一首诗——

　　千尺崖头一派清，

　　古今不绝坠峥嵘。

　　长风卷起散岩壑，

　　此日方知喷玉名。

　　喷玉泉很奇妙，由瀑布和深潭组成，大风来时，水花激溅，水雾弥漫，散在岩壑之上，飞珠溅玉，蔚为大观，司马光认为好风光都在险要处，没有千尺崖头，哪来飞瀑峥嵘？长风卷水雾，方有喷玉声！现在，我们虽不在庙堂上，而在险境中，但正可放眼去看，无官一身轻，可以饱览山水了——

　　宜阳城下作游人，

　　都为衣冠不系身。

　　众窍怒号成地籁，

　　也胜终日在红尘。

　　这首诗写得很辩证。自己之所以能成为宜阳城下的游人，是因为无官一身轻——“衣冠不系身”的缘故，尽管此地大风呼号，但要比在名利场中奔波好得多。

　　在洛阳生活15年，司马光以惊人的心力，完成了历史巨著《资治通鉴》，这个人不是书呆子，不是光知道埋头书案，皓首穷经，他身在洛阳，心系朝政，密切注视着政治形势的变化。老头子很会安排生活，虽被贬官，却乐意保留“西京御史台”的头衔，不像有的文人，一遇到挫折，就赌气扔掉所有官职。

　　他尽管无权，但待遇不菲，朝廷给的工资，使他有足够的财力交结文友，游山玩水，饮酒赋诗。他甚至效法白居易，组织了一个文学协会——“耆英会” ，定期和文彦博、邵雍、吕公著等士大夫会晤赋诗，近在咫尺的宜阳，更是他们经常光顾的地方。

　　这样一来，他们就留下了许多“宜阳游历诗”。这些诗都是写地方风物的，一般书籍常常弃而不纳，须靠研究地域文化的人，提着竹篮收购，一并呈给读者。

　　首先是司马光的《游神林谷寄邵尧夫》。古时的神林谷今天叫神林峪，有山有水，林木葱郁，所以“神林朝旭”就成为宜阳古八景之首。这样好的去处，司马光当然不肯放过，这一次他游兴很高，诗兴很好，回来就写了一首诗寄给邵雍——

　　山人有山未尝游，俗客远来仍久留。

　　白云满眼望不见，可惜宜阳一片秋。

　　邵雍看了后，应答司马光，也写了一首——

　　占得幽栖一片山，都离尘土利名间。

　　四时分定所游处，不为移文便往还。

　　这两首诗都不是一般的写景诗，大意是说许多人不懂宜阳的好山水，而我等抛弃俗务来此游玩，才发现这里是摆脱尘世名利的好地方，再也不必为公文来往而奔波了。

　　其实，司马光哪里会真的忘记政治？下马的时候想着上马，游山的时候想着出山，这才是政治家的特点。果然，到了元祐元年（公元1086年），已经67岁的司马光，被上台执政的宋哲宗起用，回到东京做了宰相，立即大刀阔斧， 把王安石的新法全部废掉，重新起用一大批反对新法的旧官员，那个爱发牢骚的张耒，也当即奉调回京，做了秘书省正字。苏轼也很快复出了，升为中书舍人、翰林学士。

　　由此看，张耒当初给司马光送来的7篇牢骚诗赋，是一个伏笔，毕竟最后起了作用，老先生当权后，还记得这个年轻人——所以有人说， 必要的牢骚还是要发的。

　　一心要出山的司马光，出了山就被滚滚红尘淹没了

　　但好景不长，司马光回京后，只做了八个月的宰相，就死了。他太累了，拨乱反正来得猛，工作起来不要命，加上朝廷内还有不少王安石的新党，也就免不了明争暗斗，将近70岁的司马光哪里经得起折腾，难怪要心力不支撒手西去了。

　　现在想想，如果司马光真能在宜阳山水中隐居，享受那种“道傍行彩药，石底卧题名”的野老生活，可能不会这样快死去。一心要出山的老先生，出了山就被滚滚红尘淹没了。

　　后来，邵雍之子邵伯温写文章，说司马光在洛阳时“多游寿安山，买屋瓷窑畔，为休息之地。”从这一点看，司马光竟然在此买了房，似乎有长期居住在此的愿望。有关资料表明，司马光曾在叠石溪畔构建别墅，称叠石山庄。司马光有两首小诗，就是写他在叠石山庄的日常生活的，而且老先生只要一写宜阳，就是连篇累牍。他的《游寿安诗十首》就是明证，足见他对这里山水的热爱。

　　先生爱宜阳，最爱灵山寺（如图）。他多次造访灵山寺，歌之咏之，多有赞叹，他有一首长诗，标题就叫《灵山寺》：

　　神林兴尽谋早归，草间露衰行径微。

　　忽思灵山去不远，马首欲东还向西。

　　垂鞭纵辔寻山足，洛水逶迤过数曲。

　　渐闻林下飞泉鸣，未到已觉神骨清。

　　入门拂去衣上土，先爱娑罗阴满庭。

　　庭下双渠走清澈，罗縠成纹日光徹。

　　寒声淅沥入肝髓，乱影飘萧动毛发。

　　寺僧引我观泉源，堂东周回百步宽。

　　碧玻璃色湛无底，想象必有虬龙蟠。

　　泉南高山名凤翅，宛转抱泉张远势。

　　岸旁修竹逾万竿，飒飒长含风雨气。

　　寺门下望情豁然，桑柘纷披满一川。

　　嵩高女几列左右，王屋太行来掌前。

　　昔为孔氏悬泉庄，岩洞犹存荆棘荒。

　　到今其下多怪石，熊蹲豹攫争轩昂。

　　嗟予归来苦不早，汩没朝市行欲老。

　　扪萝蹑履须数游，筋力支离难自保。

　　这是名人吟咏灵山诗中最长的一首，为了便于后来者研究司马光，这里全部整理出来，此诗相沿转抄，版本不同，字眼上可能有点出入。从整首诗来看，灵山寺景区在北宋时期已是旅游胜地，寺院规模大致和现在相同，但生态状况要比现在好得多。那时的凤凰泉水清澈旺盛，从寺前悬崖上飞奔而下，构成飞瀑流泉景观。当时洛阳周边的寺院很多，不曾见司马光有多少诗篇来赞，而一个灵山寺，一个宜阳县，竟让他如此眷恋，这该是宜阳人夸口的谈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