庞同义为我们讲述当年的经历。 庞同义（左）在“大本营”里和同事一起工作。（陈占举翻拍）

　　60年，共和国沧桑巨变，大事迭现。如果您是1960年大庆油田开始全面开发、1968年南京长江大桥建成通车、1969年中苏边境珍宝岛冲突、1970年中国成功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1974年西沙海战等重大历史事件的亲历者或见证者，并愿意接受我们的采访，请拨打电话66778866或联系记者程奇（13837962022）、 陈占举（13937967110）。

　　

　　骄傲：登顶珠峰壮举，俺全程参与

　　“中国人首次登顶珠峰，我就是登山队成员之一！这一重大事件，从头到尾我都参与了，当时我在‘大本营’工作，负责给登山队发电、供电。”9日，市公路局退休干部庞同义激动地向记者讲述了1960年登顶珠峰这一盛事。

　　庞同义老人今年73岁，老家在瀍河北窑。1956年，他光荣入伍，1957年到了拉萨，在西藏军区某通讯教导团成为一名电工。

　　1958年10月，刚从西藏皮康剿匪回来，庞同义就接到部队首长的命令：到拉萨宾馆参加中国登山勘察队，为攀登珠峰提供发电、供电服务。

　　“攀登珠峰需要一个过程，并不是一次就能完成的。”庞同义说，1958年，中苏登山队队员来到珠穆朗玛峰脚下，勘察登山路线，是确保登顶成功的基础。

　　据庞同义回忆，原定的登顶时间是1959年，可以“为国庆十周年献礼”。上级对登山勘察非常重视，中央气象局派来气象专家，西藏工作委员会派来译电员，西藏军区提供后勤支持，北京还派来两名高级厨师，共有40多人。原西藏地方政府也给登山队提供“巴适”（藏语，即“介绍信”）。

　　勘察：拨开鸟群开路，班禅派警卫保护

　　庞同义说，登山勘察队内有3名前苏联人，分别是别列茨基、菲利蒙诺夫和科维尔科夫。这3人都是前苏联的“功勋登山队员”，身体很棒。在雪山上，我们穿皮大衣都冻得直哆嗦，他仨居然脱了上衣，躺在鸭绒被上进行“日光浴”。

　　登山勘察队从拉萨出发，先坐汽车到日喀则，班禅从自己的警卫营抽调了20人为登山队服务。登山队在这里雇了牦牛运送行李，庞同义和其他队员一样，骑着马去勘察地形。藏传佛教禁止捕鱼、捉鸟，所以当地的鸟都不怕人。途经拉孜的时候，大群的灰鸦、仙鹤将道路堵住，登山队员不得不下马，用手一点点拨开鸟群，艰难地开辟道路，继续前进。

　　翻越一座海拔6000米的大山时，稀薄的空气和寒冷的天气给登山队带来很大困难。上坡路陡，庞同义和队员们只能拉着马尾巴上。在山顶，很多队员想坐下来歇歇，曾经在这里剿匪的一位连长提醒大家，可不敢在山顶停下，更不能坐，一旦坐下，你恐怕永远都站不起来了。

　　途经协格尔时，当地的藏军正在阴谋叛乱，他们公开宣称：“用3年时间，将汉人赶出西藏。”登山队希望雇牦牛、买牛粪（燃料）时，藏军不但不配合，还多次制造摩擦，准备杀死登山队员和苏联队员。当地解放军专门派出一个连的兵力保护登山队，队内每个人都发了枪，夜里大家不敢睡觉，准备应对意外情况。好在有惊无险，登山队第二天顺利离开了协格尔。

　　在喜马拉雅山勘察线路时，时间已是初冬，天气寒冷，环境恶劣，勘察工作一直持续到1958年12月。在珠峰下的隆布冰川前，登山队建立“大本营”，中苏登山队员分成两个小组，分别穿越隆布主冰川和东隆布冰川，一直攀登到冰川上部，海拔约7000米，才确定了登顶路线。

　　勘察活动结束后，除了“大本营”留一部分人外，登山队暂时解散，庞同义回到部队。由于1959年发生震惊中外的“西藏叛乱”，当年未能按计划登顶。

　　坚持：“大本营”有足球场，不少人冻坏手指、鼻尖

　　1960年2月，局势初步稳定，登顶珠峰再次提上日程。由于当时中苏关系破裂，中国人独立组成登山队，由214人组成，在拉萨军区第一招待所集中。上级领导在动员大会上说：“前人没走过的路，我们要走；没爬过的山，我们要爬。咱们要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克服困难，为国争光。”

　　庞同义回忆，当年4月初，位于珠峰北麓的“大本营”位于山坡下一块稍微平坦的山地中，海拔约6000米。“大本营”三面是队员们居住、工作的帐篷，中间是个临时足球场，队员们工作之余，还能踢踢球。

　　在“大本营”的棉帐篷内，庞同义洗脸盆内10厘米深的水，一夜之间被冻得结结实实；脚上穿的大头靴，早上冻得硬邦邦的，火上烤半天才能穿上。最让登山队员悲伤的是，兰州一位参加登山队的大学助教突发心脏病，由于条件限制无法及时下山接受救治而身亡。

　　攀登珠峰过程很长。登山队派出队员、医生和后勤人员，每攀登几百米，就建立一个营地，让队员适应当地的气候。庞同义本人也多次攀登到营地，为营地提供发电支持。

　　队员们攀登到8600米的海拔高度后，很多队员的鼻尖、手指都被冻坏了。这个时候，大部分队员的体力已经到了极限，攀登难度越来越大。

　　冲刺：“登顶成功是英雄，登顶失败是肉酱”

　　登顶面临巨大困难，怎么办？此时，体育部部长贺龙元帅发来电报，坚定地说：“要不惜一切代价重新组织攀登，哪怕只剩下最后一个人，也要登上去。”

　　1960年5月17日，许竞、王富洲、屈银华、贡布、刘连满等骨干队员组成“顶峰突击队”，进行最后的登顶冲刺。

　　“登顶成功是英雄，登顶失败是肉酱。”这是登山队的口头禅。在陡峭的雪山上，队员一旦失足掉下，会被摔成肉酱，几无生还希望。为了避免悲剧发生，“顶峰突击队”每3人组成“登山组”，3个人的生命系在同一根绳索上，一旦有人失足掉下，其他两人可以起到“保护伞”的作用。

　　连续几天，“大本营”的人们，都眼巴巴地等着山顶传来消息。然而，不断有队员因手指被冻掉或其他身体不适，被迫放弃登顶。大伙的心都绷得紧紧的，唯恐不能完成这一神圣使命。

　　1960年5月25日凌晨，只有王富洲、屈银华、贡布、刘连满4个人还在坚持，非常接近珠峰最高处。此时，刘连满的身体突然出现严重不适，错失登顶。让人敬佩的是，下去前，刘连满把自己的氧气送给了其他3人，自己却冒着很大的生命危险。   

　　25日凌晨4时20分，电台传来喜讯：王富洲、屈银华、贡布登顶成功，3人亲手将一面五星红旗，插在珠峰最高处！

　　此时此刻，“大本营”所有人像孩子般抱在一起，又蹦又跳，高呼：“毛主席万岁！”

　　登顶：每人奖励一套《毛泽东选集》

　　王富洲等3人安全返回“大本营”时，登山队所有成员都出来迎接，庞同义和很多人晃动手中彩旗，汉族队员吹着口琴，藏族队员敲起鼓，列队迎接队友凯旋。

　　对王富洲等3人，庞同义并不陌生。1958年，他们就曾一起勘察攀登路线，1960年又长期共事，闲着没事，大家就会在一起聊天。庞同义说，王富洲是河南西华人，1957年，王富洲在北京时，曾经通过电视听毛主席讲话。这是庞同义第一次听说电视机，王富洲当年描述的时候，他眼都直了，觉得“像听天书”。

　　登顶成功后，王富洲等一线登山队员，立即下山，返回北京。手指、鼻尖被冻坏的队员，被紧急送往上海接受救治。庞同义作为后勤人员，最后一批撤离。回到拉萨后，一部分登山队员成立“西藏登山队”，庞同义一度是成员之一。

　　庞同义说，作为中国登山队成员，他得到的“报酬”是一枚登顶珠峰的纪念章和一套《毛泽东选集》。他说，这套《毛泽东选集》共有三卷，繁体字，当时刚刚出版，在当时可是“宝贝疙瘩”。

　　（记者采写本文时，得到西藏军区老兵叶玉锁、王同良的大力协助，在此致以衷心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