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学忠在讲述当年的经历。 郭运怀在讲述当年的经历。

    “珍宝岛事件”发生前，中苏边防部队很友好

　　“珍宝岛自卫反击战已经过去40年了，《洛阳晚报》还能记得我们这些老兵，让我非常感动！”7日，中钢集团洛阳耐火材料有限公司退休干部、71岁的杨学忠来到本报编辑部，十分激动地说。

　　1956年，杨学忠光荣入伍，在朝鲜“三八线”执行守备任务，1958年回到沈阳军区，在边防军某部“红一连”服役。熟悉“珍宝岛事件”的朋友，大多都知道“红一连”，该连是珍宝岛中方主要参战部队，荣立“集体一等功”。1969年，杨学忠是“红一连”指导员，“珍宝岛事件”前后，由于连长外出“支左”，杨学忠负责“红一连”的作战指挥。

　　杨学忠说，1964年以前，新中国军队在中苏边界线根本不设防。用战士们的话说，与“老大哥”（指苏联）接壤最美了，“背靠沙发”，既舒服又安逸，根本不用担心。

　　后来，中苏在意识形态方面产生分歧，矛盾日益升级。1964年，中苏两国相继在边境地区设立哨卡，边防军开始巡逻，双方不断出现摩擦。1968年3月，“红一连”进驻乌苏里江南岸的饶河边防站，珍宝岛就在该连防区。

　　杨学忠说，1968年，两国巡逻兵虽有摩擦，但仍保持友谊，见面偶尔互赠礼品。“红一连”向苏军赠送毛主席像章、香烟和香肠，苏军向我战士赠送列宁像章、画报和黑面包。

　　根据国际惯例，中苏边界以乌苏里江主航道为界，珍宝岛、七里沁岛均在主航道以南，当然属我国领土。苏军却频频侵入两岛挑衅，矛盾随之激化。

　　摩擦加剧，双方用棍子、枪托“交火”

　　1968年下半年，由于苏军频频侵入我方领土珍宝岛和七里沁岛，殴打我渔民,驱赶我边防哨兵，摩擦越来越激烈。

　　杨学忠说，珍宝岛面积小，没有常住居民；七里沁岛较大，住了不少渔民。苏军常出动装甲车，在七里沁岛上横冲直撞，驱赶、撞伤我国渔民。我渔民捕鱼时，苏军常出动直升飞机，飞到渔民头顶，卷起积雪、灰土，故意捣乱。

　　苏军海洛夫卡边防站少尉伊万最嚣张，他长得高大威猛、胡子拉碴，骠悍好斗，常指挥装甲车撞伤我方渔民和战士，毒打我方战士，臭名昭著。由于“骚扰有功”，他很快被提拔为上尉。1968年，伊万制造摩擦时，惹恼了中方渔民，大伙儿一拥而上，将伊万的左腿打折。从此，“瘸子上尉”成了中国人对伊万的称呼。

　　为保护渔民，杨学忠率领“红一连”战士热天骑马，冷天滑雪橇，加强七里沁岛的巡逻。一旦看到苏军装甲车撞伤我方渔民，战士们就用木棍将装甲车的车灯砸坏，或者在装甲车上贴上写有“打倒苏修”、“打倒勃列日涅夫”字样的标语。

　　当时，我军想把苏军赶走，苏军也想把我巡逻队赶走，双方谁也不肯让步。闹僵了，双方士兵膀子扛膀子，凭体力相互驱赶，或者用棒子、枪托打架，但谁也不敢开枪。肢体冲突中，双方各有优势：苏军士兵身高力大，一旦被他们抱住，我军战士在肢体冲突中会吃亏；我方战士虽然个子小，但行动灵活，一旦使出“扫堂腿”或“踢裆”，对方就得倒地惨叫。总体来说，由于苏军拥有装甲车、坦克和直升机，装备好，在冲突中稍占上风。七里沁岛、珍宝岛等地3名渔民就被装甲车轧死了。

　　初战珍宝岛，击毙“瘸子上尉”

　　1969年2月13日，我军某侦察连在珍宝岛执行巡逻任务。当时，“瘸子上尉”正在北岸跳舞，马上气急败坏地带着几辆装甲车沿着结冰的河面冲到岛上，打伤我方一名副连长和一名战士，抢走9支枪。这成为“珍宝岛事件”的导火索。

　　合江军分区一名副司令员很生气，把杨学忠和边防站某侦察连连长孙玉国叫到一起，制定了详细的伏击方案。“红一连”和侦察连分别在1号、2号阵地设伏，做好动手准备，动手暗号是“打倒苏修”。上级强调：我方绝对不开第一枪，如果对方敢开火，则坚决予以歼灭。

　　3月2日零时，杨学忠率“红一连”30多名战士秘密上岛潜伏。杨学忠回忆，他们很注意保密，在结冰的河面上撒些黑灰当标记，这样汽车经过时不开车灯，战士们都不准发出任何声响；潜伏时，大伙不准出声，不准睡觉；战士们一身白衣，卧在齐腰深的雪中，静静等待黎明。

　　杨学忠说，在雪中潜伏8个小时，身体不准有大的动作，双手只能小幅度滚动地上石块保持体温，以免自己在摄氏零下30多度的低温下被冻僵。尽管如此，杨学忠仍感觉小腿冻得发麻，浑身冻得直打哆嗦。此时此刻，他和战友们最盼望的就是在冻僵前能参加战斗。

　　8时,“瘸子上尉”开着指挥车，率两辆装甲车和70多名苏军士兵上岛。奇怪的是，他们没有扑向“诱饵”——侦察连的2号阵地，而是钻进了“红一连”设伏的1号阵地。7分钟后,苏军完全进入“红一连”的伏击圈。

　　杨学忠高喊：“打倒苏修！”然后让八班长王根安和战士刘恩学拿着棒子扑向苏军，苏军急忙开枪。

　　杨学忠不再犹豫，下令所有伏击战士马上开火，命令“重机枪班”集中打“瘸子上尉”，“火箭筒班”集中打装甲车。战斗持续了约20分钟，“瘸子上尉”被密集的子弹打成了“筛子”，两辆装甲车也被打“瘫痪”了，苏军除四五个人逃跑外，其余的均被击毙。

　　“红一连”也付出惨重代价，副连长王庆荣和数名战士壮烈牺牲了。

　　上午11时，北岸苏军派人举着白旗上岛搬运尸体，我方没有干涉，但珍宝岛自此被我方控制。

　　第二仗，“红一连”缴获对方一辆坦克

　　苏军在3月2日一役吃了大亏，很快调集重兵，于3月15日对珍宝岛进行第二轮进攻。飞机、大炮对着珍宝岛及其周边，进行了一阵猛烈的炮轰，之后，十几辆坦克、装甲车在飞机、大炮掩护下，气势汹汹地向乌苏里江南岸杀来。

　　我方进行了周密的准备，“红一连”击毁了8辆装甲车。当时苏军最先进的坦克装甲很厚，从正面、背面、上面都打不穿。不过我方事先在内河3米厚的冰层中埋设有反坦克地雷，从下面攻击坦克，一辆坦克的履带被打坏，驾驶员跳坦克时被击毙。

　　上级命令：要不惜一切代价把这辆坦克运回来。“红一连”承担了这一艰巨任务。

　　苏军每隔一分钟就向这辆坦克旁边打一发炮弹，将坦克周边打出很多冰窟窿，不让我方靠近。“红一连”战士冒险进入坦克，将坦克内的炮弹、红外线瞄准仪等设备拆下。正在这时，一颗炮弹在坦克顶上炸响，幸亏坦克装甲较厚，没有造成伤亡。我军虽运走了部分零部件，但没人会开这种坦克。“红一连”在南岸装上3台绞盘机，想把坦克拖回来，北岸苏军拼命打炮阻止，坦克拖了二三米，就卡在一个炮弹坑里，拖不动了。

　　此后一个多月，争夺坦克成了战场的中心。对方出动直升机在坦克上空盘旋，用炮火阻止我军接近坦克。杨学忠急得满头冒汗。10天后，他想出一个“明修栈道，暗渡陈仓”的计策：我方用苏制斯大林-100战壕机在南岸挖战壕摆出固守架势，暗地派潜水员潜到冰层下，将坦克的炮塔和车体拆开。车体坠入江底，我方利用战壕机的动力把车体拖了过来；4月，我方又在冰面上挖出冰槽，用战壕机将炮塔拖回。

　　这辆坦克后来被送到北京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陈列，成为苏军侵略我珍宝岛领土的铁证。

　　1969年5月7日，“红一连”被军部记“集体一等功”，军部还作出决定，号召全军官兵学习“红一连”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战斗精神。1969年6月，“红一连”换防，撤回哈尔滨。

　　（特别鸣谢线索提供者、“珍宝岛事件”中国老兵郭运怀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