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近80的母亲一提起吃饭的话题，便有许多讲不完的故事。1949年新中国成立那年，不足20岁的母亲在奶奶家已经生活5年了。

　　5年的童养媳身份已使母亲习惯了寄人篱下的生活，奶奶挂在高高房梁上的烙饼母亲总是不敢去拿，吃稠的喝稀的全是奶奶说了算。

　　20世纪50年代末，吃的是大食堂饭，到吃饭时一家人拿一个桶去领饭。因为我家有三个叔叔，分到的饭根本就不够吃，几瓢稀汤上漂着的几片菜叶、几根面条早已被他们捞得净光，轮到母亲只剩下能照出人影的稀汤。母亲常常饿得头晕。

　　那时我大姐已经两岁多，常饿得哭闹不止，而在大姐之前因为饥饿母亲失去了两个孩子，所以母亲常常省下自己的那口稀汤给大姐喝。

　　大姐3岁时，母亲随父亲到县城工作，每天饭菜可以尽饱吃，但不许往家里带。那时在县纪委工作的父亲饭菜是定量供应的，晚上加班回来饿得在屋子里团团转。母亲为了不使父亲挨饿，常常偷偷把大姐吃不完的那份馒头揣到大姐的衣服里带回家，后来县委的几个同志也常常到我家里蹭馍吃。

　　大姐10岁时，父亲到外地支教，母亲一个人在外带着3个孩子不方便，就放弃了工作又回到奶奶爷爷身边。因哥哥姐姐那时年龄小，仅凭母亲一个劳力挣来的工分太少，我家常年吃的粮食是生产队里的最低标准——发霉的麦子，生了芽的玉米都是我家的口粮。母亲把父亲从外面捎回来的细粮精心安排，常常用小麦粉把红薯面包在里面给我们烙包皮馍、擀包皮面条、蒸花卷馍吃。就这样，我们几个仍饿得面黄饥瘦，母亲为此没少抹眼泪。

　　20世纪80年代初，农村实行了家庭承包责任制，勤劳的母亲在家里种了十几亩小麦。那一年我家一下收获了2000多公斤小麦。也是那一年，我们第一次吃上了纯净的小麦粉面条。

　　母亲含着泪说，只要以后全家勤劳，就再也不用吃生产队里最低等的粮食了；只要勤劳，咱就不会缺细粮吃。

　　母亲的话得到了验证。随着家庭承包责任制的逐步完善，粗粮从此退出了餐桌，我们家每年打的小麦除了自己吃，还能卖出一些钱补贴家用。

　　2006年国家取消了农业税，现在种粮国家还进行补贴，农家人的生活更是芝麻开花节节高。年事已高的母亲早已不再操心每天吃不吃细粮的事，而是每天变着花样吃，觉得怎样合胃口怎样有营养就怎样吃。大鱼大肉吃腻了，就来点儿粗粮调剂一下。拿母亲的话说：现在的生活真是掉进了蜜糖罐，怎么过都是幸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