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曲《长生殿·弹词》中的李龟年形象（右一）。    (资料图片)

　　盛唐时期，洛阳出了个大音乐家李龟年。

　　这个人名气很大，杜甫的落花诗章里，有与他在江南相逢的惊喜；杨贵妃的风流艳史中，有他时隐时现的身影；李白的清平调词里，有他相伴相和的歌声——他前半生高歌盛世，后半生低吟不幸，他是大唐由盛而衰的见证人。　　

　　李龟年是洛阳人，其住宅在东都通远里。

　　这个坊里在东都外廓城的东北角。最近几年，我市唐史学者对其宅第位置产生争议，一种新说法认为他不住洛河北，而住洛河南，住宅离白居易的履道里不远——这里不纠缠他的宅第问题，只说在开元、天宝年间，洛阳为啥能出这样一位伟大的音乐家。

　　（一）

　　这与洛阳是大唐的东都有关。

　　唐代，音乐在民间尚未普及。音乐的核心建制在京城，西京长安、东都洛阳的乐坛都很活跃。

　　唐玄宗李隆基是个音乐迷，他在长安建有“梨园”。梨园本是地名，究竟在什么地方，现已找不到具体位置了。有说在今西安东边的临潼骊山上，也有说在西安东南隅的曲江池旁，还有说在西安城的东北一带，但不管在什么地方，当时那里栽有很多梨树是肯定的。

　　玄宗选择这个地方，图的就是梨树多。梨园环境美、空气好，便于演员吊嗓子，成了一个“演员培训中心”。当时，除了请专门的音乐人来教习歌舞外，还请有名的文人为演员填词或编写新节目，李白、贺知章都到过梨园，也都留下了曲词。

　　时间久了，梨园便由地名变为社团名称，凡在此学习过的艺人，都称为“梨园弟子”；毕业后专职从事演艺事业，就是干了“梨园行”。

　　洛阳当时也有这样的组织和场所，也有专门的音乐教习场地，这就为李龟年的成长提供了便利的条件。另外，李龟年出生于宫廷乐师世家，从小耳濡目染，浑身都是艺术细胞，就连他的弟弟李彭年、李鹤年，也都有这方面的天赋和专长。

　　由于长辈中多有宫廷艺人，李龟年在很小的时候，就经常出入王侯公卿之家，跟在大人的屁股后面混场子，从这个高门大宅到那个私家园林，再跟着去赶一场堂会，几乎成了他的必修课。

　　当时东都城规模很大，城区横跨洛河两岸，仅私家园林就有上百家，那些贵妇人嫌在住宅内听歌太聒噪，就到园林中看歌舞。每年新春，都是演出最为集中的时段，从早到晚，李龟年都要在天津桥上跑几个来回，忙着看演出。

　　八九岁时，李龟年便和众多宫廷乐手混得熟络。刚开始，他并没有专门学唱歌，而是悄悄地摸乐器，谁的琵琶弹得好，谁的笛子好听，谁的箜篌能奏出流水的声音，谁的羯鼓敲响后马匹会跟着嘶鸣，他都摸得一清二楚。

　　当时的东都洛阳，是西京长安的政治后花园，国家机构中的一些职能部门，西京有的东都也有，两套班子同时运行。东都常置留守，皇帝经常来，皇后也跟着来，唐高宗、武则天等帝后，常常是联袂而来，一住就是几个月。到了唐玄宗李隆基，更是热爱洛阳，因为他就是在洛阳出生的。

　　皇帝是来巡视的，王公贵族却是来聚居的。他们的到来，客观上促进了洛阳乐坛的发展，尤其是那些王公贵族，闲着没事，常常要在家里唱堂会，由此造成坊间歌手的剧增。这些艺人今天被张三邀请，明日接受李四款待，为了不唱重复的歌曲，就连夜填词，加班度曲，忙得不亦乐乎。

　　所谓“度曲”，是指那些通晓音律的人，自己写歌词、谱写新曲调，谓之“自度曲”。 其实，这是一种竞争，原因是王公贵族之间在相互较劲——你的演员美，我的歌词新；你的曲调雅，我的歌舞劲！这种相互攀比，繁荣了洛阳乐坛，使艺人有了谋生的平台。

　　李龟年，就是这块音乐土壤中的好苗子，他在拼命吸收养分，茁长成长。

　　（二）

　　岐王李范，是唐睿宗的四子，唐玄宗的亲弟弟。此人喜欢音乐，礼贤下士，口碑很好。《旧唐书·睿宗诸子传》说他是“好学工书，雅爱文章之士，士无贵贱，皆尽礼接待”。

　　岐王宫邸在尚善坊，也就是今天的安乐窝一带。此地北临洛河，南望伊阙，风景优美，屋宇连栋，当时的名流雅士，都知岐王热情好客，也就常常过来聚集在一处，吟诗唱和，摆弄音乐。

　　李龟年是岐王府的座上客。

　　一次，李龟年带着弟弟彭年、鹤年来到岐王宅，正碰上王府举办一场小型音乐会，只见帷幕之外，或坐或站尽是东都名士。帷幕之内丝竹声声，不同乐器正在配合着定调门，演出就要开始了！李龟年赶紧招呼弟弟坐下来。

　　这是一次高水平的演出，所奏音乐来自全国各地。李龟年在审音辨律方面是个小行家， 他边听边小声地讲解，提醒弟弟说：“这是秦音的慢板。” 一会儿又对弟弟说：“这是楚音之流水”。两个弟弟在哥哥的解读中，认识到各地音乐之间存在巨大差异，正在那里琢磨呢，演出却戛然而止，演员都站起来谢幕了。

　　当时在台上演出的，正是红极一时的乐手沈研和薛满，她们都是技艺高超的女伶，是高门大宅内常出常进的著名艺人。演出结束后，岐王自然有奖励，除了给艺人赏金之外，还给前来捧场的贵宾赠送了“破红绡”和“蟾酥纱”，这是非常好的丝织品，市面上难得一见。

　　其他贵宾都很高兴，忙着领受馈赠去了，李龟年的注意力却在乐器上。他悄悄揭开帷幕，从沈研手中接过琵琶，在人家离开之前，轻轻拨弄起来。岐王见了，微笑地看着他，不知这时该不该把手中的礼物送给他——李龟年喜爱音乐，已经到了目中无人的地步了。

　　事后，岐王私下对别人说：李龟年将来定能成为好乐师！

　　就这样，李龟年带着弟弟成了王公贵族家的常客，其间接触了很多乐器，甚至连从西域进来的羯鼓他都会打。到了十五六岁，有人驮来一马背的乐器，一样一样他都能演奏，人皆称神。

　　一次，李龟年在东都皇城内看到一场别开生面的演唱会，感觉特别过瘾。他发现参加演出的梨园子弟，分为坐部和立部。坐部是优秀的演员团体，歌者和乐工都坐在堂上演出，配舞精悍，伴舞者只有3人至12人，舞姿文雅，动作轻缓，是用丝竹细乐来伴奏。立部是一般演员团体，风格粗狂，歌者都站在地面上歌唱，乐工们立在堂下演奏，伴奏的乐器有鼓和锣，伴舞者有很多，60人至80人不等，舞姿威武，阵势庞大，一派热闹景象。

　　由此，李龟年发现了音乐的雅俗，分出了节奏的快慢，看到了演员和乐工的不同分工。他还发现，凡是皇室组织的演出，儿童演员占得比例很大，贵妇人似乎更喜欢儿童演员，喜欢看他们当场化妆，喜欢拉着他们的小手攀谈，喜欢赏赐他们礼物。这些儿童演出队伍，称为小部，主要表演舞蹈，分为文舞、健舞两种，他们基本来自梨园培训班，一边学习，一边走穴，为别人伴舞。

　　这是充满艺术气息的时代，当时的长安和洛阳，很容易看到来自伊朗、印度的歌舞。开放的国度，开放的艺术，高鼻深目的西域来客，与大唐儒雅的音乐家牵手，奏出了和谐的音符。

　　李龟年生活在这样的国度，生活在这样的时代，眼前常见优伶舞，耳边不断丝竹声，他尽情地学习着各地音乐，为将来进入宫廷乐坛做准备。

　　（三）

　　《明皇杂录》记载“开元中，乐工李龟年善歌”。

　　又载李龟年、李彭年、李鹤年兄弟三人，各有文艺天赋，李彭年善舞，李鹤年也像李龟年那样善歌。同时，李龟年还擅吹筚篥（bì lì），擅奏羯鼓，长于作曲。

　　兄弟三人各有所长，这与他们每次看演出的侧重点不同有关。

　　当时的洛阳，出现过一种很不好的现象，艺人们动不动就唱对台戏（这种遗风至今犹存）。这种对台戏，火药味很浓——在一个场子的两端，搭建两个面对面的舞台，争夺同一场中的观众。谁的观众稀稀拉拉，就算失败；谁的观众多，就算胜利。有时候两班人马同时到一个公卿之家演出，为了争业务，都不要利钱了，只为一争高低，反而弄得主家不好意思。

　　但李龟年却很高兴，他对两个弟弟说：有了对台戏，我们便可各自找到喜爱的节目看，还可同去同归，太方便了！于是，李彭年去看舞蹈，李龟年带着李鹤年去听歌曲。

　　到后来，洛阳艺人唱对台戏的情形，被人举报到了玄宗那里，玄宗听了哈哈大笑，说这个问题很好解决！于是，开元二年（公元714年），长安、洛阳都设置了左右教坊，用来管理、约束文艺界。

　　此机构虽名教坊，但带有官署性质，专管雅乐以外的俗乐，对民间演出进行规范，兼管歌唱、舞蹈、百戏的教习和排练演出等事务。

　　在唐玄宗的直接过问下，教坊不但继承了传统音乐，还收集民间音乐、西域音乐，加工整理成为教坊曲目。唐玄宗又命文臣创作“新曲”，编入教坊曲目，形成“长短句”，使之更便于传唱和抒情，这就是“词”的雏形。

　　所有这些艺术形式，对李龟年都有影响，都是他成长的养分，他之所以成为音乐大师，与他丰厚的积累有关。李龟年年轻时曾在蕲州蕲县（今湖北蕲州镇）当过县丞，是被直接召入宫中供职梨园的。他的两位弟弟李彭年、李鹤年也同时被召到长安。

　　兄弟三人来到长安，对秦地音乐产生了极大兴趣，合作创作了《渭川曲》，其歌其曲，如瀑布临崖、珠玉飞溅、回旋有声，唐玄宗听了，感到畅快淋漓，大异于绵绵丝竹之音，便赏赐了他们，并提拔李龟年为宫廷乐手。

　　从此，兄弟三人满名京都，他们的精湛技艺，受到了王公贵族的欢迎，每演一场，赏钱成千。这些钱基本上被运回洛阳老家，用于在通远里修建豪华宅第，史载其奢侈豪华程度，远远超过一般公卿。

　　但兄弟三人当中，名气最大的还属李龟年。而他的成名，除了自身条件外，还与两个著名诗人有关，这便是诗仙李白和诗圣杜甫。他们之间到底有什么故事，请看下篇——《李龟年：落花时节又逢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