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滇池的平均水质仍为劣五类。 （资料图片）

　　审计署日前发布审计调查结果称，历经6年时间，投入资金910亿元，涉及8201个项目，我国“三河三湖”水污染防治虽然取得一定成效，但整体水质依然较差，淮河、辽河为中度污染，海河49.2%的断面水质为劣五类，巢湖平均水质为五类，太湖、滇池平均水质仍为劣五类。

　　“我国湖泊治污投入了大量资金，但控制效果不甚理想。”近日在武汉召开的第十三届世界湖泊大会上，一些专家直陈我国水污染防治缺乏效率。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部分院士和专家剖析了备受诟病的环保投入“无底洞”现象。

　　边治理边污染，“再投910亿元也没用”

　　太湖，长三角上一颗明珠。但随着区域经济的繁荣，太湖水质却“连降三级”：从20世纪80年代的二类水为主下降至五类、劣五类。当遍布太湖周边的上万家纺织印染、化工制造、食品加工等企业，在为地方GDP增长作贡献时，污染物也在急剧积累，近几年频发蓝藻事件。

　　与太湖的命运一样，“气吞吴楚千帆落，影动星河五夜来”的巢湖、“九夏芙蓉，三春杨柳”的滇池，也在当地政府和居民围网养鱼、围湖造田、建厂兴业的大发展之后，湖面萎缩，水质恶化，成为悬在“江淮首郡”合肥和“春城”昆明头上的“达摩克利斯剑”。

　　据了解，从2001年至2007年，国家在“三河三湖”水污染治理上共投入910亿元财政性资金及银行贷款。但相关审计调查结果却显示，目前“三河三湖”整体水质依然较差，一些被污染的河湖段面只是没有继续恶化，像巢湖、太湖、滇池的平均水质仍为五类或劣五类。

　　近千亿元巨额投资，为何治不好“三河三湖”的污染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水资源所所长王浩坦言，首先是湖泊治理方针、技术路线出现了偏差。“就水论水，强调用工程与技术手段治污，而忽略了管理制度的建设与完善，忽略了源头上的节水减排。建起了污水处理厂，但是运行率低；沿湖的截污做到了，但是陆地上的排污截不了。”

　　王浩院士表示，我国在一些湖泊水污染治理和富营养化控制关键技术上，已达到国际先进水平，这为防止我国湖泊水环境进一步恶化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光注重水域治理，没有进行系统的流域管理，实现“水陆联动”，就难以摆脱“先污染，后治理”的传统经济增长模式。

　　“治污体制和技术路线不改变，再投入900亿元也很难奏效，还是会边治理边污染。”王浩院士说。

　　中国环境科学学会副理事长、国际湖泊环境委员会委员金相灿说，对我国浅水湖泊富营养化控制的思路与技术路线要认真反思。为治理这些湖泊，政府已投入庞大的资金，仅滇池就投入100亿元，但效果不甚理想。

　　有关专家认为，传统治理思路主要盯着湖泊水质做文章，水质又主要看COD、总磷、总氮3个指标，其实这只是湖泊富营养化问题的“冰山一角”。要认识庐山真面目，必须对水生态进行全面监测、诊断。首先要从规范流域内的人类活动着手，调整流域产业结构，从源头上控制整个流域的污染物排放量，使其保持在水环境承载力的范围内。

　　环保投入成“唐僧肉”，“挤一挤水分有40%”

　　近年来，一些地方频频出现环保资金被挪用事件：河南省平顶山市环保部门用1000多万元养超编人员；广东省2000多万元的环保资金被挪用建设政府办公楼等项目……记者在世界湖泊大会上采访时，不少专家学者认为，环保投入的确是个“无底洞”。

　　环境保护部环境规划院副院长王金南说，以前我们一直强调环保投入不足，但在“十一五”期间，国家的环保投入不断增长，“十二五”期间预计还会加倍增长。“但是，真正用于污染治理、环境改善的有多少呢？”王金南说，“挤一挤水的话，我觉得可以挤掉40%以上。”

　　记者在基层采访时还发现，一些地方治理江河湖泊，就是建广场、铺草坪、筑园林，乃至修高尔夫球场，有的地方甚至将河道的两边都砌成水泥墙。对此，王金南分析认为，这类“环保投入”更像一个个“形象工程”，有些不仅不能达到治污目标，反而是对环境的破坏。

　　“‘面子工程’造价很高，一些地方污水处理厂的楼建得很大很气派，浪费的钱甚至可以再建一个污水处理厂。”清华大学环境管理与政策研究所所长常杪说。这里有一个重要原因是一些环保项目资金使用不透明，对排污企业的环境执法不到位，导致环保投入“无底洞”深不可测。

　　更有甚者，环境治理的资金变成了“唐僧肉”。审计署“三河三湖”水污染防治审计调查发现，很多水污染防治项目在资金管理和使用上存在问题，5亿多元的水污染防治资金被挪作他用、虚报多领，36亿多元的污水处理费及排污费被少征、挪用和截留，涉及水污染防治项目资产闲置的问题金额超过8亿元，有206座污水处理厂实际处理污水能力达不到设计要求。

　　有关专家表示，我国江河湖泊的污染问题是多年积累形成的，总的说来还是投入不足。但问题的关键是有限的治污资金能否用到刀口上。

　　“九龙治水”

　　治不住一个湖泊

　　从松花江苯泄漏到广东北江镉污染，从滇池水葫芦疯长到太湖蓝藻泛滥，在过去的几年里，一幅幅触目惊心的污染画面不断烙印在本已脆弱的水环境地图上，而来自世界湖泊大会上的一组组数据更加令人揪心：过去50年，我国的内陆湖泊已经减少了1000多个；过去30年，我国被污染的湖泊面积已达1.4万平方公里……

　　环境保护部南京环境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张永春说，多年来，我国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治理湖泊，但是收效甚微，除了治污技术层面的因素外，也有体制上没有理顺的原因。

　　他说，在“十一五”规划出台前，我国对湖泊的污染治理没有明确的责任主体。“十一五”规划开始，我国明确政府主导的治理主体，但一旦出现污染问题都归咎于生态问题、天灾。实际上不少污染事件都是人祸，政府却无法追究责任主体，关键原因在于没有将湖泊治理从流域系统考虑，许多湖泊都跨了几个省市，造成追究责任难。

　　中科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研究员秦伯强说：“在治理湖泊污染过程中，技术不是关键，关键是管理，九龙治水，最后谁都没有治好。”在我国，涉水、管水的部门多，有水利、环保、渔业、林业、航运等等，表面上看集中了众多部门的力量，实现了治水事权的覆盖，实际上却不能达到“团结治水”的目的。

　　王浩院士说，水环境的治理，既要有稳定可靠的资金体系，也要有高效的流域管理体制和法制体系，对不同的管理部门的作用和职责进行清晰定位，并支持流域水资源保护环境改善的行动。

　　王浩院士说，破解“九龙治水”，最好的办法就是让一条龙来治水，不用再你争我抢，更不会出现事不关己的现象。

　　“权力部门化，部门利益化，甚至利益个人化。”一些专家直斥，由于部门利益的分割，监管难度加大，环保资金屡屡被截留、被挪用。“治污体制不改，花更多的钱可能也是枉然。”

　　“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在经济增长的同时，祖国的大江大河何时再现昔日美景？人们充满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