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逢农历初一、十五，他在大堂上摆开桌子，专为百姓看病。

　　张仲景当官，是岔道上的风景，是他从医路上的插曲。

　　据说他曾做过长沙太守，所以直到今天，他的别称仍叫“张长沙”，他留下的药方，也被医学界称为“长沙方”。 他在长沙的这段日子，一边办公一边为百姓治病，这就是“坐堂医”的由来。

　　东汉都城在洛阳，张仲景此次来洛，本打算长期在京行医，一来可接触上层人士，收集医学信息，总结医学经验，二来可依靠同乡何颙的帮助，生活上有个照应。时为公元190年，何颙担任长史之职——东汉的太尉、司空、司徒三公府皆设长史，所以何颙在洛阳的影响力很大。

　　按说张仲景靠着何颙，在洛阳的日子应该好过些。可是不久，张仲景就被迫离开京城，到南方避难去了。是什么原因？有人说是荆州刘表邀请他去长沙的。其实不是，他的离开，与大奸臣董卓有关。

　　药方子，永远抵不过刀把子。

　　一

　　原来董卓之乱时，为了收买洛阳文士，他利用手中权力，威逼何颙为长史。到了公元190年，各路军阀讨伐董卓，逼近洛阳，慌乱之中，董卓废少帝，立献帝，强行把国都从洛阳迁往长安。

　　何颙不满董卓的独断专行，托病不从。董卓大怒，要何颙交出长史之职，何颙置之不理，反而与荀攸、郑泰等人共谋诛杀董卓，结果事情败露，荀攸、何颙被关进大牢，何颙死于狱中，荀攸逃亡……

　　张仲景失去了靠山，只好离开洛阳，避难南方。

　　从公元184年到190年，张仲景和何颙交往长达6年，其间得到何颙许多帮助：何颙为他看相，断定他“将成良医”，从而坚定了他的从医之路；何颙为他引见洛阳名士，使他增长了见识，开阔了视野；何颙提醒他读诸子学说，使他受到启发，从而奠定了辨证施治的理论基础……

　　当时南方也不太平，但相对于北方还算安定。张仲景骑着毛驴，带着药箱，一路行医，来到荆州一带。荆州当时辖七郡，分别是南阳郡、南郡、江夏郡、武陵郡、长沙郡、桂阳郡、零陵郡。

　　当时荆州有个人物，名叫刘表，字景升，身高八尺，出身豪门，喜欢读书，爱好交游，曾在洛阳生活，年纪轻轻就成为京都名士，深受太学生敬仰。他于公元190年出任荆州刺史，为官清廉，不久当上荆州牧，总揽荆州军政大权。

　　刘表上任这年，正是何颙被囚、张仲景逃难的一年，当时国家大乱，战火燃至黄河、长江流域，疮痍满目，景象凄凉。当时的荆州，却像一个特区，刘表礼贤下士，抚恤百姓，加强军备，发展农业，颇可自足。

　　刘表对从战区逃难而来的难民一律接纳，于是来此避难之人越来越多，其中有不少京畿文士，王粲、张仲景也在其中。

　　张仲景当时40岁出头，年富力强，医术精妙，水平很高，所以对于他的到来，刘表是很欢迎的。

　　张仲景来到荆州（治所襄阳），一边救死扶伤，一边积累临床经验，同时加紧搜集治病验方。刘表见他一表人才，品德又好，很想让他当官。张仲景对当官没兴趣，一再推托，但命运偏偏和他做游戏——长沙太守的职位，已经虚位以待，非他莫属了。

　　二

　　如今医学界人士仍称张仲景为“张长沙”，并把他的药方称为“长沙方”。为啥？不为啥！据说他当过长沙太守。

　　非常遗憾的是，我查遍史书，没有找到他当过长沙太守的确切记载。只是在一些古籍中，看到了张仲景“举孝廉，官至长沙太守”这么一句话。当时的官员簿上也没有他的名录。那么他的这个“太守”，是谁封的呢？

　　说来有趣，他的这个太守，不是皇帝封的，而是一本书上提到的。最早提及此事的，是唐朝的甘伯宗，他写了一本《名医录》，首次提到张仲景当过长沙太守。

　　史书这东西，前朝写一百字，后世就会扩展为一千字。所以再查后世的史书，便有了“张仲景为长沙太守”的记载。长沙地方志中，凡涉及张仲景的文字，都说他做过长沙太守。清朝的长沙府还建有张公祠，祠中立碑撰文说他担任过此职。

　　张仲景心志很高，胸怀抱负，但这种志向不是为做官，而是为行医。他在《伤寒杂病论自序》中写道：“当今世上的许多文人名士，都不愿意学习医药学，而是贪图名利，追随豪门贵族。没有人知道，医学可以大有作为，上可疗君亲之疾，下可救贫贱之厄，中以保身长全，以养其生。”

　　这表明他不愿随波逐流，且能体恤百姓的疾苦。因此像他这样的人，受到刘表重视就很正常了。而且他在洛阳时就认识刘表，如今来投他，自然会被重用。张仲景很快进入刘表的幕僚集团，接着又被推举为孝廉。

　　所谓孝廉，并不是官职，而是一种荣誉称号，那些孝敬父母、尊敬师长、奉公忠君的优秀青年，都可举为孝廉。政府选拔官吏时，便从孝廉中选拔，就跟如今的候选人差不多。张仲景被举为孝廉后，刘表把他派到长沙当太守。

　　张仲景到任后，积极推行仁政，鼓励农民耕种，不到两年时间，已把长沙治理得很好，百姓安居乐业。此时的他却很苦恼，因为自己搞行政，工作很忙，没有时间为百姓看病。怎么办？他只好偷偷地出去看病，但时间长了，人家发现他是太守， 也就不太方便了。你想啊，堂堂“长沙市市长”，本是朝廷的命官，这样偷偷摸摸、走街串巷为人看病，成何体统？

　　后来，他终于想出了办法。

　　三

　　古代社会规范很细、很严，长沙太守若为百姓诊病，不但大大损害领导形象，还要受到舆论谴责。可张仲景身怀医术，而且声名远扬，患者满怀希望地寻上门来，他怎能硬起心肠见死不救呢？无奈之下，他只好打打擦边球，做一个“星期天郎中”。

　　他的办法是：每逢农历初一、十五，他在大堂上摆开桌子，专为百姓看病。这不是现场办公，而是现场行医。他的这一举动，受到百姓拥戴，大家奔走相告，一时传为美谈。

　　这就是“坐堂门诊”的由来，长期以来，名医看病仍被称为“坐堂”，从此有了“坐堂医”一说，药铺的名字后面，往往也附上一个“堂”字，如北京的“同仁堂”，贵阳的“同济堂”，洛阳的“同华堂”等。其实当时的“堂”，是指张仲景的大堂，是官衙，是机关，是很严肃的地方，他却大胆地用来给人看病了。

　　长沙百姓得知张仲景可以接诊，纷纷前来求医。

　　第一个接诊日，大堂前就来了几千名求医者。张仲景坐到堂前，不穿官衣，不戴官帽，一副行医者的打扮，叫一班衙役维持秩序。他派人贴出告示：瘦人多火者从左边取药，胖人多寒者从右边取药；每人只收一钱银药费，无钱者不收银。

　　众人看了，皆大欢喜——名医看病只收一钱银，太便宜了！于是大家自觉排队，等候应诊。

　　刘表听说了，也来看稀奇。他悄悄地站在人群中，只见张仲景的堂上放着一尊菩萨，那些求医的人，依次将药费放在菩萨像面前，排队取药，简直像入庙祷告一般虔诚。

　　刘表看了，连连称奇。他过来见过张仲景，说：“哈哈，我在此观察多时了，你可真是神仙下凡呀！正所谓‘是病不是病，肚里打扫净’，瘦人多火者宜寒下，胖人多寒者宜热泄，这些道理被你一说，一下子就让人明白了。你真是活菩萨坐堂，救助众生！佩服佩服！”

　　这时有人来报：当日看病人数统计出来了，不多不少，整整五千，无一不付银！刘表对张仲景说：“你为长沙草民看病，功德至上，我将宴请你！”张仲景这才恍然大悟，连忙说：“哎呀呀，失礼失礼！刘大人微服私访，来到此处，该我宴请大人才是！”于是他命人从当天收入的药钱中支出一部分，摆了一桌宴席。他举杯笑道：“刘大人，吾若不给大家看病，没有收入，招待你只能花官银！我若坐堂行医，一可为民祛病，二可节省官银，一举两得，何乐而不为！”两人哈哈大笑。刘表说：“只要百姓安居乐业，你我足矣！”

　　好一个开明刘景升，好一个潇洒张太守，为后人留下了一段佳话！

　　可以想象这样一个场面：每月的初一和十五，长沙府衙门大开，太守不问政事，只是坐堂行医，挨个为人把脉，其实，这很像是医圣为时代把脉——这个乱世有病啊！    

　　一日张仲景开衙接诊，第一个便是危重病人。只见有人背进一个全身瘫软的病人，连连说：“大人救命！大人救命！”张仲景一看，病人脸色苍白，呼吸微弱。

　　他让病人躺下，一边切脉，一边询问：“病者泻肚否？”回答：“上吐下泻，发热打寒战！”张仲景诊断为霍乱，开了治霍乱的药，让病人回去服下。

　　接下来的病人，症状竟然和前面那个霍乱病人差不多，也是上吐下泻，伴有发热打寒战，而且浑身疼痛，看上去非常痛苦。张仲景警觉起来，难道长沙发生了霍乱？他急忙派十几名差役四处查看，看看其他医生有没有接诊此类病人。

　　不一会儿，差役们纷纷回来报告：到处都是这种病人！

　　张仲景大惊：长沙郡正在传染霍乱！他马上对大家说：眼下情况紧急，今天来的疑难杂症和慢性病人暂且回家吧，现在的要务是集中力量防治霍乱。他急召所有弟子，让他们根据以往所学，配出治疗霍乱的中草药方，分头发下去治疗霍乱。

　　所谓“霍乱”，唐朝的一位僧医解释得很清楚，他说：“忽转为霍，急疾之貌也。”意思是说，霍乱的“霍”，是突然发生的意思。乱是什么呢？就是升降逆乱的意思。这种病发病突然，上吐下泻，朝发夕死，而且传播快。霍乱的“霍”，本应当用那个“忽”字来形容，但“忽”和“霍”一声之转，古人就用了这个“霍”字——霍乱的名字就是这么来的。

　　却说一城之人，正等着张仲景去施救，这时曹操的谋士荀攸急急来见，说：“不好了！大军中发生了瘟疫，已经开始传播，曹公命你速速前去，遏止军中瘟疫！”张仲景听了，感到很为难：长沙民众乃我子民，本应当为他们治病；而曹操大军乃虎狼之师，若不去为他们治疗，定然遭到报复，这可怎么办？

　　何去何从，张仲景一时犯了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