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图片） 　　穿睡衣上街的上海人随处可见。（资料图片）

　　“穿睡衣睡裤不能出门”，这是2010年上海召开世博会之前，该市政府对居民的要求。而这引起了广泛的争议：一方面，穿睡衣确实不符合国际礼仪，但有声音也认为，如果政府连睡衣都管，社会的自由度就会降低

　　从7月下旬开始，居委会主任沈国芳的工作内容又多了一项：劝导本小区居民不要穿睡衣睡裤出门。

　　但凡有过上海生活体验的人都知道，上海人素有穿睡衣上街的习惯。弄堂里，菜场上；超市里，马路上；甚至在著名商业街南京路上穿睡衣的上海人也屡见不鲜。这被看作是上海市井文化的典型画面。

　　2010年上海即将召开世博会，在这次代表现代文明的盛会里，小市民的“陋习”无法再被容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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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迎世博，睡衣睡裤不出门

　　齐八小区的文明着装劝导队每周活动两次，每次一到两个小时。沈国芳说，来参加劝导队的志愿者，雷打不动的成员有10人，每次都佩戴红绸带，衣着整齐地立在小区门口。看到有穿睡衣的居民要走出小区，志愿者便会上前劝阻。

　　至于那些一见到劝导队就扭头往回走的居民，沈主任觉得，“避开”也说明有进步，起码有文明的意识。

　　居委会的工作人员转变了观念，接着便是倡导更多的群众接受先进理念。但多年的习惯，撼动不易。为此，沈国芳他们动了不少脑筋，想出许多劝导的招式。

　　招式之一是收编放暑假的小孩子加入志愿者队伍。

　　“他们拉着阿姨叔叔的手说：‘阿姨(叔叔)，你不能穿睡衣睡裤到马路上去。’大人们听了也非常感动，觉得小朋友都在讲了，不大好意思了。”

　　招式之二是强调世博会的严肃意义，以达到震慑的效果。

　　“世博会时，外国人参观完园区后拿着相机到小区乱窜，很有可能到我们小区来”，“我们是主人翁”，“小事放到台面上就是大事了，不能给上海丢脸”。

　　招式之三是利用熟人关系，注意说话方式。

　　“你要是太正经跟人家谈这个问题，人家有时候不能接受的。”沈国芳说。对此，他的方法是“打岔子”+“开玩笑”。

　　比如，迎面走来一个穿睡衣的老熟人，沈国芳就会上前说：“哎，到什么地方去啊？”“买菜去啊？”“咦，怎么穿这个衣服出来了？” “以后不能穿了啊，这个衣服不好看，回去换掉。”兜了个圈子后回到劝阻穿睡衣的问题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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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脱睡衣，就脱掉了海派的范儿

　　“关侬撒题啊！(关你啥事啊！)”

　　“侬鼓力嘎多咧！(你管得太多了吧！)”

　　被问到对“睡衣睡裤不出门”要求的看法时，有些上海阿姨还是要跳脚的。

　　尽管居委会对现阶段的工作持肯定态度，但他们也不得不承认，有些居民还是难以扭转习惯。

　　“这种事情根本就用不着这么夸张。开世博会每个国家都开，都要这么热闹，这么过分有什么意思啊！” 与齐八小区只一街之隔的昌四小区里，37号楼的一位居民这样抱怨，语调里夹杂些许愤怒和不耐烦。傍晚时分，她一身小熊睡衣打扮，脚踩一双皮质的带跟凉鞋，出门买了几个面包。而昌四小区和齐八小区所夹的昌里东路上，小超市、银行、服装店、西点坊、餐馆食铺、药店、文具店、菜场等一应俱全，居民们只要走几步就能买到所需的各种物品。

　　很多上海人想不明白，为什么就在家门口买点东西，一定要那么麻烦换睡衣？想当年，电影《不夜城》里，穿着睡衣出门那是身价。设想一下：那位年轻的小姐只是出来买张彩票，难道要换上工作时穿的套裙？那位在国企办公室做事的先生只是因为赶上休息，想买份《大家》看，不巧小区门口的报摊卖完了，他忘记自己穿着睡衣，穿过两个小街口来寻报纸；那位头戴发卡的中年大嫂，只是因为一个人懒得做饭，去菜场买点面，“不高兴再换(衣服)了”。

　　各式各样的说法都有，让上海人脱掉睡衣，那就等于脱掉海派的范儿！他们穿睡衣出门的理由看起来合情合理：不去远的地方，不是出席正式的场合，不在外面停留太久。小区和周围生活设施的紧密结合也让这些理由显得无以辩驳。“要是真有人衣冠楚楚到菜市场、超市，才会被另眼相看。”在他们看来，慵懒随性的生活里透着海派的余韵。

　　当穿睡衣的习惯久远而牢固，那就是一个文化的标签。旧社会，睡衣通常属于两种人群：一种是有钱人，显示悠闲；另一种是娱乐场所的人，比如舞女，显示风韵。新中国成立后，睡衣逐渐普及。在20世纪70年代，上海人穿睡衣上街一度成为城市景观，是追赶时髦的潮流，“睡衣漂亮”、“睡衣显示我生活得比较舒适”是那个时代追赶潮流的人普遍的想法。时髦的浪潮拍过之后，余下更多的是穿衣的惯性，加之传统生活空间的狭小，“图方便”的睡衣特质就沿袭下来。

　　上海热线网上的名为“上海人爱穿睡衣上街，你怎么看”的调查显示，截至目前，认为是“素质低，不文明的表现”的占多数，但也只有42.03%；认为“很正常没有不文明，只是图个方便”占到33.95%；而选择“上海人穿睡衣上街很正常，看不惯就不要看”的也有24.02%。也就是说，不反对穿睡衣的人数相加倒是超过了半数。

　　作为土生土长的上海人，李恺艳就是不反对者中的一员。在弄堂里生活了将近14年，李恺艳虽然也觉得人们穿睡衣出门有点不雅，但那股“市井的亲和力”还是让她有天生的好感。

　　至于丢脸不丢脸的问题，这位上海“土著”80后说：“只要我们上海人自己不觉得丢脸，那么这个脸是丢不到哪里去的。估计那些专家和官员不是上海人。”

　　一些网友也对各个社区开展的文明着装劝导活动提出了反对意见。天涯论坛上有关上海“睡衣帮”的讨论帖中，就有网友留言说，看过劝导活动的新闻视频，“很多老奶奶貌似穿的不是睡衣，就是宽松点的衣服，居委会一帮老阿姨就哄上去了。没天理”。

　　看来，上海世博会的现代文明不得不面对这个最强有力的对手：穿衣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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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强制塑造

　　公民性格”？

　　这场关于穿衣的上海滩拉锯战已经有几年光景了。

　　齐八小区一位姓居的老住户清楚地记得，市长俞正声在接受香港记者吴小莉采访时说，筹办世博会有三项计划，相比市容整治和窗口服务单位的服务素质这两个方面，上海在市民文明状态的改观方面进展迟缓。理所当然的，穿睡衣就是俞市长所说的难改的陋习之一。

　　上海市社科院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杨雄在2006年曾经主持过“上海市家庭文明状况调查”活动。该调查结果显示，“穿睡衣外出等现象未得到明显改观。16.5%的人表示自己或家人经常穿睡衣外出，25%的人表示有时会。”穿睡衣问题的严重性被反复提及。

　　该报告公布后，被国内外媒体广泛引用。让杨雄真正感到上海的国际形象会因为睡衣问题受损的一个事例是，上海的一个外国留学生专门跑来跟他说，自己的妈妈在英国看到了杨雄他们的调查报告，非常吃惊：“上海竟然还有穿睡衣外出的”，还特地把报纸拿给在上海的孩子看。

　　“外国人觉得这是个很大的新闻，很在意。”杨雄说。

　　对于睡衣上街的另一种“危害”，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所的张念认为，“公民理性就是保持着一种在乎别人的存在，同时这种在乎是以相对冷漠的距离感体现的。但睡衣是一种信号，取消了这种公共理性的距离感，会让陌生人产生不适”。

　　尽管居委会的人员在做工作时注意分寸，“不像警察管闯红灯的驾驶员那么严，板着个脸”，但在一些学者眼里，基层政府有组织的劝导活动，还是带有强制色彩的。

　　在杨雄看来，穿睡衣上街确确实实不符合国际礼仪，是应该改的。但这也“不能说是一个道德问题，甚至不能上升到上海人的文明素养问题。有时候我们把它放大了”。

　　复旦大学社会学教授胡守钧认为，居委会可以倡导不穿睡衣上街，但是无权禁止或变相禁止。虽然他本人坚决不赞成穿睡衣出门，但也反对强制或半强制性地禁止居民穿睡衣上街：“比如当年上山下乡，说是不是强制性的，但我劝你下去，给你办学习班，学习毛主席著作，你学烦了就同意下乡了。如果沿袭这东西，我觉得不好。”

　　“世博会比较理想的状态是，一方面提高政府的效率和依法执政的水平，另一方面提高居民的自主意识、主体意识，而不应该是政府管得过细、过死，包揽一切，那样社会和居民的自主意识就会萎缩。要充分发挥每个居民的积极性，以参与办世博而自豪。”胡守钧说。

　　在远离世博区域大约一两个小时车程之外的虹口区日新小区，早在去年年底上海世博会倒计时500天时，就根据自身情况，主动开展劝阻居民穿睡衣出门的活动。时至今日，居委会的负责人已经不愿再谈起此事：“我们现在的主要工作不是这个，每(倒计时)100天有每100天的行动，我们是按照上面的总体规划来的。现在已经到了‘到马路上劝阻闯红灯’这个阶段了。”

　　而“睡衣裤不出门，做个世博文明人”的牌子现在依然矗立在齐八小区门口。保安室的工作人员说：这个要一直挂到冬天呢，什么时候没有睡衣族了，什么时候才能撤掉。    

　　(据中国新闻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