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做了一个关于“分手代理”公司的报道。在报道里，她竭力作出公允状，但实际上，她非常不理解这种公司何以会出现。晚间聚会，她说，找“分手代理”公司的都是懦弱的人。这让我立刻想起几年前的一个下午，在街头目睹的一次凶杀。

　　当时正值下班高峰期，又是人山人海的市中心，我急匆匆地走在赴饭局的路上，突然，距我5米远的地方，人们发出一声惊呼，然后迅速后退。在人群退出形成的圆圈中间，是一对年轻男女，男人亮出一把刀，向女人的脖颈扎下去，女人软软地倒下，那个男人又冲着自己的腹部连扎三刀，随后抱着女人坐在血泊之中。一切都发生在瞬间，根本不容周围的人作出反应，我也像被钉住了似的站在那里。

　　第二天，报纸报道了这桩闹市杀人案，并讲述了前因后果：那对男女是大学生，已恋爱两年，临近毕业，女方提出分手，男方不允。出事前，俩人在事发地附近的咖啡馆已争吵了一个下午，最后争吵升级，男方拿出了早就准备好的刀子。

　　事后我想，如果在那之前，有人耐心调解；如果那天下午，他们两个人没有直接相对，惨案或许能够避免。怨恨可能还会长期存在，但不会以这么惨烈的方式爆发。

　　这也许就是“分手代理”公司出现的心理基础吧。面对分手，人们需要回避尴尬，需要一个中间媒介缓冲双方的情感对峙。但有人强烈反对“分手代理”公司的出现，认为它和卡拉OK一样，都是现代人情感表达退化的表现，是现代人习惯于借用媒介传递感情造成的恶果，和传统文化相悖。但反对者显然忽略了一个问题，那就是，不论何时何地，人的情商和表达情感的能力总会有高有低，大部分人都是未经过专门心理训练的凡夫俗子，在所有需要强烈的情感表达的场合，总有点手足无措。如果有一种方式可以帮助人们消除尴尬，可以避免那种激烈冲突的发生，它就有存在的必要。

　　但“分手代理”或许没那么简单，因为它面对的是人深不可测的内心和千奇百怪的感情个案。那些分手代理公司的创建者，却多半是涉世未深的热血小青年，处理手段也十分简单，无非是发邮件、打电话、代送分手礼物，这样简单的手段，可能会帮当事人避免一时的尴尬，却往往埋下深远的隐患。一些牵涉到婚姻的个案，代理公司为达到促成当事人离婚的目的，采取恐吓、非法取证的办法，已经进入法律上的灰色地带。

　　但不管怎样，“分手代理”已走进我们的生活，并成为一个另类的热门行业。“分手代理”一词，也在2007年8月出现在教育部公布的171个汉语新词之中。当然，内心深处，我们恐怕都在拒绝这种想象：有一天，我们推开“分手代理”公司的大门，并成为他们的顾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