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南山院士日前来上海作报告。末了，钟院士被问到对医生“红包”问题的看法，提及他的亲友如果生了病要动手术，据说也会咨询他一下，要不要送红包呢？钟院士挠头了：这确实是个很难回答的问题——钟院士的结论被报告会主持人概括为：红包当然是应该给的，但不该是病人给，而应该是国家给。

　　其实，说到医疗，还有各种各样更“暗”的另类“红包”，比如医生开大处方可以提成，有些县级医院甚至规定了开一张就发多少奖金的量化标准。通过药价加成与分成的“潜规则”，医院的“红包”越来越大。患者及家属对此怨声载道，学者与媒体痛心疾首，代表委员更是年年提案议案不依不饶，这一顽症却难以根治。

　　很巧，就在钟院士为医生“红包”问题挠头的同一天，国家真的给出了一个大“红包”——公立医院改革试点启动，相当醒目的是其中有这么一条：改革公立医院补偿机制，逐步取消药品加成政策，实现由服务收费和政府补助来补偿的机制。

　　千呼万唤的“医、药分离”体制，终于有了呼之欲出的一天，虽然还只是“试点”，离终点还遥远，但仍让人神清气爽。

　　中国的医、药不分，被千夫所指N年了。奇怪的是，当事三方包括我们认定的渔利者，却都满腹的苦水、满腹的委屈。老百姓抱怨药价太贵，生了病也不敢进医院、不敢吃药；公立医院抱怨国家下拨资金杯水车薪，诊疗费廉价得也就是两张地铁票，根本不足以支撑医院的正常运转与发展，以药补医是迫不得已；药厂也跟着叫唤，说药品出厂价很低，十几元的药加价到几十元甚至上百元，是中间“提成”的人多，赚得盆满钵满的不是我们呀……

　　5年前，就有高层官员一针见血：在我国，相当一部分药品从出厂到卖给患者，中间价格增加了十倍，“有很多违法的事情在里边”。

　　现在，“以药养医”的体制，开始向终点蹒跚而行了。如果试点成功，把医、药分开推向全国公立医院，违法的黑手将郁闷地缩回，医风医德有望改善，紧张的医患关系将被缓解，贫富之间对优质医疗服务资源的享有也不再天差地别。一个好的体制，会让坏人不敢做恶；一个漏洞极大的体制，会让钻空子的人越来越疯狂，不钻的人反而吃亏，等于变相怂恿好人变“坏”。

　　所以，过去一些极端患者把板子往医生身上打，实在是找错了方向。

　　试点，最突出的矛盾，是国家发的赎买医、药分开体制的这个大“红包”，钱从哪里来？大“红包”众目睽睽，不像小“红包”那样无人监管，几成无底洞，怎样的度才能让患者和医者都满意？

　　再难，政府也得掏这个“红包”。去年出台的新医改方案，有这样的表述：“基本医疗卫生制度作为公共产品向全民提供”、“逐步实现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的目标”——中国因改革开放而带来大量的物质积累、货币积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也该让百姓从医疗等公共服务中分享改革的甜美果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