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强常去的夜总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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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君，在我脚下！

　　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背后是古街“十八梯”。这里曾是进入重庆中心城区的必经之路，而今活似一个被遗弃的地下世界。3块钱，你可以在这里喝茶、擦鞋、吃面、理发、算命，或者看一场录像，小黑板上的第一场是《反贪风暴》。10~15元你就可以开房，彩电、淋浴、“全新被套”。

　　现在看来，公元2000年对于文强和这座城市都是一个不寻常的年份。这一年的9月19日晚，文强正与公安局局长在时任重庆市委书记贺国强处研究办案工作，20点左右，他们接到情报说杀害28人的嫌犯张君现身，贺随即作出批示，要求周密部署。

　　关于张君被活捉后文强的表现，媒体已经描绘过多遍。这位公安局副局长飞奔而上，一脚踏在张君脸上，然后用手机向上级汇报，上级问在哪儿抓获，他回答：“在我脚下！”这位爱系LV腰带的警官此刻犹如武侠小说中一场终极决斗的胜者。

　　文强的声誉此刻达到顶点。他1992年进入市公安局，“张君案”后官至正厅，其后又成为常务副局长，他用了8年时间爬完了“十八梯”，正在逼近权力的中心。

　　1955年，文强出生于重庆西郊的曾家镇，这里原属巴县，后被划入沙坪坝区。他在兄妹7人中排行第三，上有一兄一姐，“文二哥”由此得名。1972年，文强下乡插队。1977年，文强考上四川省公安学校（四川警察学院前身）。上世纪80年代初，文强与在当知青时认识的同学周晓亚结婚。后来，文强进入巴县县委，开始了进城之路。

　　在发展经济的压力下，重庆很快放开了歌厅和舞厅，市里还要求公安局为了经济发展，放松盘查尺度，五星级和四星级宾馆都不查了。市场经济的发展为后来黑社会势力的发展提供了资金支持，大批进城人口则成为他们取之不尽的马仔资源。

　　此时，文强在巴南区公安局任职。重庆官场素有“巴南帮”之说，盖指原巴县（巴南区）出身的官员较富草根性和江湖气，在官场上亦能抱团。1991年，巴县原县委书记张文彬升任重庆市委副书记兼政法委书记，1992年，一直受到张青睐的文强调入市局，分管刑侦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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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二王”

　　1997年重庆直辖撬动了这座城市的欲望，并且为身处其中的人们提供了充分的遐想空间。历史上的7次大移民后，重庆又开始了新一拨的移民潮，这座城市承担了三峡库区85%以上的移民。

　　有一个叫岳宁的小伙子，从日本留学归来，在市歌剧团旁边开了个药膳饭馆，积累起自己的第一桶金。

　　一个叫谢才萍的小镇女人，1995年托关系来到重庆主城区，一开始在路边摆火锅摊，总有各种各样“文强的朋友”来托她办事，甚至只是求她挂个名字防止马仔骚扰——谢是文强的弟媳。在犹豫了一段时间后，她决定接受朋友的建议，“邀请大家玩牌”。

　　一个叫赵利明的刑警，出身南下干部家庭，外表看起来文质彬彬，他用了8年时间，从县公安局普通刑警做到了重庆市公安局经侦处副处长。2000年以前，他还未曾向文强行贿求官，而是一心想着凭自己的能力获得晋升。

　　要过一些时日，他们才会粉墨登场。重庆，现在还是“二王”——王渝男与王平的时间。

　　王渝男出身公安大院，自幼习武，因为背景深厚，据说他后来开设地下赌场谋利，从未被查封过。而王平则出身草根，重庆直辖后房地产业高速发展，“钉子户”层出不穷，由此也诞生了针锋相对的“打手”行业。王平以“打手”起家，最终与王渝男在江湖上平起平坐。

　　和以后的“老大”们不同，“二王”并不热衷于商业和公司化运作，而仅仅满足于开赌场赚钱以及收保护费。一位老板就说，你在解放碑开个馆子，手续办齐后，还要到王平那里去报个到。

　　文强并不回避与“二王”的交往，广为人知的一例就是高调参加王平女儿的婚礼。和许多山城走出的下层子弟一样，文强没有什么高雅爱好，结交三教九流并常以兄弟相称。在传统政界人士眼中，文强或许算不上一个人物。一位熟悉重庆官场的人士说：“有谁请他去组织系统说话，我看是要帮倒忙。但他在自己的领域呼风唤雨，也用不着去和他们打交道，大家保持一种微妙的关系。”

　　2000年，中央发动第一次全国性打黑除恶专项斗争，王平远避美国，王渝男则被一查到底，最终被判处无期徒刑。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刚刚因为“张君案”而达到职业声望顶峰的文强，在一个多月后就因为“白云湖枪案”开始在民间累积恶名，关于“文二哥”被双规的传闻，自此10年未有中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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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城暗夜

　　“二王”已去，重庆的各方势力重新酝酿、洗牌，新的时代开始了。

　　白宫夜总会在昔日重庆最豪华的万豪大酒店的负二层，是文强最喜欢去的地方，是他的第二办公地点。这里是他的江湖，也是夜晚执行家法、稳固权威的宫殿。在那个地方，文强是当之无愧的老大。他搂着那里最漂亮的女人，任何他叫来包间的人都要向他个人效忠。

　　夜总会的拥有者岳宁，也早已不是当年那个开饭馆的毛头小伙子。1998年至2001年，他承包了南岸扬子江酒店内的热浪迪士高、美容厅，通过暴力威胁、打砸周边发廊等手段，为商业利益扫除障碍。在那里，他积累了足够的实力进军主城区的娱乐业。从2006年开始，白宫每年有六七个月的月营业额开始超过200万元。而据岳宁在法庭上说，这些钱只是酒水收入，还没有包括小姐卖淫所得。

　　文强在2003年成为重庆市公安局常务副局长，此时他开始分管重庆市公安局办公室、监管总队、刑警总队。这一年，在万豪酒店大堂，经人介绍，岳宁认识了文强。此后，岳宁便搭上了线，并先后3次送给文强2万元人民币、18万港币和5000美元及皇家礼炮洋酒一瓶。

　　谢才萍在2000年之后开设了自己的赌场。从庭审记录来看，文强对送钱的人甚至是自己的亲戚从无直接的包庇。但总有股无形的气场保护着这些与他有利益往来的人群，这点更能通过文强弟媳谢才萍经营的赌场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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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好的时代，最坏的时代

　　但文强的业务仍然过硬。在他任公安局副局长和常务副局长的16年间，市里的一些重要案件必须经由文强处理，他的刑侦能力在公安系统内部乃至全国都是有口皆碑的。

　　这是最好的时代，也依然是最坏的时代。有人说重庆的名片应该是“最中国”，至少，从广袤的农村和艰难的社会转型上看是如此。1997年后，万县、黔江、涪陵以及5个少数民族自治县（这些曾是川东最贫困的地区），被划进重庆区域，这座山城一夜间变成了人口最多的直辖市，其3002万的人口数量是国内另外3个直辖市人口总数的75%，而其中更有2000万的农村人口。

　　在此过程中，按照重庆大学教授蒲勇健的经济分析，低估生命价值的贫苦人群与“风险偏好的人”，即亡命之徒之间达成合作——亡命之徒中的一部分因为互相争斗或者被捕入狱而消亡，另外一些持续获取高收益。这些侥幸逃过风险而获得高额利润的人成为了黑社会的老大。

　　而在重庆市交通、物流、能源、建筑、娱乐等相对垄断的行业中，都可以见到黑社会的影子以及政府内的保护伞。

　　《南方都市报》调查了重庆黑帮发展史，将2000年以前视作黑社会的“草创时代”，它们的盈利模式简单直接：开设赌场兼放高利贷，属于“黄、赌、毒”初级阶段。而在《重庆日报》一篇《重庆打黑除恶，历届不辍》的文章中，直辖之初的黑社会被定义为“大大小小的恶势力团伙”，“他们巧取豪夺，杀人越货，无恶不作，严重破坏了社会稳定”。

　　现在，重庆的黑社会进入了“逐利时代”。现在，岳宁、谢才萍们终于迎来了属于自己的时代，也不只是他们，在重庆市公安局内部的打黑成果展中，有一幅文强及其所保护的黑社会性质团伙的组织架构图。在这幅图中，文强为金字塔塔尖，下面分别是文强的“四大黑将”——重庆市公安局刑警总队原副总队长黄代强、治安总队原总队长陈涛、公交分局原副局长赵利明、垫江县原副县长兼公安局长徐强。通过这“四大黑将”，文强为“六大黑帮”提供“保护伞”：陈明亮团伙、龚刚模团伙、岳宁团伙、王小军团伙、王天伦团伙、谢才萍团伙。

　　这些在“二王”时代还不知所踪的人们，最终走上了同一个十字街头。

　　在公安局内部，一些跟文强相熟的警官都不以职务相称，而是亲热地称他“强哥”。一位接近文强的社会人士称他很讲义气，喜欢照江湖规矩走，不按法律办事。而任副局长时，公安局的管理比较松散，“只要你能把事情办成，怎么做他不管”。

　　文强的联系系统，就像是一个油辣火锅，这里面有黎强和王天伦一样垄断运输和猪肉市场的涉黑亿万富翁和政协委员，也有夜晚提供第二会客厅的娱乐场所老板们，当然还有开设小赌场的文强弟媳以及各色官员。而文强始终在这个锅里不停地打滚，并逐渐跟锅里各味的调料、腥红的汤底融为一体。

　　□据 《南方人物周刊》

　　和许多山城走出的下层子弟一样，文强没有什么高雅爱好，他喜欢结交三教九流并与其以兄弟相称。一位参与文强专案组工作的律师看完卷宗后非常惊讶：“作为一个高官能层次这么低，让你不由得感叹：别的地方的（同级别官员）要勾结，也都是和大富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