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崎宏大夫在为一名儿童诊断。 （资料图片） 　　山崎宏在展示济南市红十字会颁发给他的荣誉证书。 （资料图片）

　　山崎宏是侵华日军赤柴部队的随军军医，在战争中当了逃兵，从此滞留在中国济南，如今老人已经102岁。几十年来，山崎宏一直坚持每周六日给济南市民免费看病，替当年的战争行为赎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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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儿科大夫

　　2010年春节前几天，一场突发的冬季流感，让位于济南市区南部的“七里山诊所”挤满了就诊者，这里就是儿科大夫山崎宏出诊的地方。

　　山崎宏大夫真的很老了，白眉毛长长的，遮住了一对小眯缝眼。这位102岁的寿星，患有白内障，耳朵也聋得厉害，和患者之间的交流，完全依赖经验。他拿起听诊器搁在一个小儿的胸口，告诉孩子的奶奶：“嗓子呼噜呼噜的，感冒了。”孩子的奶奶说：“我小的时候就是山崎大夫给我看病，我的孩子生病也是找他，现在轮到了我的孙子。”

　　日本人山崎宏，在济南居住了70多年。1937年，29岁的山崎宏是侵华日军赤柴部队的随军军医。他离开家乡冈山，来到中国。命运让他留在了济南。小城悠然的生活节奏，常使他忆起宁静的冈山。而济南的孩子从小就听说，在七里山生活着一个不回日本的“鬼子大夫”。

　　研究抗战史的北京报告文学作家方军，20年来一直在跟踪采访健在的侵华日本兵。据他介绍，战后向中国投降的日军128万，现在活着的不到13万。当年参战日军平均年龄25岁，现在绝大多数已去世。生于1908年11月25日的山崎宏，无疑是日本战败迄今滞留中国时间最长、有资料可查的最后一个“鬼子兵”。

　　因为严重的耳背，我和山崎宏的对话多数时候要靠笔谈。像老一辈的日本人一样，他看得懂、也能写繁体汉字，习惯使用的还是中国已经荒疏的书面语。我们说的“热闹”，他喜欢写成“繁华”。

　　“你哪年来到中国？”

　　山崎宏提笔写道：“七七事变。”

　　山崎大夫兄妹三人。父母在山崎宏12岁的时候双双病死。姐姐把山崎宏带大。山崎宏还有个哥哥，日本的传统是长子继承制，有弟弟在，哥哥就不必去服兵役。山崎宏说：“兄弟两个，怎么也得去一个。我小，所以我去了。不然会被枪毙。国家宪法规定的。”

　　据方军接触到的日本兵讲，日本当年几乎家家有军人，不少日本女人以上前线慰安为荣。如果有人逃避兵役，村公所就会喊来几个人，一声吆喝把这家的房子拉倒。在当时，不效忠天皇是不可饶恕的。

　　山崎宏不愿意打仗，但是不敢说。来到中国之前，他在老家已经有了一个情人。说起这个情人，老人有些不好意思，“有是有，但是没结婚”。    

　　2

　　留在济南

　　认识山崎大夫20多年的刘谟桐大夫讲，山崎宏的从军经历只有短暂的几个月，因为看不惯日军烧杀抢掠，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独自出逃。他希望从山东乘船回日本，但是阴差阳错留在了济南。

　　不知是耳朵真的很背，还是一上午的出诊让山崎大夫有点疲倦。这段历史，他始终没有完整地亲口讲出来。一个身陷虎狼堆的日本兵能否具有如此高的觉悟，是令人怀疑的。

　　我检索到一家济南报纸对山崎宏的报道，又提供了另外的版本：山崎宏在部队中违反了规定，为了逃避惩罚，只有选择做逃兵。回日本也要受罚，于是留在了山东。

　　这个版本相对合理，但还不能完全打消疑虑：在中国，一个落单的鬼子兵如何能够做到不被仇恨淹没？

　　我问山崎大夫：“为什么留在济南？”

　　老人似乎有意打岔：“毛主席说了，打仗好多年了，日本也穷了，一分钱也不朝日本要。所以，我要报恩啊。”

　　老人说的这段历史，是指新中国成立后，我国主动放弃了对日本侵华战争的索赔。

　　我继续在纸上写：“留在中国艰难吗？”

　　山崎大夫笑了：“难的时候都过去了。毛主席说了，愿意回日本的回去，愿意留在中国的继续改造学习。我听毛主席的话，留下来了，能有什么困难？”

　　“难道你不想念日本吗？”

　　他很坦然地告诉我：“老家都没人了，想那些没意思。现在我就等死了。”山崎宏突然想起一件往事：当年他在冈山的家人收到军方寄来的一个骨灰盒，原来失踪军医山崎宏被列入了战死者名录。但是，家人打开骨灰盒，发现里面盛着3块儿小石头。

　　“你说可笑不？”山崎大夫眯缝着小眼睛，笑得很开心的样子，“就3块儿石头，那就是我，我早就已经死掉了。”

　　3

　　行医赎罪

　　我问山崎大夫：“为什么赎罪？”

　　他语气加重了：“打仗打到别的国家，当然有罪。”

　　“战争是日本政府发起的，你有必要为日本政府赎罪吗？”

　　山崎大夫认真地说：“日本皇帝犯了错，参加战争的日本人也犯了错，都是有罪的人。”

　　让方军一度也感到困惑的是：山崎宏逃离部队后滞留济南的前因后果，始终语焉不详。从卢沟桥事变到日本投降的8年里，关于山崎宏的信息只有两句话：他当了逃兵，路上中国人给他一些食物，他要报答中国人的恩情。后来他重操旧业，做了一辈子大夫。

　　随军军医山崎宏这段隐秘的个人史，难道被更为惨烈浩大的战争史吞没了？假如山崎大夫本人不愿讲，就没有人能够知道答案。方军想到通过查阅山崎宏所在日军档案，去寻找答案。

　　在《天津史志》中，方军发现了赤柴部队的踪迹。1937年8月21日，由日军第10师团步兵第10联队主力组成的右侧掩护队，向静海进攻。这是赤柴部队在中国作战的开端。此时，正是随军军医山崎宏开赴中国战场的时期。

　　《天津史志》对赤柴部队在天津的暴行，有明确记载的达10次之多。比如：“1937年8月5日赤柴部队围攻杀死我29军37师驻府君庙1个排的守军，又进村逐户搜查杀人，36人死于刺刀下，其中妇女都是被奸淫后杀死的。”

　　方军认为，这只是赤柴部队所干坏事的一小部分。

　　山崎大夫后来告诉方军，自己是和另外3个一起逃亡的，时间大概是日军攻入济南不久。一支部队有4个人逃亡，这在侵华日军中也是一件耻辱的事情。但是随后赤柴部队一路紧急南下，显然没顾得上追杀逃兵。

　　1938年4月6日，赤柴部队在台儿庄战役中作为日军主力，被中国军队最精锐的汤恩伯部队集中约40个师的兵力围歼消灭。方军相信，军医山崎宏如果没有逃脱，一定会在中国军队的强大炮火前化为灰烬。

　　山崎宏回忆，他一路要饭，试图往山东半岛的尖上走，后来就留在济南一家仓库当上了保管员。

　　方军说，从常识推断，如果山崎宏无心谢罪，在日本人占领山东那些年，四处流浪的他完全有机会重回侵略者阵营，而不必沦落到受中国人接济，但是山崎宏没有。日军在山东恶行累累，山崎宏没刻意隐藏身份，居然在济南长期生活下来，可见他并没做过杀人放火的亏心事。

　　4

　　“为人民服务”

　　山崎大夫的家就在诊所旁。他和63岁的女儿一家一起生活，女儿女婿都退休了，外孙在公交公司上班。这是一户普通的济南平民家庭。

　　山崎大夫的中国妻子比他小11岁，是1947年山崎宏39岁时，别人撮合的。但她在40岁的时候就得病死了。

　　山崎大夫每月退休收入有5000多元，但是生活非常简朴。他喜欢吃日本产薄荷糖。饭桌上常见的是老济南常吃的馒头、粥、咸菜。四川地震，勤俭的山崎大夫却让女儿帮着捐了很多钱。

　　女儿说，小时候很怕父亲。生活中的山崎宏还能流露出武士道式的严肃，让女儿相信了那些描写日本人刻板性格的影视作品都是生活中真实存在的。女儿一家对日本知之不多，她感觉父亲身上唯一残留的日本习俗，就是每天早晚用冷水洗澡，一直坚持到他95岁。

　　中日关系正常化之后，山崎宏成了名副其实的民间大使。他的远亲在和歌山政府工作，1983年在山崎宏的牵线搭桥下，济南与和歌山结为友好城市。

　　山崎宏为济南市民免费行医，为战争赎罪的报道，在日本传播很广。前日本首相中曾根为他题词：“大道无门。”

　　山崎大夫说：“大道都无门框，不能守旧。孔子说‘生于斯，逝于斯’，照孔子的说法，我本应回到日本国生存，但是，我要用实际行动谢罪，要一生感恩。”

　　方军认为，中曾根对山崎宏的赞扬别有深意。“大平正芳、田中角荣、中曾根，好几任日本首相当年都打过中国。也只有这些侵华战争参与者，才知道15年战争给中国的伤害太严重了，所以他们才力挺两国走向和平。他们明白，山崎宏也明白，日本应该反省谢罪。”

　　这些步入暮年的老人，和早年陷入战争癫狂的鬼子兵有了天壤之别。方军说：“我认识这些老鬼子兵的时候，他们都骂自己当年是‘八嘎’，北京话就是‘傻帽’。说再也不会傻到去别的国家打仗了。”

　　2009年10月，山崎宏获得日本总理大臣奖，表彰他对中日民间交往所作的贡献。老人对得奖很淡然，唯一让他感念的，是在山东大厦举行的颁奖宴上，日本领事夫人特地为他做的那顿香喷喷的红豆饭。那是家乡的味道。

　　晚年山崎宏还做了一件为济南人称道的事情，他向红十字会申请无偿捐献遗体供医学解剖。女婿说，因为山崎宏一直保留了日本籍，申请没有章程可循，所以一直申请了4年，济南红十字会才最终批准了他的请求。

　　老人终于实现了自己的夙愿，把自个儿完完全全奉献给了济南这座待他不薄的城市。“他就是毛泽东说的那种‘纯粹的人’。”方军称赞说。而山崎宏习惯挂在嘴上的一句话是：“我来日不多了，有生之日，要多为人民服务。”

　　（据《南都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