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第二胎，能在多大范围内成为人们新的权利，还是未知数。 （资料图片）

　　30年前，党中央在“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的公开信中提出：30年后“也就可以采取不同的人口政策”。

　　如今，计生政策实行已逾30年，中国也已站在社会老龄化的门口。人口政策的转折时期是否已经来到？

　　1

　　在微妙的

　　时间节点上

　　有关计生政策的调整言论上演了多次罗生门。在人口政策三十年这个节点上，一切都变得微妙起来。

　　2010年1月19日，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组长李克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在考察人口计生科研、管理服务工作时，提出要把“人口压 力转换为人力资源优势”，且主题思想由“人口控制”变为了“人口发展”。此时计生“第一总指挥”对计生工作的“先期”发言，让许多人纷纷猜测：“计生政策真要转向了？”

　　近两年，对“人口政策”的研究讨论，一直在学术界争论不已，并呈从学界向政界蔓延之势。

　　1月24日，有京城媒体报道称，北京市人口计生委副主任彭彧华透露：“生二胎的条件有望放宽，此外北京市有望取消妇女生育两胎须间隔4年的规定。”

　　然而仅仅一天后的1月25日，彭彧华却向媒体澄清“本市将稳定现有的计划生育政策不放松，该媒体报道严重失实”。

　　多方猜疑中，2月4日，国家人口计生委副主任赵白鸽于“南方十二省人口计生委主任座谈会”上强调：“实行计划生育是党和政府从我国国情出发所采取的重大国策，‘十二五’期间，必须坚持稳定现行生育政策不动摇。”

　　这一幕，让人联想起2008年两会。当年2月28日，路透社引述国家计生委副主任赵白鸽的话，称中国将渐进式地改变(独生子女)政策：“我无法回答中国何时会做出决定，但这已经成为决策高层最重要的议题。而计生委计划进行认真而负责任的研究，但要避免突然的改变，以免引发生育高峰。”次日，香港《文 汇报》就此询问计生委，一名宣教司人士却极力否认，称此报道“不属实、不准确”，稍后将在官网上公布消息不属实的声明。

　　时隔两年，这番如罗生门般的争论又再次上演，社会对调整计生政策的呼吁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而此刻，知名民间学者易富贤却因这一蹊跷的现象，认为高层态度有微妙变化。

　　易富贤多年前就开始呼吁人口政策调整。2008年以前，定居于美国的妇产科医生易富贤曾尝试在国内各大网站上发表自己的观点，但他称，其发表的帖子 在短时间内都会“神奇”失踪。

　　在易富贤看来，在人口政策三十年这个重要节点上，产生这种种变化，意味着调整人口政策的微妙期已经来临。

　　更具有风向性的事件是2010年即将进行的第六次人口普查，由李克强副总理担任组长。以前的组长只是国务委员，而这次普查的组长却由常务副总理担任，可见中央对这次普查的高度重视。

　　2

　　二胎，权威学者从反对到赞成

　　保守派权威、计划生育政策的副总设计师田雪原忽然抛出 “二胎方案”，而长期支持计生政策的国情专家胡鞍钢也呼吁起人口政策的重新调整。

　　要求人口政策调整的序幕一经拉开，便来势汹涌，更从体制外向体制内蔓延，甚至第一次出现了一些保守的人口学者“转舵”，人口学界分裂成两派。

　　2009年末，中科院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社科院人口研究所原所长田雪原分别在《经济参考报》和《人民日报》上撰文，呼吁调整人口政策。

　　著名国情专家胡鞍钢，多年来一直是计划生育政策的积极支持者。在2000年“十五计划”时曾向有关方面述称，“必须坚持计划生育政策”。事隔十年，他却在《经济参考报》上撰文要求放开二胎生育。

　　胡鞍钢最初赞同计划生育政策时提出中国人均资源紧缺，应当进行人口控制以防超过资源和环境承载力。但是现在他提出：“随着科技和生产的发展，现在的资源已经能够承受起人口政策的调整。”

　　胡鞍钢认为，进入21世纪后，中国社会将面临“加速的少子化”和“加速的老龄化”的挑战，第一代以控制人口增长过快为目标的人口政策已经不适应社会实际情况。

　　此外，2009年7月份，在中国社科院召开的一次高规格的研讨会上，绝大部分与会者坚守“一胎政策”，但田雪原却提出“二胎方案”：夫妻双方有一个为独生子女的，可生二胎。

　　这样一位“领军人物”的忽然转向，无疑给国内人口政策讨论抛出了“重磅炸弹”。

　　民间学者何亚福更多的把视线集中在人口老龄化的速度上，其认为到了2020年，我国的老年人数量将达到2.28亿人。对于中国人口来说，21世纪上半叶可划分为两个阶段：前20年就业压力大，后30年养老负担重。

　　与保守派学者的转向不同。即使到三十年这一节点，计生委仍未有调整人口政策的任何正式表态。记者多次联系计生委官员，对方婉拒了采访。

　　3

　　二胎政策，放还是不放

　　人口学者顾宝昌教授认为：“中国现在的生育率已经低于世代更替水平了，二胎应该放开。”而国务院参事马力认为，实施普遍的“二胎”政策，目前条件还不成熟。

　　据计生委的预测，到2030年中国60岁以上的人口将达到3.55亿，成为不折不扣的“银发社会”。

　　在老年人口急剧增加的同时，生育率也下降到低水平。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全国生育率只有1.22；2005年的1%抽样调查结果显示，当年总和生育率为1.33。

　　“2.0左右的生育率是人口世代更替水平，高于这个水平人口会增加，低于这个水平人口会减少。以这个数据为标准，中国现在的生育率已经低于世代更替水平了，二胎应该放开。”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的顾宝昌教授说，“我们已经为这个政策的放开努力了十年。”

　　另外有学者从经济角度论证人口政策调整的急迫性。全国的消费能力绝大部分是由青壮年劳动力提供，青壮年人口比例的下降将导致消费的萎缩。“老年人的消费是跟劳动人口的消费无法比较的，一旦劳动人口下降，就会降低整个社会的消费能力。此外劳动人口还必须抚养庞大的老年人群，可消费的能力就更低了。”易富贤对记者说。

　　而田雪原认为，过去的三十年被称为中国的“人口红利”期，但如果始终不调整人口政策，不断加速的老龄化，将对经济社会发展构成严峻挑战，“人口红利 ”将慢慢变成“人口负债”。田雪原说，目前他所建议的人口政策调整，并不是动摇计划生育国策，也不是否定独生子女政策，恰恰相反，在上世纪70年代末计划生育政策制定的时候，就早已经定好了30年的时限。

　　而全国人大代表、国务院参事、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原主任马力在两会期间称：“即使从现在开始实行普遍的‘二胎’政策，也只能将老年人口在峰值时的占比由31%降到29%，只能稍微缓解老龄化问题，但不能解决问题。”她认为，增加就业率，提高劳动者素质，挖掘老年劳动者潜力，是解决社会老龄化问题的重要举措。

　　她称，今后有可能在试点基础上逐步允许“单独”家庭生育两个小孩。但要实施普遍的“二胎”政策，目前条件还不成熟。

　　4

　　“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

　　据中国人民大学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室主任侯东民介绍，目前人口学界的主要研究中心在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和各级社科院。这一易富贤描述的“不足300人，却决定了14亿人命运”的群体，现在已经分裂成意见对垒的几大阵营，彼此各不相让，谁也说服不了谁。

　　侯东民始终坚持一胎政策不能放开。“中国人口基数本来就大，如果放开，资源、环境根本承受不起。”他向记者解释，“比如说，我们是消耗钢铁的大国，现在50%依赖于国外，棉布人均只有六七米，衣服只有六七件。他们老是光拿老龄化的事说要放开生育政策，但是根本就没有考虑到经济、环境、资源的综合因素。”

　　“现在人口学界的格局就是：以田雪原、蔡昉为代表的大多数意见是全部放开二胎；计生委认为只能放开独生子女二胎，并且现在也是这样在做；而小部分学者，像我和李小平等就在苦苦坚持一胎不放开。”侯东民对记者说。

　　当全国在20世纪70年代统一口径“一胎化”时，时任山西省委党校教师的梁中堂却提出放开二胎政策，并通过种种渠道获得了“晚婚晚育加间隔”的二胎试点——山西翼城，用25年的时间证明了放开二胎不会导致人口暴涨。

　　易富贤称，中国人的生育意愿并没有有些专家想象的那么高。“计生委曾经做过一次调查，调查结果显示中国人平均生育意愿在1.7~1.8之间。也就是说，即使放开管制，也不会出现暴增。”“丁克家庭”，“空穴家庭”等无生育子女的现象也在不断显现，在城市，“生得起养不起”的现状也影响着家庭的生育计划，类似于上海这样的“银发社会 ”已蔓延到重庆、新疆等地。

　　去年开始，广东的二胎政策作了一些微调。原来规定，“符合政策可生育二胎的群众”，必须有4年的间隔期。但去年的新政策，取消了4年间隔期，即此类群体可以自由选择生育二胎的时间。

　　尽管上海市人口与发展计划委员会一再强调“坚持一胎化基本国策不变”，但近年来的上海具体措施却在无声地、渐进式地放开二胎，“只做不说”正在成为上海的主要的行为方式。

　　如今，名人、富人超生现象已经随处可见，生育权利不平等现象凸显；城镇居民的抚养和教育条件普遍比较好，但现行计划生育政策推行的是城镇居民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现在形成了条件越好，生育越少的现象。

　　这些矛盾，更待学界和社会去解决。

　　（据《南方周末》）